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与历史有关系,因为对历史根本不感兴趣。在我的认知里,历史是和地理一样,需要死记硬背的学科。而真正重要的是理科。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虽然高中阶段分理科分班,但无论文科还是理科,大家都是在混乱和兴奋中度过的,许多经历今天想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比如寒暑假一补课就有人举报甚至上电视新闻,比如高三了每天仍然只能安排六到七节课,比如到最后一学期毕业年级的老师为了反对学校的某项安排集体罢课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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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之桥

斯皮尔伯格2015年拍摄的《间谍之桥》的题材堪称“美国主旋律”,电影本身没有太多惊喜但精致完整。本来它或许只能算一部“扎实”的作品,但是认真以冷战为题材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这部电影是相当值得一看的。

长期以来我对冷战史都比较感兴趣(理由在最后说),虽然远远谈不上“了解”,还是犹豫要不要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看法。恰好上周五(2月26日)《晓松奇谈》里高晓松也讲到了这部电影,他的观点和我的类似,电影本身没有太多好谈的,历史却是相当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借机谈谈冷战,权当一个冷战票友的调侃,大家但听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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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价值观,就必然有自己的态度。之前谈过很多我欣赏的和肯定的,也有必要谈谈让我反感的。所以,不妨先列出我反感的几种流行作派。

我反感的第一条是搬出“某某(古人)说过”来解释中国古代的问题。如今这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的方式,搬得出来的古人古话越多,搬得越熟练,说的似乎就越有道理,也越发证明说话人有文化。

然而,用“古人说过”来证明“古代如何”必须符合下面的前提——古人,或者说大部分古人,确实是按照“古人说”的去行事的。不过这个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在中国古代,能够认识文字,并且留传文字记录的人是少数,通常不是官宦人家,便是文人骚客。大多数人根本不识字,更不用说读书了,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和书面记载的语言大不一样——否则,便不会有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了。对于大多数不识字不读书的人而言,别说孔孟经典,就是百家学说,都相当陌生(更何况,对孔孟学说的理解还在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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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曾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按照我的理解,意思就是,不能忽视历史的前提:社会、意识、物质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事件的发生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时,往往只强调所谓的“超然”和“客观”,忽略甚至抹煞了这些具体的前提,所以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就好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为什么没有按照符合逻辑的方向发展呢”?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公车上书与五四运动的比较。公车上书发生在1895年,中国丢失了辽东半岛和台湾岛;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中国丢失了胶东半岛。看起来,1895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要远大于1919年巴黎合约,但是,同样是知识分子带头抗议,为何公车上书的反响远远不及五四运动?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解释,有种传统的解释是康、梁不够进步,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解释太过简单,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时空的前提。

根据杨奎松先生的总结,1895年与1919年,虽然只相差了二十多年,社会却大不相同。在1895年,中国的信息传递方式还十分落后,电报技术并不普及,信息传播也是文言当道;另一方面,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尚未形成,没有运动的主力。而1919年的形势则大不一样,第一是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第二是已经形成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爱国为己任;第三是帝国成了民国,许多城市居民感觉国家大事与自己息息相关。两厢对比,巴黎和会于中国的损害不及马关条约,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因为在对比这两件事情时,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绝对的“进步性”,而是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所以杨奎松先生的解释要有力得多。而且,如果我们在关于历史前提的意识上更进一步,也可以从当下的许多现象,推演、理解历史上的问题:最近几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时常可以见到比较激进的论调。但是平心而论,现下的通胀,尚且没有夸张到极大影响大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地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考,如果通胀达到几百、几千倍,到底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继而对自己的心态有怎样的影响。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便指责,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许多人的选择——从许多人的回忆来看,当年的许多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国民政府货币改革失败,严重的通胀直接导致许多人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事情并不只是“宣传攻势”那么简单,即便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国民党政府丧失民心,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待一些“并不矛盾”的历史事件时,也应该培养自己的前提意识,这样才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整个事情。比如,董竹君女士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就很有意思:

1950年的一天,身为“锦江饭店”创始人的董竹君先生(尊称董竹君女士为“董先生”)忽然被一些职工叫道二楼大厅,一些青年员工对她说:你一直靠我们发财赚钱,剥削我们,今天要算总账了……董先生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潘汉年,潘不置可否,去找上海市工会的人,也没有回应,最后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六个月时间,妥善解决了问题,安定了局面。又过了三个月,上海工会负责人来找董先生赔罪,承认当时她的立场是对的。对此,董先生回答说“也不怪你们,当时我还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貌”。

事情到此为止,一般人或许只看到董先生的临危不惧,但我们若深入当时的时空,至少可以发现值得思考的疑问:第一,从各方面资料来看,董先生平时对待锦江的员工仁至义尽,为什么在1950年,员工忽然会起来要求“算账”呢,而且“剥削”的话语,不正是某些话语体系中“政治进步”、“意识觉醒”的表现吗?第二,对于这种劳资纠纷的处理,在董先生的身份没有暴露时,工会是默许支持的,但是在知道她的身份之后,态度又为之一变。也就是说,工会对于劳资纠纷的态度,似乎并不是以资方的行为为依据,而是以资方的身份为依据——不可否认,地下工作者大都会妥善对待劳工,但是,又凭什么认定非地下工作者,就不会妥善对待劳工呢?

陈寅恪先生曾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按照我的理解,意思就是,不能忽视历史 的前提:社会、意识、物质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事件的发生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时,往往只强调所谓的“超然”和“客观”,忽 略甚至抹煞了这些具体的前提,所以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就好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为什么没有按照符合逻辑的方向发展呢”?

这方面 最典型的例子,是公车上书与五四运动的比较。公车上书发生在1895年,中国丢失了辽东半岛和台湾岛;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中国丢失了胶东半岛。看 起来,1895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要远大于1919年巴黎合约,但是,同样是知识分子带头抗议,为何公车上书的反响远远不及五四运动?对这个问题有许多 解释,有种传统的解释是康、梁不够进步,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解释太过简单,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时空的前提。

根据杨奎松先生的总结,1895年与 1919年,虽然只相差了二十多年,社会却大不相同。在1895年,中国的信息传递方式还十分落后,电报技术并不普及,信息传播也是文言当道;另一方面, 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尚未形成,没有运动的主力。而1919年的形势则大不一样,第一是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第二是已经形成了 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爱国为己任;第三是帝国成了民国,许多城市居民感觉国家大事与自己息息相关。两厢对比,巴黎和会于中国的损害不及马关条 约,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因为在对比这两件事情时,起决定意义的并不是绝对的“进步性”,而是事件发生的具体环 境,所以杨奎松先生的解释要有力得多。而且,如果我们在关于历史前提的意识上更进一步,也可以从当下的许多现象,推演、理解历史上的问题:最近几年,通货 膨胀非常厉害,时常可以见到比较激进的论调。但是平心而论,现下的通胀,尚且没有夸张到极大影响大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地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考,如果通胀 达到几百、几千倍,到底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继而对自己的心态有怎样的影响。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便指责,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许多 人的选择——从许多人的回忆来看,当年的许多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国民政府货币改革失败,严重的通胀直接导致许多人 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事情并不只是“宣传攻势”那么简单,即便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国民党政府丧失民心,也是有充分理由 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待一些“并不矛盾”的历史事件时,也应该培养自己的前提意识,这样才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整个事情。比如,董竹君 女士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就很有意思:

1950年的一天, 身为“锦江饭店”创始人的董竹君先生(尊称董竹君女士为“董先生”)忽然被一些职工叫道二楼大厅,一些青年员工对她说:你一直靠我们发财赚钱,剥削我们, 今天要算总账了……当然,最后董先生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六个月时间,妥善解决了问题,安定了局面,又过了三个月,上海工会负责人来找董先生赔罪,承认 当时她的立场是对的。对此,董先生回答说“也不怪你们,当时我还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貌”。

事情到此为止,一般人或许只看到董先生的临危不 惧,但我们若深入当时的时空,至少可以发现值得思考的疑问:第一,从各方面资料来看,董先生平时对待锦江的员工仁至义尽,为什么在1950年,员工忽然会 起来要求“算账”呢,而且“剥削”的话语,不正是“政治进步”、“意识觉醒”的表现吗?第二,对于这种劳资纠纷的处理,在董先生的身份没有暴露时,工会是 默许支持的,但是在知道她的身份之后,态度又为之一变。也就是说,工会对于劳资纠纷的态度,似乎并不是以资方的行为为依据,而是以资方的身份为依据——不 可否认,地下工作者大都会妥善对待劳工,但是,又凭什么认定非地下工作者,就不会妥善对待劳工呢?

许多年前,某期《书城》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何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多是宏大而抽象的,摆脱不掉文人和史官的颜色。除去官定的正史,民间的“野史”又大多数由文人骚客作主角,不见普通人的影子。作者的结论是,传统社会民智尚未发达,只有受过教育的文人有意识和能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自然而然,留下的文本有浓重的文人色彩。

如此说来,民智开化之后,此种情况应当大大改观。然而就我所见,情况并非如此。确实,晚清以降直至民国,出现了大量私人记述和回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民国是一幅颜色万千的画面,教科书上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和陈丹青的“赳赳民国”,都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举个例子,“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确推动了许多更加文明的生活习惯,这点可以由冯的自述《我的生活》及其它材料印证,但也有私人回忆提醒我们,冯为了推行“文明”,也一度禁止民众过春节,甚至派人检查、破坏各家的年夜饭…如此种种,抛弃是非对错,却是一种存在,惟赖多样的文本,我们才得认识全貌,而不会以简单一两个词,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然而建国之后,此风大改,虽说扫除了大量文盲,个人的记录和回忆却大大减少了(许多年前齐白石的自述到建国即止,许多年后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是如此),即便出现,也多是知识分子的诉苦篇章。可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并不高,其记忆并不具备十分的代表性,而且一味的悲怆也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不易接受。那么,在空洞虚假的官方叙事,和哀婉反侧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外,情况是怎样的?那些广大的,不甘平凡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必然也有激情,也有冲动,也有智慧……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人的兴趣。

所以,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顺理成章地把握了相当的话语权。在其它人群大多失语的情况下,它真切地描述了青春冲动的种种表现,塑造了许多后人对那段时间的认知——许多年前,我在学校读书时,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来讲座。到提问环节,中文系一名研究生问:文革时期,不应当是孩子们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天堂年代吗?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说的就是这样事情嘛。葛教授的回答是:那部电影反映的,充其量是北京某些特殊群体的孩子的经历,还有大量的事实,是你没有见到,甚至也没有想到的。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同样道理,没有其他的容易接受的声音时,片面重复一千遍,就成了全面。故而,在“文革”有关影像匮乏的情况下,部队大院孩子们无拘无束的经历,在大银幕上一再重现,就取代了其他人群的记忆,甚至模塑了后代人的认知——阶级背景、父母资历、所处城市等等背后的条件,被悉数忘却了,不用担心被抄家、不用担心批斗、也不用担心上山下乡的孩子,千真万确是无忧无虑的。简单化的结论就成了,“文革”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年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怪电影本身(我也很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原因在于其它叙述太少了,在仅有的几类回忆之间,这种记忆最对我们的味口,所以我们的希冀,也自然而然地朝向《阳光》一个方向。可是历史的颜色绝不只寥寥几种,多看一些文本就会知道,除去《阳光》,生活同样可以充满热情,只是不在大院,不在北京,而表现为其它的形态。比如熊景明女士就在回忆她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在香港某次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上,有北京的学者慷慨激昂,说到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内心激荡,感到国家处在大难之中,自己有无限的使命感,熊女士大感意外,因为“同龄的云南人,完全没有对核心政治的参与感”,回顾熊女士的父亲,则更是“顺心性、听良知、追求生活”的人,“而非献身主义的时代青年”。幸好,有熊女士的回忆(《家在云之南》,熊景明 著),我们方才知道,同样身为青年,同样在大变革的年代,同样满怀期望,形式上其实有那么巨大的差异。有赖北京这位学者的回忆,更有赖熊女士的回忆(毕竟,前者更多见),我们才得以真切全面地认识那个年代,也不会简单得到“文革是孩子们的天堂”的结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首都北京、部队大院,或许很吸引人,却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只是因为别样的生活展示太少,所以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而已。

最近我读了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更确认了自己的这种认识。这本书收集了二三十篇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其中占大多数的,是北岛、陈丹青等人的回忆,用不那么正经的词来形容,就是“精神贵族”。他们的经历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诉苦,也不同于官方钦定的描述,他们的叙述是充满理想激情色彩的,他们熟练谈到和提及的,更多是我们耳熟能详,而又高高在上的名字,比如“大小刘麻子”之一英若诚,比如陈伯达的儿子,比如“学部”(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他们的生活多有“往来无白丁”的沙龙和聚会,总之是让人艳羡,也占领了相当话语权的一类表述。

不过艳羡归艳羡,我更喜欢的还是另几种生活,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范迁、蔡翔、邓刚的回忆:范迁当时是在上海印染机械厂,因为会画几笔画,被厂里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因不满官方孔武有力的画法,时常会动脑筋“夹带私货”,尝试一些新鲜的创造,由此也卷入了黑画风波;蔡翔是上海一家铸造厂的工人,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他详细描述了70年代工厂里的各种景象:厂长对工人师傅毕恭毕敬,小姑娘如何把工作服穿得好看,老师傅们又如何讲起评书,“四人帮”就是奸臣,“老干部”则是朝廷的忠良……邓刚的回忆我最喜欢,除去工厂上班,他纯粹是个“山狼海贼”,就是仗着自己身体好,潜入大海捕捉海参鲍鱼等各种海产的能手。因为父亲“有问题”,他到接近30岁还没有对象,着急得上窜下跳四下打听,最后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女孩,并且最终娶到了这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这段叙述流畅而自然,全篇没有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言辞却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描述小尔化之的平常生活:比如他说因为出身不同,自己与女孩的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难”,但“顾不得许多,只能背水一战”,又比如他提到结婚前夜为准备婚宴下海捞海鲜,因为贪心捞得太多,无力游上岸,被巡逻的快艇发现(当时海湾是军管,防止人民偷偷爬上外国货轮),“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

我之所以喜欢这类回忆,因为他们是在官方描述、知识分子苦难史和“精神贵族回忆”之外的另一种生活。虽然这类叙述不常见,但没有空洞的死板,也没有炫华的辞藻,足够真诚;更重要的是,我读过这些故事,就相信了,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阶层差异巨大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中,其实散落着众多不甘平庸,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家伙,他们的生活,或许没有那么深重的苦难,也没有那么耀眼的文化,却保持着自己的韧性和情趣。知识分子、精神贵族,和万千个这类家伙,以及更多其他人的生活,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可信的社会和历史。

而且,这种“完整”的跨度,有时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知青的回忆录里(包括在王小波的文章里),农村生活往往是愚昧而落后的,我也一直有这种印象。但是在《七十年代》中,阎连科提出:“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我觉得很惭愧,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但是之前我却没有想过,真实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面。不能容纳和驾驭这种跨度,只掌握几个简单判断,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成熟。

是的,近年来我越来越认识到,真实的生活,绝难用寥寥几句话、几个词来概括,也不必对着寥寥几类描述暗自哀怜或欣喜(比如认为充满理想的生活只有一种形态,或得意或叹惋)。因为社会和历史乃是由无数个人生活,无数种颜色所构成(你以为“几种”相对“一种”就是全面吗?其实仍然少得可怜)。对那纷繁的颜色了解更多,或许越难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认识却是更深刻、更全面了,对自己的生活也会有信心了:你可以完全淡然面对那些光鲜耀眼的生活,内心摆正的,其实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从来就存在着。

邓刚文章在线阅读:我们兄妹全是“狗崽子”

愚人节放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悍然干涉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内政,并最终得逞,南非的教训值得我们重视!

Yurii翻译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Disinvestment_from_South_Africa,本文遵守GFDLCC-BY-SA 3.0协议。

南非撤资运动

Disinvestment from South Africa

南非撤资运动,初始于20世纪60年代,撤资运动目的在于抵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大规模开展。1986年,美国以联邦立法的形式推行了撤资行动(disinvestment campaign),据信,该行动迫使南非政府开始就种族隔离问题进行谈判,并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

在联合国的运动(1962-1965)

1962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761号非强制决议,成立了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against Apartheid),呼吁对南非实行经济等方面的制裁。所有西方国家都对制裁呼吁表示不满,抵制该委员会。
此决议的议案出台之后,总部位于英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Anti-Apartheid Movement,AAM)牵头安排了1964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关于制裁的国际会议。按照Lisson的说法:大会的目的是得出经济制裁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制裁对南非、英国、美国及其保护国的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知道对制裁行动最强烈的反对来自西方(包括身处西方的英国),该委员会竭尽全力多方向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发出声音、参与大会,保证大会结论的公正。
本次大会名为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South Africa)。Lisson是这样评价的:

确立了国际社会有组织的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该国的政策被视为对南非和世界之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威胁。会议结果同时指出,为保证制裁产生效力,制裁方案必须有美国和英国参与,虽然两国也是执行制裁方案的主要障碍。

尝试说服英国政策制定者

大会并没有成功说服英国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相反,英国政府“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制裁是不符合宪法的,因为‘我们认为南非政府的做法并没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也不相信制裁能够对说服南非政府改变政策产生实质影响’”。
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AAM)尝试把制裁成为1964年英国大选的辩题之一,质询候选人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并采取其它惩罚性措施的看法。大多数候选人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获胜后的工党完全放弃了之前对种族隔离问题的承诺。随即,工党领袖Harold Wilson告诉媒体:工党“不会选择经济制裁,即便制裁真的有效,也会影响到我们最关心的人——必须要保持某种优雅生活的南非白人和黑人”。即便根据Lisson的说法,即便如此“AAM仍然希望新的工党政府能够比前任政府更好地感知公众的要求”。但是到1964年,形势已经很明显了,选举工党上台丝毫也没有改变政府对经济制裁的抵制态度。

西方的坚决反对

Lisson也概要描述了1964年在联合国令人失望的局势:

在联合国,英国始终不认可这一说法:南非的做法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七条。相反,英国在美国的配合下,英国出台了对瑞佛尼亚审判(译注:1964年的瑞佛尼亚审判中,曼德拉和非洲民族议会的其他领导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和其它政治判罪的言辞审慎的声明,尝试安抚亚非国家和本国及外国公众的意见,到1965年,制裁提议就无人问津了。

根据Lission的说法,英国的反对态度是以其在南非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采取任何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制裁,都会对这些利益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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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两个和语录有关的小故事:

1918年,俄国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十月革命”,让无数人欢呼“一个新世界的到来”。然而根据1992年新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在苏联成立之初的大饥荒时期,1921年全国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起,1922年判处贪污贿赂罪32587起(当然有相当部分是贪污挪用美国救济总署支援的物资),相比后世认为“贪污受贿的真正转折点”赫鲁晓夫时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惊人:在1957年,犯贪污腐败罪的也只有1800人。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党的干部文化程度太低。列宁说:“真正有政治素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出了铿锵有力的解释。

前不久,我去一位长辈家拜访,他的女儿学习非常好,高考考上全国闻名的X大学之后,今年又要出国深造,值得恭喜。谈到这个话题,他说:“感觉去了X大,毕业出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跟其它学校截然不一样”。我说“似乎是这样,用毛主席的话说,上X大是出国的必要准备,出国是上X大的必然结果”,于是大家相视而笑。在这里,语录又一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说起来,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各种各样的语录似乎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这里我说的“语录”,不仅限于常见的标语横幅,还包括各种名人名言,尤其是革命领袖(近来也包括上古圣人)的语录,似乎其中包含了无穷深奥的道理,用处也无穷广泛(甚至可以用来开些似是而非的玩笑,比如上述第二个例子)。
偏巧,这类语录和我也有点渊源:中学政治课见到了“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之后,我就困扰于一个问题:既然革命导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符合”某种水平的生产力的,为什么生产力水平低于这种程度的时候,要采取其它生产关系?难道同样的生产力,能够“决定”出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为此,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了列位革命导师的著作,终于明白了这问题要怎么解释。同时获得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回头看生活中随处存在的“语录”,凭空多了种奇妙的感觉,也深刻觉得,太过倚重语录,赋予这些语录太多的意义,恐怕并非好事。至少就我所见,这种做法存在三大弊病:

第一,倚重语录,等于把字词从语境中割裂出来,这样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意义。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辩护(而不是解释)。然而我们需知道,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并非普通生活中的“发生”,黑格尔所说的“合理”也并非辩护者所暗示的“正当”。“语录”式引用背后的逻辑是:黑格尔是大哲学家->他的论断是有哲理的->他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发生了的就是正当的。在这根链条上,黑格尔的身份、学说,“存在”与“合理”的哲学意义都不见了,只空余孤零零的几个词和几道巨大的逻辑鸿沟。也正因为倚重语录可能割裂语境,胡适先生当年才会告诫青年学子:做学问,思考问题,不加思索地把名人名言当成论据,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

第二,倚重语录,可能遮蔽对现实的认识。最突出的例子是这类论调:“中国乃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因为)孔子说过如何如何”。我们对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中国文化虽然与“儒”有脱不开的联系,但“独尊儒术”的“儒”,乃是董仲舒解释定调的“儒”,而且即便“独尊儒术”,其实也是“阳儒阴法”,里外两张皮的。再者说,孔子的话,即便真的被广大人命所接受、背诵,充其量也只是生活的希冀或规矩,是否生活的常态和真相尚待考证,怎么能当成论据呢?拿孔子的语录来“证明”中国历史如何如何,搞混了实然和应然的区别,实在是非常大的错误(依我看,上面第一个例子中列宁的语录,其实也有这种问题)。

第三,倚重语录,可能得到看似正确但非常滑稽的结果。语录本身,可能并非逻辑自恰的整体: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告诉大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到了大清洗时期,他又提出要“反击剥削阶级分子的进攻”。前后明显矛盾,但无论争论的过程如何,结果却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判断很英明”。类似的例子,在我国也发生过:文革中,斗争的两派各自援引领袖语录攻击对方,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是xx思想的胜利。这种依靠语录,无视矛盾而直取结果的做法,尤其荒谬。

有人可能会说:外国许多书籍,每一章的开头也引用其它人说过的话,岂不是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就我所见,外国作者虽然有在章节开头引用名人名言的习惯,但多半不会把它们当成倚重的论据,更多的是作为“导入的台阶”或者“辅料”,只起修饰和陪衬的作用——所以总而言之,对负责任的作者来说,语录还是少用、慎用的好。

按:了解历史和文化,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可是,不少人了解异乡的历史文化,往往多过对故乡——对于异乡,他们有更为广阔的视野,更加深刻的认识;而对于故乡的了解,就只囿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了。
我觉得,对于故乡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应当是更具趣味,也更为亲切的——尤其你拥有更多样的视角、更深远的目光之后,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生活过的一切,生活体验就会因为那些背后的积淀,更加丰厚了。
这些年来,我陆续阅读了不少关于湖南历史、民俗、方言、地理方面的作品,于是每次回家,都会有更新鲜更深刻的联想。最近读完了何文辉博士所著《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才知道湖南省竟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宪法的省份,由此也了解了整个立宪自治运动的来龙去脉,掩卷遥想,感慨万千: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原来并非“乱世”;《湖南省宪法》乃是牵动了全国目光的大事,被视为“连省自治”的希望;“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张辉瓒,原来也参与了“三千万湖南人民打跑一个民贼”的大好事;虽说第一次议员选举,投票过程漏洞百出,毕竟有不少平日“高高在上”的人,深入田间地头,对民众笑脸相迎,期望获得一张选票……
以下摘录其中一节,管中窥豹,可发见当时社会的复杂生态。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全书来看。

八·五 长沙《大公报》维权纪实

省宪的实施,不仅为公民推动政府裁撤军队、发展教育等事业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公民团体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法律武器:前文曾提到,《湖南省宪法》最为时人称道之处,是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条款,它不但逐条列举了人民所应有的权利义务,还特别明确了政府权力的界限,以及进行政治表达的制度途径。省宪法公布实施后,各种各样的请愿、罢工、罢课、集会、结社等等,皆无不援省宪条文为依据,理直气壮。而在各种政治表达的渠道中,最常见的是请愿,尤其是向省议会请愿。根据《湖南省议会报告书》的详尽记录,省宪公布后数年间,湖南省议会通过的各类议案中,人民请愿案约占三分之二。请愿者主要是各县议会、民间团体以及公民个人,内容包括请政府豁免田赋、租税;请剿匪施贩、拨款恤灾;请惩办有劣迹的知事、团总、征收官吏和议员;请制止军队驻扎民宅、学校;请制止地方驻军非法抵借田赋、勒索捐税、劫夺团防枪支;请制止警察违法检查、违法阻止公民集会,等等。

虽然作为民意机构的议会,经常扮演为民请命的角色,它本身却并不是一个公正无私不需要被监督的权力机构。议会及其议员完全有可能像政府和政府官员一样,越出自身权力的边界,充当侵犯民权的祸首,发生在1923年春天的省议会咨请政府取缔长沙《大公报》案,便是一例。不过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议会专制的问题,而是《大公报》如何打着省宪的旗帜,别开生面地将一桩“政府查封报馆案”,闹成了“报馆状告政府违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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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历史教育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按照马老圣人的“规律”削足适履,另一大特点就是把历史当成“大事记”——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意义是什么,它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教科书上的所谓“历史”,便是这样的简单重复。其结果就是,接受完完整的所谓“义务教育”之后,某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历史竟然一无所知:阳历乃是外来的立法,为什么阳历1月1日会有“元旦”这样本土的名称?“星期”乃是外来的历法,在它传入之前,我们生活的时间单位是什么?……这些活生生的历史问题,“历史书”毫不关心,似乎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感兴趣。
所以,我们只能便带着这些好奇,自己去探寻:

假如我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那么大家说的“元旦”乃是春节;
如果我生活在“星期”没有传入的年代,大家的生活乃是以“旬”为单位的;
如果我生活在晚清、民国,我和普通劳苦大众穿的,多半是单调的深蓝色衣服;
……

不过,了解归了解,内心却难以清除“大事记”的遗毒:如果当时我是xxx,我一定要运筹帷幄、明察秋毫、力挽狂澜……
可是,某天我忽然再次猛醒:从生活现状看,我生活在任何年代都只能是一介凡人,即便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注定连“治世能臣、乱世奸雄”都算不上,再加上厌倦了那些毫无逻辑、牛头不对马嘴的所谓历史“分析”和“研究”——与其迷恋帝王将相、生造出各种因果链条,不如多去了解了解跟自己类似的平凡人的生活。革命导师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自己是凡人,忘记平凡人的历史,多半可以算作背叛自己身份的可怜虚妄吧。

假如我是民国时期的贫苦农民,我一定去寻求新教传教士,而不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
假如我是民国时河南的农民,在开明进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治下,春节包起饺子,是一定会被当兵的把桌子灶台踢坏的;
假如我是参加长征的战士,在贵州落了单,一心想要回到大部队,我肯定念叨的是“我要找到朱总司令”,而不是“我要找到毛委员”;
假如我是红军的下级军官,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期间,我很可能在馆子里消受美味的辣子鸡,连吃一个礼拜,最后店家只能以猪肉冒充鸡肉;
……

这些年来,我着意收集凡人的生活历史,只觉得困难重重:详实绵密的生活记忆本身就很稀少,又因为审查制度的妖娆,大多只能口耳相传,绝少集中公布、发表的机会;第一手资料固然可靠性高些,又要竭力避免有意无意的吹捧或贬损,需得多种资料互相验证才敢取信。在这种环境下,龙应台女士新近出版的作品倒是显得尤其可贵了:她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现了“天翻地覆慨而康”的那些岁月中有太多太多平凡人的故事,又因为故事的主人多半是平凡人等,即便对大形势的了解有所差池,但对切身经历回忆,因为无涉太多利益,反而真切可信。星星点点的故事,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首歌: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一个神话,就是泪珠一颗,聚散中有你,聚散中有我……

假如我是在长春被围困的老百姓,可能饥肠辘辘地被国军放出城去,面对解放军封锁的枪口,上吊自尽;
假如我是四行仓库撤退的八百壮士之一,我可能被送往腊包尔的俘虏营,为日本人修筑机场,被日军虐待,被美军轰炸;
假如我是抗战中被俘的国军战士,我可能遇上与日军同样凶恶的台湾监视员,命丧异乡,也可能遇到心怀善念的监视员,蒙恩幸存;
假如我是那些年河南南阳中学的五千学生之一,我可能必须与老师同学一起,徒步走过几千里,在永州“产异蛇”的空地上,跟老师朗诵《古文观止》,辗转到达台湾员林;
假如我是北平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大学生,我可能遇到难过得掉泪的国军青年军官:前方打仗的补给都没有,却一直给你们白面、肥肉,可你们一直要闹,闹到“解放”了,跟大家一起吃陈年小米;
假如我是河北崇礼的村民,历来信奉基督教,我可能在抗战结束后,跟五百乡亲一起,被无神论的军队杀死,尸体不及埋葬,就要被三民主义的军队用作宣传的证据,直到亲友突破封锁,泪流满面地冲上来认领;
……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的故事,争论对错全然失去了价值:没有必要为其他人“站错了队”幸灾乐祸,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进步”暗自庆幸,“居功至伟”、“恶贯满盈”之类,或许只适用于政客,距离普通人十万八千里;在大江大海的年代,无数的寻常人,我们的同胞,仅仅是懵懂地签了字、上了船、出了门,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成了大江大海漩涡中的一叶扁舟。

当年,哥伦比亚大学请唐德刚先生负责民国人物的口述历史,本意是挖出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不料稀奇没挖出多少,那一本本口述历史,竟成了一条条历史的平行线。看似平淡的白光,经过三棱镜,便分解出七种神奇的色彩;历史也是如此,“正史”上那些堂皇无趣的描述,一放入这些平行线之间,立刻就显出了高低错落。

不过今天要谈的并非“正经”的口述历史,而是另一条平行线——唐德刚先生“舞文弄墨”的副产品:小说《战争与爱情》。这小说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门开放,中美交流初启,美籍华人林文孙先生(林三少)终得机会归国返乡,竟遇见年轻时因战乱失散的妻子叶唯莹(当年的“林三奶”投身革命改名田军,“文革”时期任农场场长)一干人等。时隔四十载,终有就会再见,欣喜之外,众人乃回忆起当年的种种经历,从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到最后分别,加以周围人等的生死命运。读完全书,不由慨叹世事多变,造化弄人。

平心而论,小说本身算不得特别抢眼,叙事以平铺为主,节奏也缺乏张弛,写景写情,虽然动人,终究不如《未央歌》那样细腻。不过这小说读来仍是饶有趣味,细细思考,盖因唐先生不吝笔墨,游刃有余地讲明各种生活细节,于是整本书如万花筒般,教读者管中窥豹,体味到“原汁原味”的民国生活: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怎样讨生活,又能过怎样的生活;各种人家,是怎样的摆设;酒楼茶馆,又是怎样的礼节;颇有头面的小军官,骑的是什么牌子的自行车;“地主老财”的家里,仆人、管家、丫鬟又是怎样的身世,想什么,说什么;日伪军最要防范的,除去地下党,还有怎样的团体;日伪军清乡,喊的都是怎样的口号……这些并非不容置疑的论断,也非貌似公允的结论,而是融合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正贴合了那句古诗“润物细无声”。更有意思的是,书中还收录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少段子——譬如普通百姓讽刺蒋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宋家仍有一龄”……如此种种,经唐先生娓娓道来,详实可信,让人大开眼界,又往往忍俊不禁。
这本书堪称“原汁原味”的另一个因素是:大量话本风格语言的运用(这或许和唐先生熟读各种话本小说有关):一个徒拥美眷,一个空抱玉郎……他二人进得门来……文孙起身而去…… 这样的行文风格与这样的故事,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也是我阅读时颇感愉悦的重要因素。

说起来,唐先生是有这个资本的,据他在口述历史的评注中所谈,自己并非出生于“正统”的读书人家,没受过“不得看闲书”的限制,早年“不务正业”看了许多传统小说,又在一个夏天阴差阳错读完了《资治通鉴》,自小就缺乏“庙堂之高”的距离感。抗战年间,唐先生在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念书;那时候,中央大学念文科的学生,日子过得好不潇洒:有许多日,除去躲日寇轰炸,生活的最主要内容便是去茶馆摆龙门阵;天上地下,古往今来,都付诸笑谈之间。所以,相比“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唐先生无疑多出大量的生活体验。此后他掌管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期间,虽经年苦读,但仍然脱不去“玩乐”气质:阅读他的口述历史,往往会为他玩世不恭的调侃会心一笑:虽不若“正经学术”那般冷漠,却又能挠到痒处。故而,《世界日报》曾有篇报道称他为“历史的老顽童”。这个称呼,我觉得是很精当的,也只有这样的“老顽童”,才写得出这样的“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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