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经常在一些杂志上看到“偷懒读书法”,说的是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很忙,没时间读书,又不得不读书,于是就安排手下人读完了给他复述书的主要内容,或者是摘抄重要文字出来做成“精编版”,这样读书的效率就高很多了。

这样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而且羡慕不已:我们读书读得再快,终究得一段段一页页地看过来,怎么样也比不了人家直取精华的待遇。这样比下去,大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这可怎么得了。

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人还是得自己读书的,所以即便不公平,对大部分人来说也还是公平的。这样一想,心里也就平衡了。加之我仔细观察,发现大部分有学问的人都不是这样读书的,心里就更平衡了。

不过最近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反感“一本书里翻来覆去讲同样的道理”,不耐烦“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道理,何必读一本书”;另一方面,有些人、有些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我替你读书,你只要听我的就好了”,并且讲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真的让许多人相信,读整本书不再有必要,让人替你读书,自己只要听听这些“精华论述”就好了,效率反而更高。

刚开始和这些追求“读书效率”的人打交道,觉得“他们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理论”。然而不久就会发现,这种“效率”未必真的站得住脚,对那些知识,他们也不过是“知道”而已,真的要分析点新问题,或者遇到相反的观点,不是左支右绌,就是进退失据。这种状态,只适合夸夸其谈,距离“掌握”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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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在自由的社会里,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所以一定做出自己真正喜欢的选择。但现实往往是,在你还没有完全的选择能力的时候,就必须接受很多东西——比如读书就是这样。但是读书到底有什么好处,清楚这个问题的恐怕就不多了。

从小,长辈就跟我们说:好要好读书,读书才有出息。这是大家常说的话,当然还有不常说的话:不读书,长大了就只能去扫马路、拖板车…… 但是我一直比较好奇:好看的书不让多看,不好看的书又被催着看。很多时候说是要“读书”,其实希望你读的只是教科书。这样读下去,到底能有什么“出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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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被人问这样的问题:“你读书似乎很快,有什么经验介绍吗?”。刚开始面对这样的问题,总是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从来也没觉得自己读书有多快。直到慢慢被问得多了,我逐渐意识到,大概有人觉得自己读书速度不如我快,所以希望讨教一些秘诀。可是仔细想想,我确实没有掌握什么妙方。如果真的要分析我为什么读书“比较快”的话,我能列出来的只有自己的若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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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经验告诉我,读书不但要看书的内容,还需要留意作者、流派等等一系列信息,这样才能获得更丰富的认知。《社会性动物》《绝非偶然》已经让我受益匪浅,所以看到《错不在我》的作者是阿伦森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事实证明,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

“错不在我”,这是工作生活中经常听到的说法,几乎人人都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许多时候,明明“错在我”,大家还是要说“错不在我”,比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明明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小布什仍然认为“错不在我”;再比如基辛格面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罪指控,也会说“一定有别人出错了”。阿伦森的《错不在我》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这种现象,并给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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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善用

 

IT人才难以管理,这恐怕是众所周知的世界性难题。我遇到过的一位公司老板就说:IT嘛,去招50个实习生来当码农,一个礼拜不睡觉,系统就做出来了。虽然这话看起来比较极端,也反映出大家面对IT人才管理的困境。因为没有明确的、通用的办法,所以干脆“釜底抽薪”,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应付——要知道,这位老板对其它部门的管理可不是这种样子的。

IT人才管理的历史可能相对短暂,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少探索。我先后读过《最后期限》、《人月神话》、《门后的秘密》、《软件人才管理的艺术》,都涉及到IT人才的管理,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但读过之后,总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遗憾。在IT行业的各个技术领域,基本都有“经典教科书”存在,能让人一览全貌,并且会提供若干实用的操作指引。唯独在IT人才管理方面,各本书籍多是侧重某个方面的管理,或某种具体类型的案例,因此难以在管理者内心建立完整统一的图谱,结果就是各个方面参差不齐,注意到的方面做得不错,注意不到的方面则形成明显短板。

出于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这本《知人善用》,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希望推荐给大家阅读。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Managing the Unmanageable,意思是“管理那些没法管的家伙”。在作者看来,IT人才之所以“没法管”,完全是因为“不得法”。换句话说,IT是工作高度抽象化的纯脑力劳动工作,但实际执行起来又非常像传统的手艺活,这种张驰不但提高了管理的难度,它所形成的特定文化更是让管理难上加难。所以,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提供了一整套的建议、工具、技巧,希望能帮助读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得法”地管理IT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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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曾说:“生活就是解决问题”。确实,在生活中,我们时时、处处都在解决问题——吃饭问题、睡觉问题、学习问题、工作问题……于是,“解决问题”本身也成了需要解决并且极有价值的问题。迪特里希·德尔纳的《失败的逻辑》,就是论述“如何解决问题”的一本小书;这本书虽薄,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详细介绍了解决问题的通用步骤,以下结合我的个人经验来谈谈。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认识问题。这一步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认为是多此一举,因为“问题就摆在那里”,所以许多人上来就跳过这一步,直接动手解决,结果大都收效不佳;究其原因,往往忽略了认识问题。比如听到有人说“要求更高的生活质量”,首先应该提问,“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是交通状况更好,还是娱乐设施更多,还是商业更繁荣,学校更普及?到现在为止,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唯一清楚的是,现状不尽如人意。这时候要做的,是在了解清楚情况的基础上明确地设定一个目标。这道理看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并非如此,许多人并不愿意去寻找真正的答案,反而相对随意地“找”了一个目标:面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要求,有些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教育资源不够,所以花大力气整顿教育——其实,这么做的人并没有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依照自己的能力,解决了自己最熟悉、最顺手的问题,并且“以为”这就是真正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第二步,是认清问题。认清问题与认识问题的区别在于,认识问题只是准确地看到一个点,认清问题是从这个点发散开去,联系到更全面、更深刻的内容。比如某人挨了老板的骂,心里不爽,于是他很清楚问题是“心里不爽”,第一步已经做到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找朋友出去大吃一顿,排遣郁闷;也可以好好反思一下,到底为什么挨老板的骂,想通了也就舒坦了。两种办法,都可以解决“心里不爽”的问题,长期的效果却大不相同。还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解决问题,只解决一个点上的问题,很可能导致其它方面的问题,因为许多因素是此消彼长的——比如为了解决旱灾或者发展需要,大量抽取地下水,初看是保证了用水,但这样做下去,会导致地表沉降等一系列其它问题。所以,仅仅认识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发散、联系四方,认清问题。

解决问题的第三步,是了解信息,制定计划,也就是找到可行的、抵达目标的路径,并将它拆分为若干小部分。在这一步,我们并不能保证自己面对的都是已经已经解决过的问题,可以拿出胸有成竹的方案,所以抽象思维能力非常重要——所谓抽象,就是把具体的问题提升到比较模糊但是通用的形态,经由此关联到已有的知识。一个人或许没有制造手表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制造手表,但他在卷烟厂工作过,所以知道需要原料,按照一定的工序,还需要工人和能量。看来,制造手表也需要采购原料,按照一定的工序组装,并且需要有专业经验的人,并且需要能源支持。在这个例子里,他通过抽象,将手表制作提炼到“原料、工序、人员、能源”的形态,嫁接上了自己之前的经验。

解决问题的第四步,是估量时间序列。一般认为,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所以我们对于空间问题,往往有强烈的直觉;然而,时间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们经常忽略时间结构,即便在时间方面进行了考虑,直觉也非常有限。多个实验和大量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人的直觉,在估量时间序列时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即便我们知道疾病的发病率,还是会低估感染者的人数,即便我们知道复利的利率,还是不愿意存钱,因为觉得收益太少。准确地说,普通人往往根据线性模型来进行时间推演,专业人员则清楚,增长函数有宽得多的范围,所以他们往往能选择最合适的函数模型,而不是盲目地根据“感觉”或“直觉”来做判断,所以能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和规划。

或许有人说,这样做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把事情“机械化”到这种程度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不这么看,做这种细细的分解,正是为了更有效率、更有效果地解决问题。
《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从他的最高角度来看,不是由大同小异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而是由需要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战争不像长满庄稼的田地,收割时不需要考虑每颗作物的形状;战争更像长满大树的土地,在砍伐每一颗树时,都需要注意到它的形状和方向”。同样,每天我们都需要解决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各不相同,解法也不能千篇一律。如果非要有什么“以不变应万变”的秘诀,只能是针对每个问题,都能做到认识问题、认清问题、制定规划、估量时间序列这写步骤,并把它们养成习惯,内化到每一次行动当中,才可以做到有所针对地“砍伐大树”而不是简单机械地“收割庄稼”,真正解决“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已经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收割庄稼”的工作,这时候,能够“砍伐大树”才最能体现人类的价值。

曾经有个流传甚广的问题:前些年程序员都想去做项目经理,现在都想去做产品经理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到的一个答案是:因为程序员都被产品经理折磨疯了。

这是一个许多人都赞同的答案,而且从此细想开去,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早先的程序员,并不是不会被产品经理折磨,而是几乎根本没有产品经理来折磨。在开发还主要服务于具体问题,以定期发布一版软件为主要形态的阶段,功能的有与无是最大的问题;而在开发深入到生活的细节领域,计算机用来解决各种问题,持续发布成为常态,竞争又日趋激烈的情势下,产品的重要性才日渐凸显出来——我们都习惯了不仔细翻阅说明书,凭直觉使用各种功能,我们也习惯了在系统的各种“提示”下直抵问题的核心。这些便利,很大程度上是赖产品经理所赐。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产品经理,在这种爆发性增长的阶段,鱼龙混杂,难免苦了在一线开发的程序员。与其忍气吞声,不如取而代之,产品经理由是成了许多程序员的选择。

然而就我所见,许多人不是产品经理时苦不堪言,真正坐上了位子却左支右绌,这种例子并不少。究其原因,或许还是经验太过片面,细节计较太多,内心没有棋局。产品经理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属于哪个部门?职责边界在哪里?需要着力培养哪些方面的素质?应当与哪些部门沟通,如何沟通?这些关于产品经理本身问题看似有些“虚”,但若回答不好就去做产品经理,却绝难说是称职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国内已经有不少优秀的产品经理原创作品可以参考,我愿意同时推荐的,是Marty Cagan写的《启示录:打造用户喜爱的产品》。作者是eBay的高级产品经理,在这一领域着力多年,这本书却绝非巨细靡遗的大部头,而是论述产品经理若干核心问题和经验的精当小册子——实际上,我是在火车上花两小时看完的,但深深记住了产品经理职责的三方面:人员,指负责定义和开发产品的团队人员的角色和职责;流程,指探索和开发产品时,反复应用的步骤和成功的实践经验;产品,指富有创意的产品应具有的鲜明特征。

相应的,这本书也分为三个部分,针对每一个方面细致列出若干主题,比如在“人员”部分,就总结了产品经理的职责,与相关职位的差别及边界,产品经理应具备的素质,工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等等。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编排方式,看过Effective C++/Java的人都知道,这种编排方式确实是Effective(有效)的;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这些“务虚的探讨”,还根据经验分析了常见各种选择的优劣,比如将产品团队归入技术部门,往往会埋没于细节之间,归入市场部门,又混淆了产品营销和产品管理的职责;再比如产品经理太听信客户或者太过干涉设计细节,往往容易被“怎么做”迷惑,忽略了“做什么”。如果靠自己提炼这些知识,恐怕得有足够多的经理,吃过足够多的亏,经过足够多的反思;不过有了Marty的书,有志从事产品工作的人,肯定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当然,也正如书名所说,是“启示”而不是“操作手册”,它并没有提供繁复全面的指引。读完第一遍,我收获了很多启示,要完善正确的产品意识,甚至成长为称职的产品经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想,我会时常翻一翻《启示录》,带着经验来看它,是常看常新的。

《启示录:打造用户喜爱的产品》

前段时间,与豆瓣网友伊卡洛斯聊,他问我是否有书推荐,书没推荐几本,文章倒是推荐了一篇《刘瑜的秘密书架:从经典到经验》,他看过之后感觉很好。其实,我第一次看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索性就着刘瑜的文章,说说自己的阅读经验吧。在我看来,“读书”和“会读书”是两回事,如何才叫“会读书”,至少要保证几点,下面一一道来。

首先,读书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性。此处的“目的性”,准确来说就是真正关心的问题,循着这些问题,在阅读中思考,才可以真正有所收获。我在大学阶段的阅读就是如此,收获也确实不小。刚进大学时,我四处听了许多讲座,有两点深刻的体会,第一是之前了解的关于政治、历史、社会的许多知识是假的虚的,第二是这些假的虚的说法,竟然可以伪装成堂而皇之的道理,甚至无法识破。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认真读了不少思想史和历史的文本(尤其值得庆幸的是,读了很多原本,而不是后人的阐释),从此明确知道了社会只有自由才能进步,人只有自由才能真正发挥出价值,虽然后来很少“不务正业”看此类书,但这之后从未纠缠过“自由、民主是否有益”等问题;另一方面,我有幸阅读了一些严肃的论著,并认真学了一点逻辑,真正知道了论述要如何展开,也领略了逻辑的威力,而且受益至今——面对一些言论,即便不了解所在的领域,却可以知道这是不对的,是胡说八道。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没有真正关心的问题,或许仍然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然而其实只是“没有浪费时间”而已,充其量积累了一些谈资,绝无可能有这样多的收获。

其次,读书一定要注重完善知识的结构,学会从多个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我之前有疑惑,人脑的容量是有限的,看的东西越多,想的越多,脑子是不是越乱?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这不是一个问题:人脑的容量,其实远远大于所能吸收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随着知识的增加,大脑中的知识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从平面到立体,到错综复杂的交联结构,同时这些知识的索引也日渐复杂高效,你可以通过更短的途径,找到想要的知识,也容易联系到更多的知识。我的朋友Jack曾说:会讲一个观点没什么了不起,面对质疑,问三问,问不倒,才真正了不起,才真正学会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完善知识的结构,因为你无法保证质疑会从哪个方面来。举个例子,我国历史教育中,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割裂的,虽然两者都还算熟悉,但问你唐宋元明清大概是公元多少年,当时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估计许多人就答不上来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夸赞中国古代如何如何先进就多少显得有点心虚:哪方面先进,领先哪些人多少年?更不用说在解释游牧民族入侵时,忽略关于几个低温阶段的气象知识,而仅仅解释为“朝廷腐败”了。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你只孤立地看待中国当代史,会觉得“知识青年”是一个历史名词,但若放宽视界就会发现,在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早期,必然要面对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问题,但只有中国采取了“倒流”,让城里人去当农民的政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如果能跨越多种门类的知识,用多种眼光去看待同一样事物,你对许多事件的判断就更为全面、深刻了,说起话来也更有把握了。

再次,对古人的书,古人说的话,一定不能“活学活用”。我们都知道,语言不能脱离语境单独存在,任何观点和论述,都是在一定前提下展开的。脱离了语境,脱离了前提,许多观点和论断就成了永远不会出错的万灵药——于丹可以用《论语》解释任何一切,但她未必知道(知道了也未必告诉她的信徒),孔子身处怎样的年代,他的话是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说的。或许大家觉得于丹的例子太极端,但这类例子其实并不少见,比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是指人不能脱离公众生活而单独存在,却被理解为“搞权谋是理所当然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其实是指“只有经过真正的思辨和质疑,我才真正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我”,却被理解为“如果我没有在想事情,我就不存在”。许多人读书,是希望找出古人的话,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脱离语境、隔离前提来“引证”,其实是以讹传讹,放弃了求知的诚实,将自己的知识,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之上。

最后,对古老的书,要有选择性的放弃,多读现在的书。现代科学进展一日千里,不但在专门化、精细化上进展神速,更重要的是,不少领域的知识在方法论和学科范式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许多前人通过总结个体经验,或者自己冥思苦想得出的结论,在现代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之前不值一提。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心理学,虽然这门学科是弗洛伊德开创的,但弗洛伊德五迷三道的理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甚至在什么情况下要如何使用都难说清楚,只有在引入现代科学方法之后,可以通过实验复现之后,心理学才真正成为科学,得到了许多踏实的、普适性的结论(所以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公开课里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之于现代心理学,更像占星术之于天文学)。另一个例子是社会学,前人也许能通过冥想或内省,写出《情爱论》这样的论述,但真正幸福的情侣应当相似还是不相似,如果要相似,是要在哪些方面相似……这类问题其实不是严肃的哲学问题,而更像实证问题,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数据采样,找到一般性规律,并精确分析,得到结论。相比之下,单纯“举个案”或者“举反例”的论证方法,显得太粗陋,也不能保证所举例子的典型性。

或许有人会说,读书就图开心,自己高兴就好,何必想那么多。我想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年龄段做,效果是大不一样的;纯粹图开心而读书,不妨等到一定年纪,条件齐备,又有大把闲暇时间,再做不迟。在这之前,在宝贵的时间里学会读书,再认真读点好书,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更合适的选择。

陈寅恪先生曾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按照我的理解,意思就是,不能忽视历史的前提:社会、意识、物质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事件的发生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时,往往只强调所谓的“超然”和“客观”,忽略甚至抹煞了这些具体的前提,所以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就好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为什么没有按照符合逻辑的方向发展呢”?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公车上书与五四运动的比较。公车上书发生在1895年,中国丢失了辽东半岛和台湾岛;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中国丢失了胶东半岛。看起来,1895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要远大于1919年巴黎合约,但是,同样是知识分子带头抗议,为何公车上书的反响远远不及五四运动?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解释,有种传统的解释是康、梁不够进步,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解释太过简单,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时空的前提。

根据杨奎松先生的总结,1895年与1919年,虽然只相差了二十多年,社会却大不相同。在1895年,中国的信息传递方式还十分落后,电报技术并不普及,信息传播也是文言当道;另一方面,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尚未形成,没有运动的主力。而1919年的形势则大不一样,第一是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第二是已经形成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爱国为己任;第三是帝国成了民国,许多城市居民感觉国家大事与自己息息相关。两厢对比,巴黎和会于中国的损害不及马关条约,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因为在对比这两件事情时,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绝对的“进步性”,而是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所以杨奎松先生的解释要有力得多。而且,如果我们在关于历史前提的意识上更进一步,也可以从当下的许多现象,推演、理解历史上的问题:最近几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时常可以见到比较激进的论调。但是平心而论,现下的通胀,尚且没有夸张到极大影响大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地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考,如果通胀达到几百、几千倍,到底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继而对自己的心态有怎样的影响。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便指责,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许多人的选择——从许多人的回忆来看,当年的许多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国民政府货币改革失败,严重的通胀直接导致许多人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事情并不只是“宣传攻势”那么简单,即便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国民党政府丧失民心,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待一些“并不矛盾”的历史事件时,也应该培养自己的前提意识,这样才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整个事情。比如,董竹君女士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就很有意思:

1950年的一天,身为“锦江饭店”创始人的董竹君先生(尊称董竹君女士为“董先生”)忽然被一些职工叫道二楼大厅,一些青年员工对她说:你一直靠我们发财赚钱,剥削我们,今天要算总账了……董先生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潘汉年,潘不置可否,去找上海市工会的人,也没有回应,最后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六个月时间,妥善解决了问题,安定了局面。又过了三个月,上海工会负责人来找董先生赔罪,承认当时她的立场是对的。对此,董先生回答说“也不怪你们,当时我还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貌”。

事情到此为止,一般人或许只看到董先生的临危不惧,但我们若深入当时的时空,至少可以发现值得思考的疑问:第一,从各方面资料来看,董先生平时对待锦江的员工仁至义尽,为什么在1950年,员工忽然会起来要求“算账”呢,而且“剥削”的话语,不正是某些话语体系中“政治进步”、“意识觉醒”的表现吗?第二,对于这种劳资纠纷的处理,在董先生的身份没有暴露时,工会是默许支持的,但是在知道她的身份之后,态度又为之一变。也就是说,工会对于劳资纠纷的态度,似乎并不是以资方的行为为依据,而是以资方的身份为依据——不可否认,地下工作者大都会妥善对待劳工,但是,又凭什么认定非地下工作者,就不会妥善对待劳工呢?

陈寅恪先生曾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按照我的理解,意思就是,不能忽视历史 的前提:社会、意识、物质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事件的发生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时,往往只强调所谓的“超然”和“客观”,忽 略甚至抹煞了这些具体的前提,所以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就好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为什么没有按照符合逻辑的方向发展呢”?

这方面 最典型的例子,是公车上书与五四运动的比较。公车上书发生在1895年,中国丢失了辽东半岛和台湾岛;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中国丢失了胶东半岛。看 起来,1895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要远大于1919年巴黎合约,但是,同样是知识分子带头抗议,为何公车上书的反响远远不及五四运动?对这个问题有许多 解释,有种传统的解释是康、梁不够进步,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解释太过简单,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时空的前提。

根据杨奎松先生的总结,1895年与 1919年,虽然只相差了二十多年,社会却大不相同。在1895年,中国的信息传递方式还十分落后,电报技术并不普及,信息传播也是文言当道;另一方面, 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尚未形成,没有运动的主力。而1919年的形势则大不一样,第一是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第二是已经形成了 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爱国为己任;第三是帝国成了民国,许多城市居民感觉国家大事与自己息息相关。两厢对比,巴黎和会于中国的损害不及马关条 约,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因为在对比这两件事情时,起决定意义的并不是绝对的“进步性”,而是事件发生的具体环 境,所以杨奎松先生的解释要有力得多。而且,如果我们在关于历史前提的意识上更进一步,也可以从当下的许多现象,推演、理解历史上的问题:最近几年,通货 膨胀非常厉害,时常可以见到比较激进的论调。但是平心而论,现下的通胀,尚且没有夸张到极大影响大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地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考,如果通胀 达到几百、几千倍,到底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继而对自己的心态有怎样的影响。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便指责,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许多 人的选择——从许多人的回忆来看,当年的许多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国民政府货币改革失败,严重的通胀直接导致许多人 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事情并不只是“宣传攻势”那么简单,即便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国民党政府丧失民心,也是有充分理由 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待一些“并不矛盾”的历史事件时,也应该培养自己的前提意识,这样才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整个事情。比如,董竹君 女士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就很有意思:

1950年的一天, 身为“锦江饭店”创始人的董竹君先生(尊称董竹君女士为“董先生”)忽然被一些职工叫道二楼大厅,一些青年员工对她说:你一直靠我们发财赚钱,剥削我们, 今天要算总账了……当然,最后董先生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六个月时间,妥善解决了问题,安定了局面,又过了三个月,上海工会负责人来找董先生赔罪,承认 当时她的立场是对的。对此,董先生回答说“也不怪你们,当时我还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貌”。

事情到此为止,一般人或许只看到董先生的临危不 惧,但我们若深入当时的时空,至少可以发现值得思考的疑问:第一,从各方面资料来看,董先生平时对待锦江的员工仁至义尽,为什么在1950年,员工忽然会 起来要求“算账”呢,而且“剥削”的话语,不正是“政治进步”、“意识觉醒”的表现吗?第二,对于这种劳资纠纷的处理,在董先生的身份没有暴露时,工会是 默许支持的,但是在知道她的身份之后,态度又为之一变。也就是说,工会对于劳资纠纷的态度,似乎并不是以资方的行为为依据,而是以资方的身份为依据——不 可否认,地下工作者大都会妥善对待劳工,但是,又凭什么认定非地下工作者,就不会妥善对待劳工呢?

许多年前,某期《书城》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何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多是宏大而抽象的,摆脱不掉文人和史官的颜色。除去官定的正史,民间的“野史”又大多数由文人骚客作主角,不见普通人的影子。作者的结论是,传统社会民智尚未发达,只有受过教育的文人有意识和能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自然而然,留下的文本有浓重的文人色彩。

如此说来,民智开化之后,此种情况应当大大改观。然而就我所见,情况并非如此。确实,晚清以降直至民国,出现了大量私人记述和回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民国是一幅颜色万千的画面,教科书上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和陈丹青的“赳赳民国”,都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举个例子,“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确推动了许多更加文明的生活习惯,这点可以由冯的自述《我的生活》及其它材料印证,但也有私人回忆提醒我们,冯为了推行“文明”,也一度禁止民众过春节,甚至派人检查、破坏各家的年夜饭…如此种种,抛弃是非对错,却是一种存在,惟赖多样的文本,我们才得认识全貌,而不会以简单一两个词,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然而建国之后,此风大改,虽说扫除了大量文盲,个人的记录和回忆却大大减少了(许多年前齐白石的自述到建国即止,许多年后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是如此),即便出现,也多是知识分子的诉苦篇章。可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并不高,其记忆并不具备十分的代表性,而且一味的悲怆也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不易接受。那么,在空洞虚假的官方叙事,和哀婉反侧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外,情况是怎样的?那些广大的,不甘平凡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必然也有激情,也有冲动,也有智慧……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人的兴趣。

所以,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顺理成章地把握了相当的话语权。在其它人群大多失语的情况下,它真切地描述了青春冲动的种种表现,塑造了许多后人对那段时间的认知——许多年前,我在学校读书时,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来讲座。到提问环节,中文系一名研究生问:文革时期,不应当是孩子们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天堂年代吗?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说的就是这样事情嘛。葛教授的回答是:那部电影反映的,充其量是北京某些特殊群体的孩子的经历,还有大量的事实,是你没有见到,甚至也没有想到的。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同样道理,没有其他的容易接受的声音时,片面重复一千遍,就成了全面。故而,在“文革”有关影像匮乏的情况下,部队大院孩子们无拘无束的经历,在大银幕上一再重现,就取代了其他人群的记忆,甚至模塑了后代人的认知——阶级背景、父母资历、所处城市等等背后的条件,被悉数忘却了,不用担心被抄家、不用担心批斗、也不用担心上山下乡的孩子,千真万确是无忧无虑的。简单化的结论就成了,“文革”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年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怪电影本身(我也很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原因在于其它叙述太少了,在仅有的几类回忆之间,这种记忆最对我们的味口,所以我们的希冀,也自然而然地朝向《阳光》一个方向。可是历史的颜色绝不只寥寥几种,多看一些文本就会知道,除去《阳光》,生活同样可以充满热情,只是不在大院,不在北京,而表现为其它的形态。比如熊景明女士就在回忆她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在香港某次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上,有北京的学者慷慨激昂,说到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内心激荡,感到国家处在大难之中,自己有无限的使命感,熊女士大感意外,因为“同龄的云南人,完全没有对核心政治的参与感”,回顾熊女士的父亲,则更是“顺心性、听良知、追求生活”的人,“而非献身主义的时代青年”。幸好,有熊女士的回忆(《家在云之南》,熊景明 著),我们方才知道,同样身为青年,同样在大变革的年代,同样满怀期望,形式上其实有那么巨大的差异。有赖北京这位学者的回忆,更有赖熊女士的回忆(毕竟,前者更多见),我们才得以真切全面地认识那个年代,也不会简单得到“文革是孩子们的天堂”的结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首都北京、部队大院,或许很吸引人,却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只是因为别样的生活展示太少,所以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而已。

最近我读了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更确认了自己的这种认识。这本书收集了二三十篇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其中占大多数的,是北岛、陈丹青等人的回忆,用不那么正经的词来形容,就是“精神贵族”。他们的经历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诉苦,也不同于官方钦定的描述,他们的叙述是充满理想激情色彩的,他们熟练谈到和提及的,更多是我们耳熟能详,而又高高在上的名字,比如“大小刘麻子”之一英若诚,比如陈伯达的儿子,比如“学部”(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他们的生活多有“往来无白丁”的沙龙和聚会,总之是让人艳羡,也占领了相当话语权的一类表述。

不过艳羡归艳羡,我更喜欢的还是另几种生活,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范迁、蔡翔、邓刚的回忆:范迁当时是在上海印染机械厂,因为会画几笔画,被厂里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因不满官方孔武有力的画法,时常会动脑筋“夹带私货”,尝试一些新鲜的创造,由此也卷入了黑画风波;蔡翔是上海一家铸造厂的工人,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他详细描述了70年代工厂里的各种景象:厂长对工人师傅毕恭毕敬,小姑娘如何把工作服穿得好看,老师傅们又如何讲起评书,“四人帮”就是奸臣,“老干部”则是朝廷的忠良……邓刚的回忆我最喜欢,除去工厂上班,他纯粹是个“山狼海贼”,就是仗着自己身体好,潜入大海捕捉海参鲍鱼等各种海产的能手。因为父亲“有问题”,他到接近30岁还没有对象,着急得上窜下跳四下打听,最后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女孩,并且最终娶到了这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这段叙述流畅而自然,全篇没有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言辞却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描述小尔化之的平常生活:比如他说因为出身不同,自己与女孩的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难”,但“顾不得许多,只能背水一战”,又比如他提到结婚前夜为准备婚宴下海捞海鲜,因为贪心捞得太多,无力游上岸,被巡逻的快艇发现(当时海湾是军管,防止人民偷偷爬上外国货轮),“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

我之所以喜欢这类回忆,因为他们是在官方描述、知识分子苦难史和“精神贵族回忆”之外的另一种生活。虽然这类叙述不常见,但没有空洞的死板,也没有炫华的辞藻,足够真诚;更重要的是,我读过这些故事,就相信了,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阶层差异巨大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中,其实散落着众多不甘平庸,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家伙,他们的生活,或许没有那么深重的苦难,也没有那么耀眼的文化,却保持着自己的韧性和情趣。知识分子、精神贵族,和万千个这类家伙,以及更多其他人的生活,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可信的社会和历史。

而且,这种“完整”的跨度,有时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知青的回忆录里(包括在王小波的文章里),农村生活往往是愚昧而落后的,我也一直有这种印象。但是在《七十年代》中,阎连科提出:“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我觉得很惭愧,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但是之前我却没有想过,真实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面。不能容纳和驾驭这种跨度,只掌握几个简单判断,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成熟。

是的,近年来我越来越认识到,真实的生活,绝难用寥寥几句话、几个词来概括,也不必对着寥寥几类描述暗自哀怜或欣喜(比如认为充满理想的生活只有一种形态,或得意或叹惋)。因为社会和历史乃是由无数个人生活,无数种颜色所构成(你以为“几种”相对“一种”就是全面吗?其实仍然少得可怜)。对那纷繁的颜色了解更多,或许越难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认识却是更深刻、更全面了,对自己的生活也会有信心了:你可以完全淡然面对那些光鲜耀眼的生活,内心摆正的,其实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从来就存在着。

邓刚文章在线阅读:我们兄妹全是“狗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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