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号称世界上最漂亮的几个城市之一,已经有无数的照片来印证了。不过布拉格也不是只有美景,还有若干“不那么美”的景点,同样值得参观。最近我去布拉格,就参观了海德里英雄纪念博物馆。

如果你看过电影《类人猿行动》,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不过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读完下面的内容都应该有收获。

《类人猿行动》电影海报

1938年9月30日,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签订了《慕尼黑协定》。

在这之前,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直接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希特勒进一步声称,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有超过300万德意志民族,不能容许他们“受欺压”。按照一战之后的约定,捷克斯洛伐克受英法保护,如果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英法就必须和德国开战。英法为了避免卷入战争,紧急与德国磋商,最终英、法、德、意四国达成一致,牺牲苏台德地区。整个谈判过程,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参与,后来捷克人自嘲该协定为“about them, without them”。

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贝奈斯(Edvard Beneš)总统没有将已经动员的部队派上战场,而是选择了妥协接受,然后宣布辞职。然后捷克斯洛伐克陷入一片混乱,到1939年3月16日,希特勒抵达布拉格城堡,宣布德国已经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总统贝奈斯 来源:Wikipedia

1941年9月27日,党卫军二号人物,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经由任命成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1939年3月15日并入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副总督,对其领土进行直接管辖。康斯坦丁·冯·纽赖特仍旧为名义上的总督,但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认为其管制手段过于温和,导致反德情绪的盛行、促成反德罢工和破坏活动的进展,因此送其前去“休假”。

海德里希 来源:Wikipedia

海德里希来到布拉格之后果然不负希特勒的期望,大肆抓捕和处决“破坏分子”,营造恐怖气氛,禁绝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艺术活动,他被人们称作“金发野兽”、“布拉格屠夫”、“波希米亚死神”、“纳粹斩首官”、“第三帝国的黑王子”。在海德里希的残酷的统治下,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德国奴役的组织基本瘫痪,只有少数共产主义抵抗组织仍然能够存在。虽然工业产量提升了,但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海外的捷克爱国者也没有放弃抵抗。之前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流亡到伦敦,组织了流亡政府,自认为流亡政府的总统(当然,也得到了盟国的同意)。贝奈斯念念不忘的是,驱逐捷克领土上的德国人,并推翻《慕尼黑协定》,恢复捷克之前的边界。然而关于边界的诉求,英法两国一直没有同意。

为了证明捷克人民的力量也意志,也为了打击纳粹在德国的统治,提振沦陷区捷克人民的信心,贝奈斯想到了对驻扎在捷克的统治者进行暗杀。一开始拟定的目标有两个:或者是海德里希,或者是其它捷克籍高官。考虑到流亡政府也有不少捷克人,和捷克籍高官之间仍然有各种联系,行动可能泄密,也可能引起流亡政府的波动,最终,贝奈斯把行动目标定为了海德里希,行动代号是“类人猿(Anthropoid)”。

“类人猿”行动由捷克流亡政府提出设想,丘吉尔也表示了支持,而且由他亲自指挥的英国特种作战部门(SOE,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制定计划。一开始选定的执行人员是捷克籍陆军准尉约瑟夫·伽布契(Jozef Gabčík)和上士卡罗·斯弗波达(Karel Svoboda),计划订于1941年10月28日执行,那天同时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纪念日。

Jozef Gabčík 来源:Wikipedia

不巧的是,斯弗波达在受训时头部受伤,旋即由詹·库比什(Jan Kubiš)代替。由于这个意外,作战不得不延期执行。

Jan Kubiš 来源:Wikipedia

1941年12月28日晚间10点,伽布契与库比什登上英国皇家空军138中队的海利法克斯轰炸机。此类空投非常危险,成本高昂,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同行的还有另外七名捷克军人,分属另外两支任务小队,代号是Silver A和Silver B。

飞机大部分飞行高度是3500米,中途还遭遇了德国夜间战斗机的拦截,不过好在都迅速摆脱了。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飞机降低到300米高度,不幸的是,因为当天下了一场大雪,原来用来定位的铁轨、河流等地标全部被雪掩盖,飞机迷失了方向,最终捷克的勇士们伞降再布拉格东边的内维兹第(Nehvizdy)跳伞,而不是之前计划的皮尔森。

降落之后,伽布契和库比什迅速掩埋了武器和破坏工具。到天亮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降落在了错误的地点,不过幸运的是,第一时间见到他们降落的捷克居民勇敢收留了他们并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和当地的抵抗组织接上了头。同时,Silver A小组的任务也有进展,恢复了当地抵抗组织与伦敦之间的电台联系。

因为降落地点错误,“类人猿”行动的时间被推迟了,勇士们在捷克潜伏下来,耐心等待。

另一方面,SOE的空投还在继续。1942年3月28日,SOE又空投了两个任务小组,代号分别为ZINC和OUT DISTANCE。不幸的是空投并不成功,成员相继被盖世太保发现,有人开枪之后逃脱,有人自杀。4月2日,被抓获的William Gerik则选择了向盖世太保坦白,给抵抗组织造成了重大损失。

1942年4月27日夜,SOE空投了STEEL、BIVOUAC、BIOSCOP三个任务小组。第二天夜里,又空投了INTRANSITIVE和TIN两个小组。此次仍有成员在枪战中丧生,在绝望中自杀,另有三名成员被捕。

到这时为止,SOE一共空投了7个小组,但没有一个小组是满员的,装备也基本损失。SOE决定不继续空投,依靠仅存的两个小组——Silver A和“类人猿”去执行刺杀海德里希的任务。

当时海德里希相当张扬,他经常乘自己的敞篷奔驰320C汽车出行,只有他和司机,不带任何保镖。或许海德里希对自己的治理相当有自信,但这也给了别动队员可趁之机。在经过仔细勘查之后,刺杀小组选定了布拉格北部的一处“手肘弯”作为行动地点。汽车行驶到此处要减速,而且旁边有一个电车站,电车可以为别动队员提供掩护。

1942年5月27日,这是捷克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当天早上,海德里希和往常一样,从家里乘车前往布拉格城堡。伽布契和库比什早已埋伏在此,另外还有OUT DISTANCE小组的瓦契(Valčik)在100米外望风。

早上10:30分,在海德里希的汽车经过时,伽布契一把掀开大衣,拿出了“斯登”冲锋枪扫射。不幸的是,冲锋枪卡壳了,没有任何子弹射出。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海德里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命令司机停车,自己掏出手枪朝伽布契开枪。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一旁的库比什从公文包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特制手雷,朝海德里希扔了过去。

如果库比什再准一点,直接把手雷扔到车厢里,海德里希就要当场毙命了。可惜他只扔到了汽车右后门外,手雷把车门炸了一个洞,碎片直接扎入海德里希的胸膛。但是海德里希没有察觉,仍然跳下汽车继续追逐伽布契,几步之后才发现疼痛不已。海德里希的司机克莱因在追逐库比什的过程中,被库比什打中两枪,倒在地上。

被炸毁的海德里希的奔驰车 来源:Wikipedia

这时伽布契已经骑上自行车逃离现场,库比什因为与克莱因枪战,放弃了自己的自行车,也快步逃脱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伽布契和库比什精心选定了袭击地点,却没有考虑距离医院的远近。很快有路人拦下车辆,把海德里希送往2.5公里之外的医院,他没有丧命——盟军因此认定,“类人猿”行动失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希特勒从四处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来救治海德里希。海德里希一开始显示出轻微的发烧了流脓,并一度有好转的迹象。到了第八天早上,他一命呜呼了。后来的尸检显示,他应当是死于细菌感染,也可能是手雷里包含了毒药。

希特勒为海德里希举行了隆重浩大的葬礼。1942年6月7日,第一场葬礼在布拉格城堡举行,聚集了数千人和大量的火炬。随后海德里希的棺材被运往柏林,在新建成的总理府进行了第二次葬礼,纳粹的所有高官悉数到场,希特勒现场致辞。

THE FUNERAL OF REINHARD HEYDRICH, 1942 (HU 40229) Adolf Hitler gives his last salute at the state funeral of assassinated SS Obergruppenfuhrer Reinhard Heydrich in the Mosaic Chamber of the New Reichschancellery in June 1942. Copyright: © IWM. Original Source: http://www.iwm.org.uk/collections/item/object/205188197
海德里希在柏林的葬礼 来源:Reddit

另一方面,震怒的纳粹反应迅速,他们立刻开始抓捕袭击者。

袭击当天早上10:50,布拉格所有铁路职员被召集起来,所有列车都停运。下午,全城都贴满了抓捕袭击者的告示,大喇叭不停播送纳粹的公告。晚上,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第三帝国军队的支援下,到当晚10点,已经在布拉格搜捕了3万5千所住处。从1942年5月29日开始,所有在布拉格的人,只要没有纳粹的身份证明,就被逮捕、枪决。到6月30日为止,所有年纪在25到40岁之间的男人,没有纳粹的许可,都不准下葬。同时,所有路口、火车站、旅馆、港口都严加盘查。

纳粹检查了袭击者丢弃的斯登冲锋枪、手雷残骸、公文包、自行车。斯登冲锋枪明显是从英国来的,英国人搞破坏时最喜欢用这种武器。手雷也指向英国,在北非战场,英国军队大量使用了这种手雷。至于公文包和自行车,都是在布拉格本地获得的。很明显,刺杀行动是来自英国的特工和捷克本地的抵抗组织合谋。

今天在纪念博物馆展出的斯登冲锋枪和手雷 摄于纪念博物馆

除了在布拉格本地的大肆捕杀,纳粹还把魔爪伸向了布拉格市郊,之前藏匿了袭击者的两个村镇:藏匿“类人猿行动”队员的Lidice,藏匿Silver A行动队员的Ležáky。

1942年6月10日,纳粹把Lidice的房屋全部摧毁,然后把483名村民召集到一起,173名男人枪决,女人被送去集中营,之后有53人死在那里,小孩也不放过,所有104名孩子只有17人活到了战争结束。除了人,其它的动物也全部杀死。更令人发指的是,纳粹安排摄制组全程拍摄了屠杀和摧毁的过程。

Lidice大屠杀 来源:historyplace.com

1942年6月24日,纳粹来到Ležáky,这次他们不再把女人送去集中营,而选择全部杀戮。13个孩子都送去了德国,只有2名活到战争结束。

但是,别动队员的藏身之所仍然没有暴露。其实,别动队员就藏在布拉格城内,最早躲在两个家庭,后来前往圣济利禄暨圣默多狄东正教堂。捷克东正教戈拉兹德主教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教堂的地窖上方有个暗室,别动队员平时就藏身在这里,要出来时放下梯子即可。在这里躲藏的除了伽布契和库比什,还有另外五名别动队员。

圣济利禄暨圣默多狄东正教堂 摄于布拉格
教堂地窖入口,如今是纪念博物馆 摄于布拉格
别动队员藏身的暗室如今专门照亮,光线昏暗时很难发现 摄于纪念博物馆
纳粹的悬赏告示 摄于纪念博物馆

之前藏匿在布拉格城内的别动队员库鲁达(Karel Čurda)在刺杀发生后逃到乡下,与母亲同住。在恐惧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之下,6月13日他给纳粹写信,指认了伽布契和库比什,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6月16日,他径直前往布拉格,找到盖世太保,供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虽然他不知道别动队员的具体藏身之所,但他知道各处抵抗组织的接头据点。因此捷克的抵抗组织受到沉重打击。比如第一个看见别动队员降落,并勇敢提供帮助的捷克农民鲍斯(Bauc)一家7口不是被处决,就是选择了自杀。

叛徒库鲁达 来源:Wikipedia

库鲁达的主动招供让之前一无所获的盖世太保欣喜异常。6月17日,根据库鲁达的情报,他们找到了之前为别动队员提供庇护的莫拉维茨(Moravec)医生的住所。开始医生一家不在,盖世太保扑了个空,不久他们回来,被盖世太保全部逮捕,莫拉维茨太太服用氰化钾自杀,纳粹在残酷折磨了医生的儿子一整天之后(据说让他看到母亲的头颅在水缸里翻滚),终于知道了别动队员的藏身之所。

6月18日清晨,纳粹出动700多人,将教堂团团围困。教堂阁楼上的三位别动队员靠手枪与纳粹战斗了两个小时之后,因为弹药耗尽,选择了自杀。虽然纳粹发现他们仍然有生命痕迹,但送往医院之后也未能挽救。

如今的教堂内景,别动队员在这里靠手枪与纳粹战斗了2小时 摄于布拉格
如今的教堂内景,别动队员在这里靠手枪与纳粹战斗了2小时 摄于布拉格

之后纳粹又发现了地窖里的暗室,他们试图用探照灯照亮地窖,但别动队员扔出装满酒精的玻璃瓶炸弹,摧毁了探照灯。这时候,捷克消防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主动请命向地窖灌水。在发现陷入绝境之后,地窖的四名勇士也选择了自杀。

地窖的窗户,水就是从这里灌进来的 摄于布拉格

在所有别动队员牺牲之后,纳粹在布拉格举行了大规模的仪式,展示“捷克人民对第三帝国的支持”,一共有10万捷克人到场,集体行纳粹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库鲁达的主动招供,纳粹的搜捕始终一无所获。

1942年8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交给捷克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一封信,宣布英国同意废除《慕尼黑协定》里划定的捷克边界。同年9月29日,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也宣布不承认《慕尼黑协定》。至此,“类人猿行动”的任务全部达成。

但是,纳粹的复仇还没有停止。

在别动队员暴露牺牲之后,圣济利禄暨圣默多狄东正教堂的戈拉兹德主教为了保护教会的其他人员,向纳粹当局表明自己愿意担负所有责任,但到了9月4日,教堂的所有东正教神父与戈拉兹德主教一同被枪决,后捷克东正教会拒绝纳粹要求对戈拉兹德主教的行为进行谴责,被惹怒的纳粹因此把圣济利禄暨圣默多狄东正教堂关闭,并限制捷克东正教会的宗教活动。

1942年10月14日,纳粹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处决,对象是捷克爱国者、抵抗力量、协助过别动队员的人,人数多大262人。1943年1月26日、1943年2月3日,纳粹又集中进行了两次处决。

纳粹在Lidice惨无人道的屠杀激发了全捷克人的反德抵抗运动,并成为后来国际儿童节(6月1日)的来源。

在战争结束后,叛徒库鲁达,以及海德里希的继任者,疯狂报复和搜捕的党卫军军官K.H.Frank都遭到逮捕,判处绞刑。

从纪念博物馆出来之后,我感到心情很沉重。地窖阴冷潮湿,不见天日,很难想象别动队员在这里躲藏了几个月,而且没有被发现。或许和平年代的人们都难以想象,当年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他们远离安全的英国,来到最危险的布拉格,执行完任务仍然躲在地窖里。

战争或许真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被纳粹屠杀的平民,他们可以叫屈伸冤吗?他们当亡国奴起码可以活命,仅仅因为村子里的人帮助过别动队员,就要被灭族。这样说来,捷克为了推翻《慕尼黑协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吗?但是我似乎看不到这样的诘问,捷克人把教堂地窖定为“国家英雄”纪念馆,本身就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今天教堂外的纪念碑,当年的弹孔仍然保留,时常有人献花 摄于布拉格

中文网络上有关于此次行动的资料,但看来看去大多失之真实,故事色彩太浓。其实关于此次行动的历史资料,纪念馆已经公布得相当详细了。我在纪念博物馆呆了一小时,看完了整个行动的介绍,参观了地窖,又看过了主题纪录片。

可惜在这期间,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有欧洲的、北美的、日本的、韩国的,唯一不见中国游客——尽管在布拉格到处可以听到普通话的声音。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布拉格不只有查理大桥和福尔塔瓦河,不只有布拉格城堡和红屋顶,还有一处纪念捷克历史的高光时刻。

前些天和朋友讨论一则社会新闻——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犯罪嫌疑人因为赔不起两万块钱,铤而走险杀死对方三人。群里有朋友说:实在想不通,两万块钱也不多,犯得上去杀人吗?现在随便做点什么,一个月也有万把块钱呀。

听了这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位朋友其实并无恶意,本来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这几句话,总让我想到之前经历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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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是个老话题了,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名不副实的“软件工程”》,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回头看,当时更多的思考还是在“软件工程”本身。我们完全可以把讨论的范围扩得更大一些:“软件工程”和“工程”有关吗?如果有,到底有多大的关系?(这里的“软件”泛指IT的各种开发,不存在“软件”和“互联网”的分别。)

不要以为这些问题很好回答。在大学里,“计算机/软件开发”专业到底属于理科还是工科?似乎一直没有明确答案。到了社会上,一说起“计算机/软件”,很多人都觉得它既不同于文科,也不同于传统的“工程”(硬件)。

那么,“软件工程师”和“程序员”究竟有什么区别?似乎一直也没有人说清楚,只是名称不一样。就我所知,不少搞软件开发的人认为,软件是全新的领域,应当有全新的知识体系和工作范式,所以学校教育根本没啥用。甚至,有些人在内心看不上传统的工程人员,认为那都是“夕阳行业”的过时经验。

“软件工程”真的有这么特殊,可以大喊“我们不一样”吗?中国历史上有过“白马非马”的辩论,“软件工程”和“工程”之间也是这种关系吗?

下面结合软件工程,讲几个“传统”工程的故事。如果你也好奇“软件工程”和“工程”的关系,相信可以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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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印尼公布了“狮航”失事波音737飞机的初步调查结果。调查显示,飞机从起飞到失事的11分钟内,最后两分钟里,飞行员和飞机进行了不下二十次“搏斗”,最后败给了飞机。

事情是这样的:最新款的波音737,也就是737 Max,安装了名为“机动能力增强系统”(maneuvering characteristics augmentation system,简称M.C.A.S.)的系统。如果驾驶员操作不当,这套系统可以自动介入,修正飞行姿势。不幸的是,这架飞机的攻角(angle-of-attack,即仰角)传感器一直有问题,总是发出错误数据,虽然之前已经替换了一个,但也不是新的,而是经检测“可用”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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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完了Bill Kilday回忆Google Maps前世今生的《Never Lost Again》,觉得这本书相比各种“精益创业”的教材毫不逊色,而且更引人入胜。

出于兴趣,我又查证了不少资料,写了一整篇Google Maps的故事,下面是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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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记得好些年前一次参加公司职级晋升考评的经历。注意,这不是晋升自己的职级,而是我去为员工申报职级晋升,并参与综合评审。

当时公司不大,一百多人的规模,整天都在忙业务。所以,虽然管理正规化是大家的期望,但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建立制度化、正规化的管理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对处在这个阶段的公司来说,“管理正规化”更多只是形式,比如职级晋升,主要是管理层一起把把关,不要出现明显的争议。

在晋升考评会议上,我列举了IT团队应当晋升的人员名单。得益于IT团队成员的努力付出,之前的准备工作也还算充分,名单上的人员晋升看起来都十拿九稳。

不过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全公司的晋升名单都过完一遍之后,大佬们觉得此次晋升的人数多了点,晋升还是应当让大家珍惜机会,不要变成“阳光普照”。所以需要再次审阅名单,筛出一些“不合适”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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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看完了《艾森豪威尔:一个士兵的一生》(之前也推荐过)。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是二战时西线盟军的最高指挥官,士兵们亲切地叫他“艾克”,战后又通过竞选当上美国总统并连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有关战争的篇幅,艾森豪威尔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片段同样让我印象深刻。

艾森豪威尔出生在贫苦之家,他的父亲戴维每天辛勤工作,只能挣得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脾气也不算太好。有一次,艾森豪威尔的母亲艾达请戴维帮忙搬一个箱子,被戴维视为奇耻大辱,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女人指使。过了会儿,艾达换了副无奈的口气说:“戴维,如果你不来帮我,我想我实在没办法搬动这个箱子了”。结果,戴维欣然前来。

艾森豪威尔小的时候,有一次去舅舅家玩遇到一只大鹅。艾森豪威尔被大鹅吓得不轻,哭着去找舅舅帮忙。但是,舅舅没有来帮他出气,只是给了他一根棍子。靠着这根棍子,艾森豪威尔终于战胜了那只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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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看到消息说Google Plus要关闭了,许多人才想起来Google还曾经有这么一个社交产品,并且很是热闹了一阵,我也是一样。Google Plus一度被寄予厚望要挺进社交的腹地,直面Facebook,结果终于失败了。Google Plus到底做得如何,许多人都有过体验。但是Facebook是如何应对的,未必有多少人知道。

恰好前段时间我读到了Facebook前员工Martinez的书,Chaos Monkey: Obscene and Fortune and Random Failure in Silicon Valley。里面有一章专门讲到了Google Plus发布时Facebook的Lockdown(禁闭)应对,非常有趣。根据这本书的介绍,我再查了些资料,就有了下面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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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车去浦东机场,发现起飞的飞机特别近,在高架上看得非常真切。于是我想,应该有个什么地方可以近距离拍到正在起降的飞机。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都只是一个念头而没有付诸行动。我只是在网上搜了搜相关的资料,才知道这种活动叫“拍飞”,专门拍飞机的摄友自称“飞友”,而且列出了几个在浦东机场“拍飞”的好地点。到了10月1日,天气难得的好,又难得有空,我终于可以去尝试“拍飞”了。

按照网上的介绍,我几经摸索,就找到了最合适的“拍飞”地点,是跑道尽头的一大片荒地。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里已经停了几辆车,估计也是专程来拍飞机的。但是只见车,不见人。

过了会儿,远远的终于见到一个人影,个头不高,戴帽子,端着长焦镜头,看来我猜的没错。他也看见了我,拿长焦镜头对准了我,不知道是在拍片还是在观察。我正纳闷,他忽然转头过去喊:爸爸,后面还有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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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有没有文化?”,这是个伪命题。小到家庭、社区都可以说有自己的文化,如果没有文化,基本没有办法组织协调一群人行动。所以,许多对“有没有文化”的探讨,其实真正关心的是“这种文化好不好?”,“我们是不是看得上这种文化”。然而一旦涉及“好不好”、“看不看得上”,讨论的就不再是事实问题,而是价值问题。要做价值判断,当然众说纷纭。

我一直希望谈谈企业文化的话题,也在拉拉杂杂地写,和朋友讨论,总没有成形。前两天骆轶航的《阿里巴巴的孤独进行时》视角挺有意思,干脆趁这个机会把已经写的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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