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记得好些年前一次参加公司职级晋升考评的经历。注意,这不是晋升自己的职级,而是我去为员工申报职级晋升,并参与综合评审。

当时公司不大,一百多人的规模,整天都在忙业务。所以,虽然管理正规化是大家的期望,但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建立制度化、正规化的管理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对处在这个阶段的公司来说,“管理正规化”更多只是形式,比如职级晋升,主要是管理层一起把把关,不要出现明显的争议。

在晋升考评会议上,我列举了IT团队应当晋升的人员名单。得益于IT团队成员的努力付出,之前的准备工作也还算充分,名单上的人员晋升看起来都十拿九稳。

不过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全公司的晋升名单都过完一遍之后,大佬们觉得此次晋升的人数多了点,晋升还是应当让大家珍惜机会,不要变成“阳光普照”。所以需要再次审阅名单,筛出一些“不合适”的候选人。

于是整个评审变成了零和博弈,气氛悄然变得微妙起来。虽然表面上没有撕破脸皮,隐隐却有了几分“刺刀见红”的味道。毕竟这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场合,大家都想为自己团队争取利益,都不希望回去尴尬面对自己的团队。

果不其然,虽然我之前已经和其它团队的负责人私下沟通过,还是有一位申报晋升的工程师遭遇了逆转。虽然他工作尽职尽责,也很有追求,但会场有人提出,他“沟通不主动不积极,交流效率低”,所以“综合能力不够”……

这话确实让我吃了一惊。开发岗本来就偏“后台”,不会有太多机会抛头露面,加上程序员本来也偏内向,认识他的人不多,所以也没有什么肯定意见来制衡“沟通问题”。在这方面,做开发的天然比不过做业务的,毕竟,业绩数字在那里,“一俊遮百丑”的优势很大。

所以,在宣布“听取大家意见”之后,会场沉默了半分钟之久。我深刻记得当时的感受,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

正在我准备放弃,准备回去和团队做沟通的时候,有人说话了。我一看,事情越发诡异,原来说话的这位是平时没有太多交道的做业务的同事;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外国人。那么,他会说什么呢?

他的中文还不太好,只能听,说得不太流利。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中英文混杂的方式表达意见(大意如下):

我觉得,虽然公司有统一的制度,但不同岗位的工作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程序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能专心写程序,保证系统正确、稳定运行,而不能像要求客服、销售那样,要求他有很好的沟通能力。

现在没有更多人提意见,就说明大家和这个人沟通没有明显的问题。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沟通能力而不让他晋级,这是发出了不正确的信号……

如果一定要用“过山车”来形容心情,这个时候是再合适不过了。之前我是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虽然这位外国同事说的道理我也清楚,但在那种场合,由我来说的份量绝对要大打折扣。而外人尤其是外国同事讲出来,份量就截然不同。果然,这次晋级评议就此顺利通过。

话说回来,本来这位外国同事的话也合情合理。会后我和一些参会的同事聊起过这事,不少人都说:其实我们当时也觉得那样指责是不公平的,就是不方便说……

出于好奇,我也去问了那位外国同事,“你为什么会站出来说话呢?”。他回答说:

我觉得不公平。虽然我不是程序员,但我了解程序员是什么样的人,怎样能让他们工作开心,工作开心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

如果他本职工作做得称职,而且工作时间不长,要晋升的职位本来也不高,在沟通问题上为难他,这是不对的。

我觉得不公平,我必须直接告诉大家。

这几句话让我感觉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很感谢他能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也很羡慕他能按照自己认定的标准来表达;另一方面,我又能体会到会场其他同事“欲言又止”的尴尬和无奈。

但是扪心自问,我感到挺惭愧。我们也会在生活和工作中看到许多事情,但许多时候似乎不敢直截了当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哪怕明确觉得不对,也“不好意思”或者“不方便”说出来,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考虑到现实情况,这种顾虑当然情有可原——“说了、做了也没用,反而可能引火上身”。

我更惭愧的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做好事”,许多人也想“做好事”,但具体做的大多是捐个款、帮个忙之类“毫无风险、有完全安全感”的好事,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似乎“好事”就是不应当有风险的。于是许多时候“好人”就与力量和勇气无缘,就成了“懦弱”乃至“犬儒”的代名词。

后来看了些心理学的书,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惭愧了。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认知失调”,简单说头脑和行为不匹配,明知道这么做是对的但没有做,或者明知道这么做不对但做了,“心里”就会不舒服,觉得别扭,结果要么干脆选择麻木,要么给自己找点理由来安慰,总之是要摆脱“失调”。而认知失调,正是我惭愧的原因。我们从小受教育要“做好事”,要“见义勇为”,结果一点小风险都让我们为难,最终“好事”退缩到完全没有危险的角落,用“说了、做了也没用”来安慰自己。然而,内心始终觉得别扭,觉得不舒服。

再往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我的看法越来越坚定了,我们必须尽量做到“知行一致”。而且,许多时候事情未必“说了没用”或者“做了没用”,最终结果的好坏并不是预先注定,或许就取决于有没有人去做。而且许多时候,这样的“好事”就是要冒一点风险的。但是如果连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承担,所做的“好事”其实非常有限。如果去做了,最后往往发现“风险”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内心把它夸张了。

有次我在银行排队等叫号,而前面的人在胡搅蛮缠。后面排队的人虽然心有不满,但大家都不出声,充其量是私下议论“这人真不像话”,或者考虑拍照在微信群抱怨。以前我也觉得“不要惹事”,但我仔细想想其实没那么多顾虑。于是我尝试大声地告诉他,有事情必须按规定办,闹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我们后面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呢,结果大家纷纷响应,事情很快解决了。

有次我在看电影,前面一对小年轻始终在毫无顾忌地说话,影响了后排人观看。我只听见旁边的人在不停地啧啧、叹气,似乎希望前面的人“知趣”,但毫无效果。于是我直接拍了拍前面的两位观众的座椅后背,正色告诉他们:“希望你们能声音小一点,不然我们后排的听不太清楚”。他们也很容易就接受了意见,整场电影相安无事。

前几天,我乘地铁上班,高峰期有一个出站刀闸关闭了,有一名工作人员正在躬身修理,旁边的出站乘客排起了队。旁边有位典型程序员打扮的乘客骂了一句:“操,傻X,上班高峰期修什么修。” 照我看,这抱怨来得毫无理由,根本不知道前因后果,也非常不尊重人家的劳动,那名工作人员应当也听见了,准备发作。虽然旁边的人都是一脸冷漠,但我还是开口了:“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人家未必是故意现在修的”。结果那位程序员看了我一眼,不管是不是接受,起码不说话了,而工作人员神色也变得正常起来。

我知道,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不难”也“不危险”,但现实中愿意这么做的人其实不多。充其量,大家都是拍个照、拍个视频,回去发个微博或者朋友圈,抱怨两句。但是许多时候这种抱怨只有安慰效应,因为除非关于公权力机关或者名人,除非被媒体关注到,否则充其量是制造了一些谈资,谈来谈去无非是抱怨时代和体制,或者期待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问题。

这些答案或许有用,但回路太漫长,效率低的可怕。我始终相信,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而正常、健康的有机体,在小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就应当出现制衡的力量。我也始终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彻底的一意孤行,外界有反馈,他的言行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改变,于是许多矛盾就可以尽早消除。而这些制衡的力量,这些反馈,许多时候就来自我们“做点好事”的勇气,哪怕只需要一点点小小的勇气。

最近重庆公交车坠江的悲剧,似乎已经调查清楚了来龙去脉。有许多人在指责车上其它乘客,眼见司机和乘客起冲突,却不敢上前制止。我却觉得,这种指责有点想当然。首先司机和乘客打架的时间很短,未必人人的反应都有那么迅速;其次,大家看看近期网络上爆出的“占座门”等各种事件,镜头往往端得很稳,镜头里与违法违规者对峙的却只有两方对峙,旁边不少人不是微笑围观,就是表情淡漠,没人愿意出来多说一句话。在这种普遍环境下,指责公交车上的人没有及时干预,实在是勉为其难。

而按照我的经验,往往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就好办了。我这么说,当然不是想当然。我可以负责任说,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好些次了,基本都会站出来说话。只要第一个人出来说话,其他人附和就容易了许多,继而就会形成一股公众的压力,让“闹事者”知道自己胡搅蛮缠面对的不只是体制,自己身边的人也不赞同自己的行为,然后多半就会收敛下去。

当然,这么做也有几点要注意。第一如果对方看着不是善茬,比如五大三粗、蛮横写在脸上那种,或者三五个人一伙,如果力量对比悬殊,还是得多掂量下。第二要以平息事态为目的,如果激化矛盾,不但事与愿违,还很可能把自己搭进去。第三自己不要太瘦弱了,《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写过,因为预言经济危机,有人扬言要追杀他,他没有接受“雇保镖”的建议,而是健身让自己变结实,结果后来有好几个人说“我从没见过这么魁梧的知识分子”,他也一直平安无事。

最后,回到开始说的程序员晋升的故事。

在职级晋升过去之后,有一次吃饭闲聊的时间,我不经意地和这位程序员聊起这件事,本意是想模糊告诉他,其实有素不相识的人,默默帮了他一把。他的反应挺出乎我的意料:“即便那个人不出来说话,本来也应当按规矩办事呀”。

但是转念一想,这恰恰是我们鼓起勇气挺身而出“做点好事”的理由。一方面,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自己知行一致,而不是为了增加其他人的良心负担。另一方面,许多时候为了维持我们以为的“正常”,也恰恰需要其他人勇敢的付出。

勇敢做点好事,也难,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