布拉格号称世界上最漂亮的几个城市之一,已经有无数的照片来印证了。不过布拉格也不是只有美景,还有若干“不那么美”的景点,同样值得参观。最近我去布拉格,就参观了海德里英雄纪念博物馆。

如果你看过电影《类人猿行动》,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不过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读完下面的内容都应该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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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两个和语录有关的小故事:

1918年,俄国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十月革命”,让无数人欢呼“一个新世界的到来”。然而根据1992年新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在苏联成立之初的大饥荒时期,1921年全国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起,1922年判处贪污贿赂罪32587起(当然有相当部分是贪污挪用美国救济总署支援的物资),相比后世认为“贪污受贿的真正转折点”赫鲁晓夫时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惊人:在1957年,犯贪污腐败罪的也只有1800人。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党的干部文化程度太低。列宁说:“真正有政治素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出了铿锵有力的解释。

前不久,我去一位长辈家拜访,他的女儿学习非常好,高考考上全国闻名的X大学之后,今年又要出国深造,值得恭喜。谈到这个话题,他说:“感觉去了X大,毕业出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跟其它学校截然不一样”。我说“似乎是这样,用毛主席的话说,上X大是出国的必要准备,出国是上X大的必然结果”,于是大家相视而笑。在这里,语录又一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说起来,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各种各样的语录似乎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这里我说的“语录”,不仅限于常见的标语横幅,还包括各种名人名言,尤其是革命领袖(近来也包括上古圣人)的语录,似乎其中包含了无穷深奥的道理,用处也无穷广泛(甚至可以用来开些似是而非的玩笑,比如上述第二个例子)。
偏巧,这类语录和我也有点渊源:中学政治课见到了“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之后,我就困扰于一个问题:既然革命导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符合”某种水平的生产力的,为什么生产力水平低于这种程度的时候,要采取其它生产关系?难道同样的生产力,能够“决定”出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为此,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了列位革命导师的著作,终于明白了这问题要怎么解释。同时获得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回头看生活中随处存在的“语录”,凭空多了种奇妙的感觉,也深刻觉得,太过倚重语录,赋予这些语录太多的意义,恐怕并非好事。至少就我所见,这种做法存在三大弊病:

第一,倚重语录,等于把字词从语境中割裂出来,这样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意义。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辩护(而不是解释)。然而我们需知道,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并非普通生活中的“发生”,黑格尔所说的“合理”也并非辩护者所暗示的“正当”。“语录”式引用背后的逻辑是:黑格尔是大哲学家->他的论断是有哲理的->他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发生了的就是正当的。在这根链条上,黑格尔的身份、学说,“存在”与“合理”的哲学意义都不见了,只空余孤零零的几个词和几道巨大的逻辑鸿沟。也正因为倚重语录可能割裂语境,胡适先生当年才会告诫青年学子:做学问,思考问题,不加思索地把名人名言当成论据,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

第二,倚重语录,可能遮蔽对现实的认识。最突出的例子是这类论调:“中国乃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因为)孔子说过如何如何”。我们对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中国文化虽然与“儒”有脱不开的联系,但“独尊儒术”的“儒”,乃是董仲舒解释定调的“儒”,而且即便“独尊儒术”,其实也是“阳儒阴法”,里外两张皮的。再者说,孔子的话,即便真的被广大人命所接受、背诵,充其量也只是生活的希冀或规矩,是否生活的常态和真相尚待考证,怎么能当成论据呢?拿孔子的语录来“证明”中国历史如何如何,搞混了实然和应然的区别,实在是非常大的错误(依我看,上面第一个例子中列宁的语录,其实也有这种问题)。

第三,倚重语录,可能得到看似正确但非常滑稽的结果。语录本身,可能并非逻辑自恰的整体: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告诉大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到了大清洗时期,他又提出要“反击剥削阶级分子的进攻”。前后明显矛盾,但无论争论的过程如何,结果却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判断很英明”。类似的例子,在我国也发生过:文革中,斗争的两派各自援引领袖语录攻击对方,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是xx思想的胜利。这种依靠语录,无视矛盾而直取结果的做法,尤其荒谬。

有人可能会说:外国许多书籍,每一章的开头也引用其它人说过的话,岂不是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就我所见,外国作者虽然有在章节开头引用名人名言的习惯,但多半不会把它们当成倚重的论据,更多的是作为“导入的台阶”或者“辅料”,只起修饰和陪衬的作用——所以总而言之,对负责任的作者来说,语录还是少用、慎用的好。

我国的历史教育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按照马老圣人的“规律”削足适履,另一大特点就是把历史当成“大事记”——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意义是什么,它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教科书上的所谓“历史”,便是这样的简单重复。其结果就是,接受完完整的所谓“义务教育”之后,某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历史竟然一无所知:阳历乃是外来的立法,为什么阳历1月1日会有“元旦”这样本土的名称?“星期”乃是外来的历法,在它传入之前,我们生活的时间单位是什么?……这些活生生的历史问题,“历史书”毫不关心,似乎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感兴趣。
所以,我们只能便带着这些好奇,自己去探寻:

假如我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那么大家说的“元旦”乃是春节;
如果我生活在“星期”没有传入的年代,大家的生活乃是以“旬”为单位的;
如果我生活在晚清、民国,我和普通劳苦大众穿的,多半是单调的深蓝色衣服;
……

不过,了解归了解,内心却难以清除“大事记”的遗毒:如果当时我是xxx,我一定要运筹帷幄、明察秋毫、力挽狂澜……
可是,某天我忽然再次猛醒:从生活现状看,我生活在任何年代都只能是一介凡人,即便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注定连“治世能臣、乱世奸雄”都算不上,再加上厌倦了那些毫无逻辑、牛头不对马嘴的所谓历史“分析”和“研究”——与其迷恋帝王将相、生造出各种因果链条,不如多去了解了解跟自己类似的平凡人的生活。革命导师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自己是凡人,忘记平凡人的历史,多半可以算作背叛自己身份的可怜虚妄吧。

假如我是民国时期的贫苦农民,我一定去寻求新教传教士,而不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
假如我是民国时河南的农民,在开明进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治下,春节包起饺子,是一定会被当兵的把桌子灶台踢坏的;
假如我是参加长征的战士,在贵州落了单,一心想要回到大部队,我肯定念叨的是“我要找到朱总司令”,而不是“我要找到毛委员”;
假如我是红军的下级军官,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期间,我很可能在馆子里消受美味的辣子鸡,连吃一个礼拜,最后店家只能以猪肉冒充鸡肉;
……

这些年来,我着意收集凡人的生活历史,只觉得困难重重:详实绵密的生活记忆本身就很稀少,又因为审查制度的妖娆,大多只能口耳相传,绝少集中公布、发表的机会;第一手资料固然可靠性高些,又要竭力避免有意无意的吹捧或贬损,需得多种资料互相验证才敢取信。在这种环境下,龙应台女士新近出版的作品倒是显得尤其可贵了:她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现了“天翻地覆慨而康”的那些岁月中有太多太多平凡人的故事,又因为故事的主人多半是平凡人等,即便对大形势的了解有所差池,但对切身经历回忆,因为无涉太多利益,反而真切可信。星星点点的故事,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首歌: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一个神话,就是泪珠一颗,聚散中有你,聚散中有我……

假如我是在长春被围困的老百姓,可能饥肠辘辘地被国军放出城去,面对解放军封锁的枪口,上吊自尽;
假如我是四行仓库撤退的八百壮士之一,我可能被送往腊包尔的俘虏营,为日本人修筑机场,被日军虐待,被美军轰炸;
假如我是抗战中被俘的国军战士,我可能遇上与日军同样凶恶的台湾监视员,命丧异乡,也可能遇到心怀善念的监视员,蒙恩幸存;
假如我是那些年河南南阳中学的五千学生之一,我可能必须与老师同学一起,徒步走过几千里,在永州“产异蛇”的空地上,跟老师朗诵《古文观止》,辗转到达台湾员林;
假如我是北平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大学生,我可能遇到难过得掉泪的国军青年军官:前方打仗的补给都没有,却一直给你们白面、肥肉,可你们一直要闹,闹到“解放”了,跟大家一起吃陈年小米;
假如我是河北崇礼的村民,历来信奉基督教,我可能在抗战结束后,跟五百乡亲一起,被无神论的军队杀死,尸体不及埋葬,就要被三民主义的军队用作宣传的证据,直到亲友突破封锁,泪流满面地冲上来认领;
……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的故事,争论对错全然失去了价值:没有必要为其他人“站错了队”幸灾乐祸,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进步”暗自庆幸,“居功至伟”、“恶贯满盈”之类,或许只适用于政客,距离普通人十万八千里;在大江大海的年代,无数的寻常人,我们的同胞,仅仅是懵懂地签了字、上了船、出了门,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成了大江大海漩涡中的一叶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