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2016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鲁迅《热风》随感录36)


前不久,拥有超过2000万会员的“帝吧”发动了一次“FB远征”,翻墙出海,以极高的频率发帖,”重点打击“了蔡英文、三立新闻、苹果日报等三个据说是“台独”的代表账号。

远征“得胜还朝”之后,不少媒体盛赞90后小粉红“爱国有方”,行动迅速、纪律严明、边界清晰、成果显著。即便有质疑的声音出现,很多人也觉得“孩子嘛,不能苛求太多”,“有热情就是好的”。在我看来,这种“胜利”,充其量也只是“意志的胜利”。

为什么说是“意志的胜利”?大概有几方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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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翻译的最大问题是中文,很多翻译的问题来自译者无法准确妥当地用中文表达原文的意思。这种说法暗含的前提是:译者能完整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确实,现在大家的英语水平都有很大提高,读读英文材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也只是“读读”而已,真正要做好翻译,必须能读懂英文,而读懂英文恐怕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很多人认为英文比中文更容易阅读。中文像写意的水墨画,讲究“文气流通”,不一定要有严格的主谓宾、定状补;英文则更像严密的组合体,讲究逻辑清晰、结构完整。总的来说这种说法没错,如果具体到非小说类题材,英文应当更容易理解。然而无论英文中文,文字背后的信息应当是连贯的,逻辑应当是自洽的,知识应当是有规律。这也不难理解,作者在文字背后的思维应当是顺畅的,不会前一段说天上后一段说地下好,上一段说东边好下一段说西边好——即便真是这样,也需要有恰当的转折。

在写作时这往往不是问题,因为作者是先有统一观念,明确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然后才落实为多段文字的,如果逻辑混乱经脉逆行,多半写不出来东西。但是读者和译者却是要反过来,要根据文字逐字逐段“还原”出来原作者的意思。读者没法钻到作者的脑子里去看看作者当时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只能通过文字来设想和拼凑译者“想说的东西”,如果是译者,还需要根据译者“想说什么”来对译文做必要的改动,保证译者“真正想说”的话得到了准确的传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哪怕单词都认得,搭配都熟悉,句子全明白,也未必能做好翻译。换句话说,这时候其实不算“读懂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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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接受与否,乐意与否,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与50后的父母打交道。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我一直想谈谈这个话题,无奈因为懒总是一拖再拖。2015年已经过去了,尤其我的朋友朱峰很有行动力地写了一篇《如何面对50后的父母》,我觉得再也不能拖了。

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与父母打交道的原因是,大家的世界观差异太大,父母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在我们看来太另类,甚至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比如认定世界通行的是丛林法则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家利益重于泰山个人利益轻于鸿毛,个体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整体,阎王都是好人小鬼专办坏事,凡事应当以节俭为第一要义等等。因此,这样“火星撞地球”的冲突,难免让人厌烦。

然而在我看来,父母的世界观与世界和时代的差异,非但不是我们拒绝交流的理由,反而是需要加强交流的原因。因为那些荒谬的观点和习惯,其实并不是他们“主动思考”的结果,相反很多是某些强力灌输的产物,在他们年轻的时代,一面信息严重闭塞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交流,另一面把宣传的大火烧得炙热的,即便有独立思考能力,也只有少数人能摆脱——相反,如果信息流通顺畅,老一套说辞信用破产,即便没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会发现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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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有朋友在聊天中提到我曾经在台湾出过书,其他听者当时还有些意外,我的感觉却大不相同:太久远,像另一个世纪的故事,我已经快忘记这回事了。

这本来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一切无非是机缘而已。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要用到一门技术叫“正则表达式”,只因为当时的项目经理什么也不告诉我,只说“多用谷歌搜索吧”,于是我误打误撞啃下了整本英文版的《精通正则表达式》(后来才知道真正要用到的技能只占了全书的很小一部分)。继而又因为在大学认真学了点英语的基础,巧遇翻译《精通》在征集译者,于是有机会翻译了整本《精通》。再在之后的工作中深感《精通》更像一本正经的教科书,还不够实用,所以结合自己的开发经验写了《正则指引》。当时已经有少数大陆优秀技术作品在台湾出版了,但我也只能暗暗在心里想着:或许什么时候《正则指引》也能在台湾出版?又尝试说服自己:做做黄粱美梦就好了,别当真。结果有一天,我忽然收到出版社的邮件,说《正则指引》的繁体版权输出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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