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往矣


在加入盛大创新院之前,我对“盛大”的了解非常非常有限。一点认知来自很多年前,《知识经济》杂志对盛大和Actoz关于《传奇》事件的专题报道;另一点认知来自我的朋友韩磊,当时大家都在北京,韩磊还在CSDN,有一天下午他跟我说:“下午盛大的人来找我,希望让我去,但我还是要回去广州啊”。当时,我还很是好奇,那个做游戏的盛大,要找韩磊这样的人去做什么呢?

不料半年后,霍炬跟我谈起加入盛大的事情。这时候,我才知道盛大成立了创新院,正在四处招募人才。抱着了解的心态,我第一次来到了张江,参加了一次创新院的计委会例会(计划委员会?)。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会议定期召开,对内部和外部的项目进行点评,参会者包括固定成员和报名参加的创新院员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等级的话,大概就是把最后的点评机会留给创新院的院长大年(陈大年),他的点评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多是以温和的方式托出自己的思考,大多数时候都让大家信服。相比小公司的会议,设施更好,准备更充分,也更严格;相比大公司的会议,少了仪式感和官僚气,多了活力。结果,2010年3月我加入了创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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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深圳见朋友,聊天时仍然把“正则表达式”和我联系在一起,这真让人惭愧,因为我已经很久不写正则表达式了,甚至有些生疏。估计是Jeffrey Fridel的《精通正则表达式》写得太好,身为译者的我也沾了不少光,收获不少虚名。为避免误解,撇去虚名,有必要专门写写我和正则表达式的故事。

我和正则表达式的缘份,始于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时我刚刚离开学校,除了在学校里认真写过些程序实现书上的理论和练习,根本没做过实际的项目。找工作当然也不顺利,尤其不是北京的高校毕业,在北京找工作更加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公司愿意收留我,周四上午面试、下午复试、周五就签合同,通知“下周一来上班”了。

我清楚地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为了不让其他人看穿自己其实没有项目经验,我特意带了那本厚厚的影印版《the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一来充门面,二来也抱抱佛脚,之前在学校写的都是C++程序,Java确实不熟悉。而且,上午确实没太多事情干,这本书救了我的命。

好日子在下午就到了头,项目经理给我们做培训。当我满心欢喜地参加培训,希望通过培训来“软着陆”时,等来的却是高强度的信息轰炸:一小时内讲完了JBuilder、JUnit、Ant三样东西,我完全没有接触过,但公司要求“明天就开始使用”。读书时虽然不排斥学习新的知识,毕竟习惯“循序渐进”,这种“培训”闻所未闻,结束之后只觉得大脑一片混沌。在QQ向同学吐槽说“公司这么不讲道理,纯粹血汗工厂”,答复却出乎我的意料:“赚翻了,赶紧学,我们想用还不让用呢”。在当时,被“堵”的感觉特别糟糕,但转念一想,这么说也有道理,所以我拼命忍住反感,硬着头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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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两天高考,写点东西做纪念。

“范跑跑”成了最近的热门人物。除去那些争论,我注意到,据说他曾因为在课堂上宣扬“邓公(小平)不如蒋公(经国)”而被学校劝退,看来,中学语文老师里,真正有想法的“异数”并不是个别现象。譬如前些年那位因为“读书就是挣大钱取美女”闹得沸沸扬扬的尹建庭,就出自我的母校,而且教过我们那一届——只是当时他教文科班,我在理科班;但我认为,比起尹建庭,我们的语文老师——易老师——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出色。

易老师是高三时接手我们班的,当时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分头,大大的黑框眼镜;总是T恤、长裤加皮(凉)鞋;每次上课铃响过,他就准时从走廊过来,经常还叼着半截烟头——到门口潇洒地才扔掉。因为此人走路经常摇头晃脑,甚至上课时也是,我们私下里称他“甲鱼(发音是“脚鱼”)脑壳”,他的外号也顺理成章成了“甲鱼”。

易老师的语文课,与我之前上过的所有语文课都不一样。他会极快地把大纲的内容扼要讲完,然后发表一些“离经叛道”的评论,譬如讲《文学与出汗》,他会说,鲁迅先生的文章写得是不错的,可惜他批梁实秋是大错特错了,梁实秋描写的人性,才是文学永远的主题。这些都讲完,往往还有大段的时间,就由他纵横捭阖,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这个语文书,其实根本不要看,看了也白看”,“汉族人民,天生的胆小小市民,不像蒙古族那样,天下是我的天下,又不是我的(你可以想象他晃着脑袋讲这句话的样子),去到一个地方,屠了之后,再去别的地方”,“这节课呢,我来给你们挖挖中国文明落后的根子……”,台下的学生即便似懂非懂,也听得兴致盎然,何况,高三生活本来就很枯燥,易老师的课讲得生鲜刺激,大家当然喜欢。
有时候他也会说起自己的经历:高考写作文犯了“政治错误”,得0分;之前在别的学校教书,向上级检举领导的不端行为,然后潜逃;因为上课不写教案,教学检查通不过,被开;凡此种种。如今,好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想明白,他向高三的学生说起这些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对付考试,易老师也很有一套,当时其它科目都搞题海战术,各种资料成堆,易老师只给大家订了一本复习资料,而且是盗版的——“盗版省钱嘛,而且这种东西,本来也没什么正版”,印刷质量很差,所以拿到这本资料,首要的是改错别字(当然,“孩子们作为祖国的花朵,生活非常不幸福” 这样的句子,他是不肯改的——“同学们,你难道觉得你的生活幸福吗?”)。照着这本资料讲课,他从不拖堂加课(少了一台“拖拉机”),只管见招拆招,精当地解出题目背后的逻辑,加上之前有“鲁迅批梁实秋是批错了”那样的评论作铺垫,你就会明白,“里头的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但人家想让你那样答”。看来,辩证法这“正——反——合”的规律,至少在应付语文考试上是适用的。
有时候他讲得兴起,也会自己做些注脚:“同学们,这里选‘斥资’,但是我发现,历史上其实是没有‘斥资’这种说法的,只是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兴起,到处都说‘斥资’……”。此后我也留意起语言随时间的变化,后来自己做翻译,这些观察积累,能赋予译文恰当的时代感(譬如何时管当兵的叫“老总”,何时管“四亿同胞”叫“四万万同胞”,“军队”何时叫做“人马”,何时叫做“队伍”),归源都是易老师的功劳。
对烦难的问题,易老师往往能精当地找到症结所在,一下子解开。我印象深刻的是,有道选择题,大家为选“又”还是“再”争论不休,易老师说:“这还不简单,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就知道了:‘你再把这道题做一遍’,‘这道题我又做了一遍’。”此言一出,众生恍然大悟。我一直记得这个例子,也愈发体会到,找个精当的例子说明问题,没有些功底,是难以做到的。
高考成绩出来,易老师的学生语文成绩基本都在100以上,大家都很高兴。这“鬼”老师,别看其貌不扬,总是一副不正经的样子,上课海阔天空地乱扯,没想到确有两下子。伟大领袖说“要以革命的两手对抗反革命的两手”,看来,他是学到骨髓里去了。

高中毕业后,见得多了,经历得多了,我越来越能理解易老师,也越来越觉得他是个有意思的聪明人,只是很少听到他的音讯。最后一次大概是02年左右,同学在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类似《开心词典》,名字我忘了)里见到他:考古文,考文化,他当然是对答如流,最后一个问题“高考有没有年龄限制”却答错了,叫人大跌眼镜,所以汪涵笑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功亏一篑,很是可惜。

今天上网,知道易老师去了广州,有许多学生在blog上提到他。许多年过去了,学生眼里的易老师,一点都没变。

我一直保存着易老师以前登在学校网站上的个人说明,每次看到,就会想起岳麓书院那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臣本书生,卒业于湘师,谨教国文于二中,不求名利于浊世。掌校不以臣卑鄙,青眼谬垂,屡置臣于高三之中,谘臣以高考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弟子以驱驰。夙夜匪懈,受任于炎暑之际,奉命于寒冬之间,尔来十年已往矣。

弟子知臣节气,故临考寄臣以学事也。执鞭以来,殚精竭虑,恐托付不效,以误弟子之途。故耳提面命,如肺如腑。今角逐正炽,群情激昂,当振厉三军,夯实功底,庶竭驽钝,直指大学,兴复二中,扬眉雀跃。此臣所以忠教育而尽匹夫之职分也。至于弟子崇望,成效略具,则往日呕心之由也。

愿来日托臣以教育教研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平生之气。若无兴教之言,则臣放浪形骸之病也,宜自警醒。诸上司并同仁,亦恪守本职,胸襟长远,勿生勿信秽言。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自厉,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按:博文视点周老师嘱我为《精通正则表达式》重印写一篇翻译感言,反复做了多篇,都不满意,未敢交付。最终写得此文,恰遇国殇,发在这里,是为记。

Life is short, so…

2007年6月19日早晨。手机开机的第一分钟,有电话,接通了,是父亲打来的。
“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有准备,外婆今天早上走了……”
顿时,我泪如雨下。
匆匆请假,买了下午回家的车票,收拾东西。临出行,想到从出版社领的《精通正则表达式》修改建议QA票还没做完,又给责编晓菲发了一封邮件,说可能无法按期提交QA票,请稍微延缓期限。
然而我也知道,回到家,更不可能有时间忙QA了。于是,带着似箭的归心,在火车上完成了最后一张QA票,这样回家,才没有旁的牵挂。
也正因为如此,我记忆里的《精通正则表达式》,尤其特别。

提到外婆,就会想到融洽的气氛,慈祥的面容,浓浓的亲情,可口的饭菜……
最后一面是过年,我给她”发压岁钱”,母亲在一边说,”以前都是你给他拿压岁钱,现在该倒过来了”,外婆笑得像个孩子。
4 月份,母亲告诉我,外婆的情况很严重,要立刻手术。当天下午,在首都机场,我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手术顺利,然后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观察一段,家里人都在力劝”不用回来了”,”现在回来,十来天里都见不到人”,于是我临时办了退票手续。候机厅外面,天很蓝,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起飞。
后来,母亲告诉我,外婆术后恢复很顺利,精神也迅速好起来了。在医院里,她很喜欢吃我寄的东西,还常跟人说起,外孙真正知道她喜欢吃什么。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6月份,十来天的工夫,外婆已经与我们生死两隔了,永远地生死两隔了。

一代人,一代人,生命的重叠,其实很短暂,应当分外珍惜。
笑来的书里说,年轻人往往觉得时间还有很多,感觉不到时间总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等他们醒悟,明白这一点,许多事情已经无能为力了
这话,我印象深刻。

常有人问我,正则表达式有什么用?那么复杂,还要学,普通的字符串处理,复杂一点,也够用了。
我想说,正则表达式能为你节省时间,那些时间,实在不知干什么好,就和亲人一起吧。

长春,2004年春夏,毕业前几个月的日子大概是这样过的:去图书馆看一天书,吃过晚饭,去民生音像店转转,权当散步。

民生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开在居民区里,对面就是收音机里东北亚音乐台时常提到的宝丽金音像。宝丽金什么都卖,唱片,电影,还有摇滚T恤;民生只卖电影,对了,还有海报。

店里的光线总是有些昏暗,而且似乎总有种湿润的味道。老板是中年人,背起来的头发有些花白,印象里,好像他总穿浅色衬衣,有时摇把扇子,腰板很直,感觉悠闲而精神。而他的精神确实很好,生意经也很地道,侃起电影来头头是道:
今天早上去拿货,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宝丽金的小姑娘等不及,就回去了。我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镜子》,这可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我还有点良心,给吉林市留了二十张,全省的《镜子》我都给他拿回来,宝丽金的小姑娘,哪懂这个啊……
今天可是来了好东西。看到没?波兰导演瓦伊达的全集,就看你识不识货了……
除此之外,民生还会派发《淘碟天书》之类的资料,其实不过是从网上整理的资料,打印出来,几张纸,订在一起,页眉上标明“民生音像店”;这玩意影响力惊人,不可小看,既可以用作导购,也可以当“文艺片”的快速指南,更能为各位同好供应谈资。

于是乎,慢慢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衣着时髦出手阔绰的年轻人,多半去宝丽金,大堆大堆地买;看来比较“有谱”又“文艺”的老中青,多是径直去民生,接触多了,才知道不少都是长影(电影制片厂)的,隔三差五,神神秘秘地赶来。对于他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那些,民生一律称“老师”,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并负责介绍、沟通各位淘碟人士。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有次与长影的一位老先生就格瓦拉能否算恐怖分子争论起来,最后,还是掌柜给圆的场:和气重要,和气重要,以前的事情,哪能说得清楚啊。

毕业前的几个月,我们总去民生,其实许多时候只是为了侃上两句,冲淡生活的乏味。
有一次我和阿印去,他看了半天《镜子》,最后还是舍不得买,老板就开始跟我诉苦了:小伙子,你看看你同学,连《镜子》都不买,你说说,看电影,有这样的道理吗?
无奈,我笑笑说,好,我买,我买。
当然,售后服务也是好的。有次买了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看过觉得不好,去找他,说“这电影不好看,给换一张吧”。没二话,就给推荐了杨德昌的《麻将》,一点也不敷衍。

去年我回去长春,专门去找这家店,却不见昔日熟悉的招牌,正感叹物是人非之际,忽然见到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民”字。走进去,长发年轻人正在打电话:陶老师,您好,我是民生,今天来了新片,您啥时候有空,可以过来看看……

题记:“记住,一定要把技术练好,这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离校的时候,他给我的忠告。当时只觉得他是一片好心,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那岂止是一片好心,更是一片苦心。今天的状态,希望没有辜负他的苦心+好心。
2002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下自习看见数学楼的橱窗里贴着一则告示——《关于中文系开设副修专业汉语言文学的通知》。当时,我正处在饥渴而兴奋的茫然之中,之前两年的阅读,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思想和观念,已有的世界被颠覆了,新的知识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却没有新的秩序和能力来梳理它们。我苦苦找寻,然而除了时间一天天流逝,一无所获。这个偶然的机会,在当时显得魅力无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它的确改变了我的大学。

第二天去中文系办打听,知道要交六百块钱,不过可以试听第一节课。跟家里申请经费的时候,父亲说,只要觉得好,就去,不用在乎这点钱。

第一节课是周六的晚上,中文系201,狭长的教室。老师个子不高,虽然说不上具体的年龄,但可以肯定不超过四十岁。从包里拿出水杯,放到讲台上,就开始上课。

“事先都不知道,系里就安排我给参加副修班的同学讲第一堂课。我姓王,给大家讲文艺理论”。
说完,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两个字说不上龙飞凤舞,也说不上苍劲有力,甚至有些绵绵的感觉,透出别致的韵味。

然后,他从“文艺学”的概念开始讲起。
“文艺学这个概念,来自苏联;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应该翻译成文学学,为了保持通顺,改叫‘文艺学’。”
“文艺学是研究文学本身的学问,它的成果叫文艺理论,或者文学理论……广义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史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其中,只有文学理论是最直接地指向文学本身的,因此,它也叫作狭义的文学理论。”
……

我必须承认,那是我上大学以来,甚至是这些年以来听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我第一次知道,课讲得好,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不但让人完全丧失了时间的概念,反而被一种获取知识的愉悦所充实,源源不断。(多年以后,我读到亚里士多德说的,人天生就有求知的欲望,知性的快乐所带来的充实感,是其它乐趣所无法比拟的,心有戚戚焉。)

“太值了!”
“要来听!”
那天晚上,和历史系的几个朋友一起走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都兴高采烈,满心欢喜。

交了钱,我们很快就发现,虽然三位老师分别教授不同的科目,但只有王老师的课讲得最好,来听的人最多,也最平易近人。
那时候,我们总有无穷多的问题,无穷多的想法;因此,课间的休息成了我们跟他讨论的宝贵时间。现在想来,很多问题确实很幼稚,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一点反感,总是用最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说话的时候会不时地把目光从提问的人身上移开,环顾所有聚在身边的人,这其中饱含我从未感受到的尊重和怜爱,总是让我倍加感动。

一天晚上,下了课,我缠住他:“王老师,您说说,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越想越想不明白了?”
“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
他说了很多,听的很过瘾。出了中文系的门,还没有说完,却不得不打住——他要径直走,穿过正对中文系的小门回家,我不好继续纠缠,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正在这时,他又从后面叫住了我,“你等一等,门没开,我们可以继续聊”,接着赶了上来。
当时已经是10月底了,长春的天很冷,但我心里是暖呼呼的,我们边走边聊,一直走到自由大路与人民大街的交界处,他说“太晚了,你要回宿舍了,下次再说吧”,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其实,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他对我很好,非常好,比对别的同学要好。当时,我猜测,这是因为自己是副修的学生中唯一一个来自理科院系的缘故。
有次上课,他提到符号美学,提到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这本书很好,我自己的借给一个朋友,被弄丢了,我只好自己骑车去学人书店,又买了一本”。第二周课间的休息,我走上去说“王老师,您上周提到的那本《人论》,我也买了一本,看了一半,有些想法……”。
那天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就有些微妙了。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你们知道阿里斯托芬是什么人吗?”
“喜剧作家”,“悲剧作家”,“文学家”……,大家的回答不一。
“剧作家”,我回答说。
“呵呵,你最狡猾,不确定是喜剧作家还是被剧作家,你就给出一个不会错的答案。”他笑了,指着我说。

当然,我也不是只会这样投机取巧,印象中有好几次,他提的问题,我都能飞快地答上来。
“不错,这样上课的感觉非常好”。他对这种默契的赞许,几乎能让找回小时候的得意劲儿。

到后来,每次课间的时间,包括从下课到走出校门的时间,几乎是专属于我的,我们谈的话题也不局限于文艺,哲学,科学,历史,都有涉及。
有一次课间,他走过来,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启良的,中国文明史,从朋友那借的。”
“哦,启良,我知道,看过他的《东方文明畅想录》,这个人应该算个解构主义者……”
……
“王老师,我最近看了一本《鲁迅传》,好多想法啊。”
“哦,谁写的?”
“王晓明。”
“王晓明?他很善于讲故事,很多时候用诗化的语言,感染力很强。”
……

学期结束了,我很不甘心,失去这样的讨论机会,于是跑去中文系看教授坐班答疑的安排,总是在周三的上午跑去他的办公室,经常看不到任何一个学生去请教,心中窃喜——因为,这些时间都属于我。
其实,也许这说不上“讨论”,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那不是一种单纯的解答和应付,而是用心的,有共鸣的交流——有天晚上聊天时,他对我说,“朋友是不分年龄限制的”,那句话,印象无比深刻。

但是,这样的讨论,终究不可能如上课时那般频繁了,到了大三,我开始准备GRE和TOEFL,而他也调任学生处,很少在系里坐班了。
“你要注意,千万不要把真理的逻辑,直接套用到现实中来”,有一次,下班的时间,我去学生处找他聊,他跟我说“我在系里,大家还多少讲些真理的逻辑,但是在这里,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到了大四,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他总是很忙,很忙;整个那一年,我只去找过他两次,是因为我不敢。

04年寒假过后的一天晚上,我下了自习从图书馆出来,见到校门口的花坛,在暗黄的灯光和松树的映衬下,如同巨大的灵堂。那一刻,真是把我怔住了。
想想王老师,已经忙于行政工作,我不再有机会跟他讨论智慧和真理的话题了;政法学院的孟老师,不堪排挤去了南京,我也不再有机会去他家里畅谈终日了。整个学校,值得我寄托和留念的,能够让我向往的,只剩下夜幕中的图书馆了。

临离校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书,是新出版的,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并题了一句话作为留念:XX同学,祝你前程似锦,愿你相信存在。
那本书,我一直随身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