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向Wired付费获得授权,翻译文章版权为译者本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1

Russel Guy怀抱着装满25万美元的公文包,来到爱沙尼亚的塔林市附近的直升机坪时,一架军用直升机已经停在那里了。Guy感觉不太自在,这里怎么看也不像军事基地,但是旁边站着的一看就是军人,而且带着枪。

这是1989年。苏联行将崩溃,部分军官正忙于出卖物资。Guy走近直升机坪的时候,大多数物资已经从直升机上卸下来,瓜分完毕。Guy想要的东西正是剩下的那些大箱子。他打开一个箱盖看货,闻到浓重的松树味。箱子里装的是另一个箱子,箱子之间垫着松针。Guy想,装货的人以前一定对付过缉毒犬,不过现在,他要的货可不是毒品。

苏联军方秘密制作了全世界的地图,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外人见过这些地图。

这些箱子里都是地图,有几千张之多。每张地图的右上角都印着红色的俄文секрет,意为“机密”。

这些地图出自史上最具野心的制图工程。在冷战中,苏联军方绘制了全世界的地图,其中一些甚至精确到了各栋建筑。苏联制作的美国和欧洲城市地图包含了一些同时期民用地图上没有的详细信息,比如道路的准确宽度,桥梁的设计载荷,工厂的具体类型等。如果要指挥装甲部队入侵,或者实行军事占领,这类信息价值非凡。如果没有人去现场勘测,这些信息是绝不可能收集到的。

考虑到当时的科技水平,苏联的地图精确得不可思议。甚至在今天,美国国务院还会根据这些地图(当然还要用其它数据),在官方地图上标定国境线。

Guy的公司叫Omnimap,是第一批将苏联地图引进西方的机构。不过Guy并不是单干,负责看护地图的军官们也看到了商机,全世界的地图商人都看到了商机。在以前,这些地图是严格保密的,只要弄丢一张,军官就会被送进监狱(甚至更严重)。但是现在,为了赚钱,它们被成吨成吨地卖给政府、通讯公司、其它人。

“我猜,我们大概已经买了一百万张,” Guy说,“没准还要多。”

斯坦福、牛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等高校的图书馆,装苏联冷战地图的抽屉塞得满满的,这些地图正是从Guy和其他商人手里买的,却无人问津。看过它们的只有少数学者,研究就更谈不上了。地图承载的故事,就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英国退休程序员John Davies,近十年来,他一直在潜心研究苏联地图。 📷PHOTO BY: NICK BALLON FOR WIRED

不过,退休的英国程序员,“非正统”学者John Davies,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十年来他始终在研究苏联地图,尤其是美国城市和英国城市的地图。他还有几位同伴,有军用地图保管员,有退休的外科医生,还有年轻的地理学家,大家之前各自研究过这些地图。如今他们尝试把信息拼凑起来,搞清楚这些地图是怎么制作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图的真正用途。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地图在俄国仍然是禁忌,所以没法得到确切答案。不过他们掌握的信息说明,苏联制作地图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制定入侵计划。这些地图是苏联用来认知世界的整套体系的基础框架,就好比今天的谷歌地图或是维基百科,只不过,它们是纸质的。

苏联1980制作的旧金山(三藩市)地图。📷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2

Davies花在研究苏联地图上的时间大概是全世界最多的。这位年过七十的鳏夫精神矍铄,在伦敦东北部的家里有几百张纸质地图,几千份数字地图,他同时维护着一个以这些地图为主题的大而全的网站。

“我四岁的时候,就开始画房子和花园的地图。”去年我们初次见面时,他说,“不管我去哪里,都会四处收集地图。”

21世纪头几年,他以顾问身份去了拉脱维亚,在首都里加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里偶遇了苏联地图的宝库,惊得说不出话来。Davis与一名地图拥有者成了朋友,这个叫Aivars Beldavs的家伙又高又壮。之后Davis每次去拉脱维亚,都要从Beldavs那里弄回一捆苏联地图。

回到家以后,Davies会拿出苏联地图,对比同时期英国国家测绘局(Ordnance Survey)和其他英国政府部门制作的地图。两相对比,他已经找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差别。

一张1980年的旧金山详细地图上,标注了金门公园的东段。📷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英国东南角有个叫查塔姆(Chatham)的河边小镇,1984年的苏联地图上标注了皇家海军在冷战期间制造潜艇的船坞,这片区域在当时的英国地图上是空白的。苏联制作的查塔姆地图同时标注了尺寸、载重量、能见度,甚至是梅德韦河上桥梁的建筑材料。在剑桥,80年代的苏联地图标出了一座科学研究中心,几年之后才能在英国国家测绘局的地图上看到它。Davies归类整理了这些差异,后来他再去拉脱维亚时,就会有更多问题提给Beldavs。

一张1980年的旧金山详细地图上的SOMA社区,现在Wired总部就在这里。📷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事实是,Beldavs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在苏军服役,他在东德受训时用过这些保密的地图。如果要取地图出来训练,必须先签字,军队会确保地图最后收回原处。“即便是送去销毁,也要把纸灰送回来”。Beldavs说。

一张1980年的苏联地图显示了金银岛上的海军基地、湾区大桥、BART隧道。📷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左侧是苏联制作的奥克兰地图,右侧是美国国家测绘局1981年制作的地图(从1959年的修订而来)。📷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苏联1980年制作的地图覆盖了奥克兰附近的Alameda海军航空兵基地,该基地一直使用到1997年。📷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退役之后几年,Beldavs参与开了家叫Jana Seta的地图商店,主要向游客和探险者出售地图。他回忆说,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拉脱维亚的军用地图制造部门曾接到命令要销毁所有地图。“有些军官脑子活,于是开了这家公司”。有人收,有人供,一拍即合。Beldavs估计,店铺弄到的地图大概能装满13个车皮。一开始,甚至都找不到足够的地方来放这些地图。有一次,当地几个小孩甚至试图烧掉一堆放在户外的地图。不过,绝大多数地图还是原封不动保存了下来。


拉脱维亚,Aivars Beldavs的地图商店里,成堆的苏联地图。📷AIVARS BELDAVS/JANA SETA MAP SHOP

本地人对这些地图很感兴趣。Beldavs说,之前我们什么地图也没有,现在一下子就有了那么详细的地图。

在苏联,并非所有的地图都是平等的。军用地图异常精确,普通人拿到的民用地图却粗陋不堪。2002年,著名的苏联地图学家、科学史学家Alexey Postnikov在某份制图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对此做了解释:“普通消费者用的小比例尺地图是从苏联的1:2500万地图制作而来,选取需要的部分,直接放大就可以”,他写道,“这做法就好像从德州公路图上找一片区域放大,制作成达拉斯地区的地图。靠这种地图去轰炸整个城市是没问题的,但是想靠它在城里认清街道,找到要去的地方,那可没门。”

这还不够,普通民用地图还专门做了偏移处理,使用的是包含随机扰动的特殊投影算法。Postnikov说,“主要的目的是搞乱地图的内容,就没法根据地图重建真实地理信息”。河流和城镇之类众所周知的地标都收录在地图上,但是坐标、朝向、距离都做了修改,所以万一地图落入敌手,既不能用来导航,也不能用来制定计划。设计这套偏移算法的制图人员获得了斯大林授予的苏联国家奖。

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居民来说,新出现的苏联军用地图是可以真正拿来用的,但是对Davies来说,它保留着冷战的紧张气息。一定年纪的人都经历过那个“(冷战双方)确保互相摧毁”的疯狂年代,如今发现自己熟悉的家乡街道和地标被用俄语细致标出来,那感觉并不舒服。对铁幕这边的人来说,苏联军用地图可以让人管中窥豹,知道真正的战争机器是什么样子。

对Davies来说,研究苏联地图一直都是业余爱好,直到他在2004年遇到了英国国防部的地图管理员David Watt。事实上,Watt在这之前几年就认识了Beldavs,而且自己已经做了些调查。1993年,在德国科隆举行的制图学会议上,Watt遇到了Beldavs地图商店的宣传册,卖点是苏联军用地图和城市入侵计划。他被这些东西惊呆了。

Watt后来回忆说,如果这些真的是苏军的城市地图,那么4年前的1989年,这些地图还属于高度保密,即便是红军的二等兵都无权看到。因此,他下了订单。

这些地图包含了皇家海军制造潜艇的船坞的细节,还有桥梁的限重。

过了几周,一个包裹送到了机场,里面是他要的地图,Beldavs还额外赠送了不少。接下来的几年里,Watt一直在钻研这些地图,同时也从其它商人手里购买地图。于是,苏联军用地图绘制计划的全貌逐渐在他眼前展开了。

苏联人的世界地图主要有三种比例尺。其中最详细地图的比例尺为1:200,000,分地区制作地图。举个例子,纽约大都会地区就是用一张地图来覆盖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苏联人为世界上的某些区域制作了更详细的地图。他们制作的1:100,000和1:50,000的地图覆盖了整个欧洲,亚洲的绝大部分,北美和北非的大部分,这些地图包含了更多的细节特征和具体地形。还有些地图的比例尺更大,达到了1:25,000,这些地图覆盖了整个前苏联地区和东欧,以及其它数百甚至数千的外国城市。这样的比例尺的地图上,可以看见城市的街道和单独的建筑。

这仍然不是全部。苏联人为外国城市——主要是欧洲城市——制作了比例尺为1:10,000的超详细地图,还为苏联全国都制作了这种比例尺的地图。Watt估计这种地图多达44万张。

按照Watt的估计,全部加起来,苏联军方总共制作了超过110万张各种地图。

左边是1980年的苏联制作的关于圣迭戈港海军设施的地图,右边是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USGS)在1978年发布的地图(根据1967年的修订而来)。📷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USGS

英国的查尔斯-克洛斯协会(Charles Close Society)专门研究英国国家测绘局公布的地图及其背后的历史,2004年的一次会议上,Watt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Davies当时正在台下。他们俩就这么认识了,Watt鼓励Davies以更严肃的态度继续研究。

同样在那段时间,Watt和Davies遇到了另外两个家伙,他们也被苏联地图所吸引:利兹地区的退休外科医生John Cruickshank,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的地理学研究生Alex Kent。“这样,雪球就滚起来了”, Watt说,“我们四人凑成了私人研究小组”。

1983年苏联地图上的柏林。📷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1983年苏联地图上的柏林的细节,黑色-粉色线段是柏林墙。📷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苏联地图上的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有文字详细描述地形地貌。📷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上图的局部放大。📷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Davies那时候情绪低落,因为陪伴他近40年的妻子因癌症逝世了。对他来说,新认识的朋友,共同的兴趣,都伴随着积极情绪,可以排遣哀愁。2006年,Davis组织了一次拉脱维亚研究之旅。大家在首都里加呆了好些天,钻研Beldavs商店里的苏联军用地图,走访苏联时期生产民用地图的制图工厂。当然这趟旅程不只有工作,恰逢拉脱维亚的仲夏节日,整夜都有民间歌舞,还有啤酒、野猪肉香肠的美妙陪伴。“那绝对够热闹”,Watts回忆说。

1985年,苏联地图上的伦敦。📷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上图的局部放大,伦敦市中心。📷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1982年的苏联地图,包含了纽约的斯塔滕岛和曼哈顿下城区,详细信息包含了桥梁的尺寸和建筑材料。📷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上图的局部放大,曼哈顿下城区。📷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3

如今使用地图可容易多了,现在每个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掏出智能手机点上几下,就能看到街景,或者高精度卫星地图,完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必须掌握一堆地理知识。

二战后,苏联人为制作更好的地图付出了人命的代价。二次大战之后,斯大林下令对苏联领土进行全面勘测。根据俄国制图学家Alexey Postnikov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尽管当时已经有了航空测绘,不必做那么多实地勘查,但航空测绘还不能完全替代实地勘测。勘查队为了建立监测点网络,必须面对恶劣的环境,必须穿越西伯利亚的旷野和崎岖的山脉。

该计划动用了数万土地勘测人员和地形测量人员,涉及的制图人员也数以百计。

同样身为土地勘测人员的Postnikov写道,20世纪60年代,在一次深入南方雅库特的勘测探险中,他在树干上发现了以前的同行留下的凄惨笔记。记录的时间是1948年11月20日,开头写着“麋鹿已经死光了”,接下来是“食物贮藏点已经被熊发现。我身边只剩一名非常虚弱的年轻勘测人员了。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生存补给。” 按照身处绝境的勘测员留下的说法,他会努力穿过200公里人烟稀少的地区,抵达格纳姆河。考虑到雅库特地区的气温基本不超过摄氏零下20度,Postnikov怀疑,自己看到的就是绝笔。

斯大林在世时,苏军的地图勘测一直集中在苏联领土和临近地区,比如巴尔干和东欧。斯大林死后,苏军更是雄心勃勃地想要勘测全世界。

诺丁汉大学的历史学家Nick Baron认为,对斯大林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而言,独立运动迅猛发展的前欧洲殖民地,正是在全球传播共产主义的肥沃土壤。“赫鲁晓夫非常看好在非洲、南亚等地赢得新独立国家的前景,大概就是在这时候,苏军开始制作外国地图,包括将自己的勘测人员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完成测绘任务”。

一份1975年的详细地图上标注了五角大楼。📷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Postnikov估计,军方的地图制作计划动用了数万名土地勘测人员和地形测量人员,这些人得到资金和设备的支持,深入实地收集数据,另外还有数百名制图人员,负责收集整理这些数据,制作地图。冷战期间,他供职的民用制图机构为工程师和规划者提供地图。与提供给无产阶级的粗制滥造品相比,这些地图的质量要好得多,它们足够精确,可以用来规划道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同时抹掉了所有战略细节,以防落入敌手之后被敌人利用。民用地图的制图人员清楚,军方正在忙于测绘外国的国土,Postnikov说,“私下里大家互相认识,我们也大概知道他们的主要任务。”

这些军方的制图人员一共制作了多少地图?我问Postnikov的时候,他回答说“几百万张吧”,随即他补充道,“反正我是说不上来。”

俄国制作的圣地亚哥的地图上,标明了军用设施,也提供了运输路线、通讯方式、建筑高度等信息。

当然,美军在冷战时期也在制作地图,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勘测战略不同,这反映了两军的不同优势,说这话的Geoff Forbes曾在美军中服役,负责监听苏军的无线电通讯,现在则是Land Info的绘图主管,这家科罗拉多州的公司也囤积了苏联军用地图。“美军掌握空中优势,所以,对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来说,制作中比例尺的地图就足够了”。他说,因此美军很少制作比例尺大过1:250,000的地图,除非是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区域。

“苏联不一样,他们的装甲洪流是世界第一的”,Forbes说。二战期间,德军的地面入侵让苏军损失惨重,所以苏联后来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陆军的行动需要大比例尺地图,而且是很多的大比例尺地图,才能详细覆盖小的区域。各国军方公认,1:50,000的比例尺适用于地面部队的战术行动。Forbes说。有了这些地图,苏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找到从一点到另一点需要的信息。

明尼苏达州的East View公司收集了大量的苏联地图,2005年,该公司翻译出版了一本苏军的行动手册,或许可以窥见这些地图是如何规划和执行军事行动的。其中标注了各种声音可以被听见的距离:树枝断裂的声音可以传到80米外,军队如果在泥土地上步行,300米外就可以听见,如果在柏油路上,600米外就可以听见;怠速的坦克在1000米外就可以发现,枪声可以传到4000米外。

塔林的游客地图,制作于1980年奥运会期间,与1976年为同样区域制作的苏联军用地图相比,细节和精度都有缺失。📷GREG MILLER; AIVARS BELDAVS/JANA SETA MAP SHOP

还有表格列明了可辨识的距离:点燃的烟头在夜晚可以从8000米外看到,但是在白天,要走近到100米才能看到士兵携带武器的细节。还有表格是关于军队行进速度的,根据地形坡度,道路宽度和质地,以及徒步、坐卡车、乘坦克等情况,分类罗列。

这些地图还包含了大量的文字,细致描述了地图所在的区域,从道路的建筑材料和通行情况,到树林中树木的间隔,再到一年中不同时节的典型天气,无所不包。阿拉坦额莫勒是中国境内的偏远地区,靠近蒙古和俄国边境。根据Omnimap网站上的翻译,苏联制作的该地区地图包含了以下细节信息:

湖泊通常不大,面积在0.5到2平方公里(最大7平方公理),最深处为1米。河岸低矮松软,部分是沼泽。水底粘稠危险(原文如此)。有些湖是咸水或碱水。

由此可见一斑。

在首次翻译成英语出版的圣迭戈地图上,标注了有显著战略价值的对象,包括潜艇基地、海军航空兵基地,弹药库,制造飞机和武器的工厂,同时也包含了公共交通、通讯设施,以及城内多个区域的建筑高度和结构。

制作这些外国领土的地图时,苏联人的底本是公开发售的地图,比如英国国家测绘局或者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图。John Davies发现,比如,苏联地图上标注的海拔高度,其位置和数值与英国地图的标注分毫不差(正因为如此,英国国家测绘局一直声称苏联地图侵犯了其版权)。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似乎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不过这些地图是公开出版的,所有人——包括苏联大使馆的人——也能轻易买到。

“1976年我加入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时候,大家都在说,1970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其它几家机构共同编制的国家地图集第一次公开发售,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的代表就拿到了第一批印刷本”。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Clifford Nelson在邮件中告诉我。他补充说,从逻辑分析,美国印制的1:24,000的地形图,苏联人也弄到了,不过他没有书面证据。

Davies指出,先不考虑英国国家测绘局关于版权的说法,苏联地图绝不是简单照搬西方地图。地图上的许多地方都标注了新建筑——道路、桥梁、房屋,以及其它同时代英国国家测绘局的地图不包含的元素。Davies说,许多细节来自航空或者卫星侦察(苏联在1962年发射了第一颗间谍卫星Zenit),其它诸如道路和桥梁的建筑材料和状态之类的细节,似乎是来自实地收集的情报(或者,根据一名瑞典反间谍人员的说法,苏联外交官特别喜欢在这些战略目标附近搞野餐)。

1984年,美国地理调查局地图上的芝加哥湖畔地图。与此不同,1982年的苏联地图上标明了城里的各栋建筑以及海军码头的结构。📷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USGS

当然,苏联地图也不是没有错误。各处都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错误:英国Teesside地区的新修隧道的土工作业被误标注成了正在施工的道路,伦敦地铁的Angel和Barbican两个站之间凭空多了一条路线。Alexandria镇出现在了弗吉尼亚州北部(这是对的),但是在巴尔的摩市外又有一个Alexandria镇(这是错的)。铁路线和渡轮航线被废弃很多年后,仍然存在于苏联地图上。

还有更多的谜题。苏联人针对少数美国城市制作的地图达到了1:10,000的比例。这些地图细致到了街道,却不聚焦在明显的战略目标上。已知享受这种待遇的城市有:

    • 密歇根州的庞蒂亚克(Pontiac, MI)

 

    • 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Galveston, TX)

 

    • 宾夕法尼亚州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 PA)

 

    • 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Scranton, PA)

 

    • 纽约州的雪城(Syracuse, NY)

 

    • 纽约州的托纳万达和北托纳万达(Tonawanda, and North Tonawanda, NY)

 

    • 纽约州的水镇(Watertown, NY)

 

    纽约州的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 NY)

北科罗拉多大学的苏联政治和思想史专家Steven Seegel说,苏联人之所以要制作这些城市的详细地图,关心的大概不是军事而是经济。苏联眼红美国在战后的经济繁荣,希望了解繁荣背后的原理。

“这些城市大概因为重工业、船运、物流的名声,落入了苏联人的视线”,Seegel说。比如庞蒂亚克有通用汽车的工厂,而加尔维斯顿有大港口,斯克兰顿有巨型煤矿,其它城市靠近水电站。“苏联时代,俄国人对电网和基础设施有种迷恋”,Seegel说,“他们不只关注有军事价值的目标”。

Davies发现,在苏联地图上还有些信息和军事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工厂、警察局、交通枢纽。“如果地图是为入侵准备的,就不会标注公交站”,Davies说,“除非你打算管理这些地方,才会用到这种地图。”

这打算可能是真的,但是可能还不完整。说这话的是Alex Kent,他来自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是地理学的资深讲师。Kent认为,对苏联人来说,地图的用途更加广泛:“他们几乎把它当成情报仓库,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就是数据库,你可以把关于某地的所有已知信息都存进去”。

“他们能够把这样多的信息整理和表达得这样清晰美观,”Kent说。“视觉层次异常清晰。重要的部分突出,不重要的淡化。如今的制图人员仍然可以从这些地图中学到很多”。

从美学角度考虑,这些地图即便谈不上美,也让人印象深刻。制图人员在工作时一定充满了自豪,即便处理最小的细节也是如此。说这话的是Kent Lee,他是明尼苏达州EastView GeoSpatial的CEO,这家公司曾经是Russell Guy在苏联地图进口生意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现在,该公司声称自己是俄罗斯以外,拥有苏联军用地图最多的公司。“法国有红酒文化,俄国有制图文化”,Lee说。

近看苏联1982年制作的纽约市地图,曼哈顿下城区在右上角。细节信息包括桥梁尺寸及建筑材质。📷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4

Russel Guy如今卖不出多少苏联地图了。他说,上世纪90年代生意好得不得了。电信公司会买这些地图,因为它们要在亚洲和非洲建移动电话网络。Guy解释说,如果你要建移动电话基站,就需要了解地形和地势,在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苏联的地形图往往是可以找到的质量最高的信息源。他说他随时可以数得出来愿意出价的国家,因为只要一家公司买了一套苏联地图,就会有其它三四家打电话来照样购买。

电信公司在亚洲和非洲建设移动电话网络的时候,总是会购买苏联地图。

美国政府是另一个大买家。21世纪开头那些年,阿富汗的情报分析人员用的就是苏联地图。说这话的是Ray Milefsky,他之前是美国国防部测绘局(现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地理学家、地理分析师。之后他调到了国务院,主要工作是在官方的地图上确定国境线的位置。“苏联地图之前是——现在仍然是——非常棒的信息来源”,2013年已经退休的Milefsky说。苏联地图上的国境线无比精确,因为勘测人员要找到边境条约原本,把其中的地标与勘测报告、地面界标逐一对齐。Milefsky回忆道:“最早拿到地图时,它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个金矿,尤其是在对齐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边境时,价值非凡。”

Guy和其它地图商人说,随着近些年来卫星地图的兴起,苏联地图的买卖不好做了。电信或者航空公司不时会买上一批,旅行探险公司有时也会购买少量地图。地理学家和其它学术机构有时候也会使用这些地图。最近,一队考古学家也买了苏联地图,用来研究中亚地区农业扩张所毁灭的史前墓葬等遗迹。

即便如此,军用地图在俄国仍然是敏感话题。2012年还有一位前军方制图官员被判刑12年,罪名是向西方泄露机密地图。

地图研究者们(左起):Alexander Kent, Martin Davis, John Davies, David Watt, John Cruickshank. 📷NICK BALLON FOR WIRED

2011年,在莫斯科的一次国际制图学会议上,Davies和Kent做了个关于自己研究的演讲,期望能结识俄国的制图人员,或者是了解这些地图或者之前与制图人员共事过的学者。他们想,演讲结束后大概有人会联系他们,或者在休息时过来聊聊。然而,一个人也没有。

这种沉默让人很沮丧,Kent说,这个话题谁都不愿谈论。

Davies和Kent写了一本关于苏联地图的书,但是Davies说,负责出版的牛津大学Bodleian Library最近反悔了,据说是版权上有顾虑。

对Guy而言,地图在提醒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来自北卡罗来纳的小公司的地图商人,竟然找到几分詹姆斯·邦德的感觉。在莫斯科的阴暗酒吧里接头,被克格勃跟踪(还能有谁呢),猜测什么人在窃听电话,这样的经历,Guy和其它把地图卖到西方的商人仍然记忆犹新。他们拒绝透露以前苏联军队中的关系户。谁都不想再惹麻烦。即便到了今天,他们还是那么谨慎。

译者的话:

Davies和Kent写的关于苏联地图的书籍已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The Red Atlas。我读完的一点感受:如果你关心的不是地图本身,而是地图背后的故事,读这本书大概会让你失望。但如果你想知道他们对地图做了哪些分析,各种结论是怎么得出的,读这本书会觉得大开眼界。

过段时间我会写篇文章,讲述翻译本文背后的故事,欢迎持续关注。

最后,购买版权真不便宜(大概Wired没处理过个人购买版权的事情),大家有钱捧个钱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