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按照我的理解,意思就是,不能忽视历史的前提:社会、意识、物质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事件的发生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时,往往只强调所谓的“超然”和“客观”,忽略甚至抹煞了这些具体的前提,所以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就好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为什么没有按照符合逻辑的方向发展呢”?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公车上书与五四运动的比较。公车上书发生在1895年,中国丢失了辽东半岛和台湾岛;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中国丢失了胶东半岛。看起来,1895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要远大于1919年巴黎合约,但是,同样是知识分子带头抗议,为何公车上书的反响远远不及五四运动?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解释,有种传统的解释是康、梁不够进步,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解释太过简单,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时空的前提。

根据杨奎松先生的总结,1895年与1919年,虽然只相差了二十多年,社会却大不相同。在1895年,中国的信息传递方式还十分落后,电报技术并不普及,信息传播也是文言当道;另一方面,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尚未形成,没有运动的主力。而1919年的形势则大不一样,第一是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第二是已经形成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爱国为己任;第三是帝国成了民国,许多城市居民感觉国家大事与自己息息相关。两厢对比,巴黎和会于中国的损害不及马关条约,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因为在对比这两件事情时,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绝对的“进步性”,而是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所以杨奎松先生的解释要有力得多。而且,如果我们在关于历史前提的意识上更进一步,也可以从当下的许多现象,推演、理解历史上的问题:最近几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时常可以见到比较激进的论调。但是平心而论,现下的通胀,尚且没有夸张到极大影响大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地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考,如果通胀达到几百、几千倍,到底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继而对自己的心态有怎样的影响。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便指责,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许多人的选择——从许多人的回忆来看,当年的许多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国民政府货币改革失败,严重的通胀直接导致许多人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事情并不只是“宣传攻势”那么简单,即便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国民党政府丧失民心,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待一些“并不矛盾”的历史事件时,也应该培养自己的前提意识,这样才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整个事情。比如,董竹君女士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就很有意思:

1950年的一天,身为“锦江饭店”创始人的董竹君先生(尊称董竹君女士为“董先生”)忽然被一些职工叫道二楼大厅,一些青年员工对她说:你一直靠我们发财赚钱,剥削我们,今天要算总账了……董先生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潘汉年,潘不置可否,去找上海市工会的人,也没有回应,最后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六个月时间,妥善解决了问题,安定了局面。又过了三个月,上海工会负责人来找董先生赔罪,承认当时她的立场是对的。对此,董先生回答说“也不怪你们,当时我还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貌”。

事情到此为止,一般人或许只看到董先生的临危不惧,但我们若深入当时的时空,至少可以发现值得思考的疑问:第一,从各方面资料来看,董先生平时对待锦江的员工仁至义尽,为什么在1950年,员工忽然会起来要求“算账”呢,而且“剥削”的话语,不正是某些话语体系中“政治进步”、“意识觉醒”的表现吗?第二,对于这种劳资纠纷的处理,在董先生的身份没有暴露时,工会是默许支持的,但是在知道她的身份之后,态度又为之一变。也就是说,工会对于劳资纠纷的态度,似乎并不是以资方的行为为依据,而是以资方的身份为依据——不可否认,地下工作者大都会妥善对待劳工,但是,又凭什么认定非地下工作者,就不会妥善对待劳工呢?

陈寅恪先生曾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按照我的理解,意思就是,不能忽视历史 的前提:社会、意识、物质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事件的发生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时,往往只强调所谓的“超然”和“客观”,忽 略甚至抹煞了这些具体的前提,所以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就好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为什么没有按照符合逻辑的方向发展呢”?

这方面 最典型的例子,是公车上书与五四运动的比较。公车上书发生在1895年,中国丢失了辽东半岛和台湾岛;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中国丢失了胶东半岛。看 起来,1895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要远大于1919年巴黎合约,但是,同样是知识分子带头抗议,为何公车上书的反响远远不及五四运动?对这个问题有许多 解释,有种传统的解释是康、梁不够进步,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解释太过简单,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时空的前提。

根据杨奎松先生的总结,1895年与 1919年,虽然只相差了二十多年,社会却大不相同。在1895年,中国的信息传递方式还十分落后,电报技术并不普及,信息传播也是文言当道;另一方面, 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尚未形成,没有运动的主力。而1919年的形势则大不一样,第一是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第二是已经形成了 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爱国为己任;第三是帝国成了民国,许多城市居民感觉国家大事与自己息息相关。两厢对比,巴黎和会于中国的损害不及马关条 约,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因为在对比这两件事情时,起决定意义的并不是绝对的“进步性”,而是事件发生的具体环 境,所以杨奎松先生的解释要有力得多。而且,如果我们在关于历史前提的意识上更进一步,也可以从当下的许多现象,推演、理解历史上的问题:最近几年,通货 膨胀非常厉害,时常可以见到比较激进的论调。但是平心而论,现下的通胀,尚且没有夸张到极大影响大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地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考,如果通胀 达到几百、几千倍,到底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继而对自己的心态有怎样的影响。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便指责,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许多 人的选择——从许多人的回忆来看,当年的许多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国民政府货币改革失败,严重的通胀直接导致许多人 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事情并不只是“宣传攻势”那么简单,即便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国民党政府丧失民心,也是有充分理由 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待一些“并不矛盾”的历史事件时,也应该培养自己的前提意识,这样才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整个事情。比如,董竹君 女士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就很有意思:

1950年的一天, 身为“锦江饭店”创始人的董竹君先生(尊称董竹君女士为“董先生”)忽然被一些职工叫道二楼大厅,一些青年员工对她说:你一直靠我们发财赚钱,剥削我们, 今天要算总账了……当然,最后董先生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六个月时间,妥善解决了问题,安定了局面,又过了三个月,上海工会负责人来找董先生赔罪,承认 当时她的立场是对的。对此,董先生回答说“也不怪你们,当时我还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貌”。

事情到此为止,一般人或许只看到董先生的临危不 惧,但我们若深入当时的时空,至少可以发现值得思考的疑问:第一,从各方面资料来看,董先生平时对待锦江的员工仁至义尽,为什么在1950年,员工忽然会 起来要求“算账”呢,而且“剥削”的话语,不正是“政治进步”、“意识觉醒”的表现吗?第二,对于这种劳资纠纷的处理,在董先生的身份没有暴露时,工会是 默许支持的,但是在知道她的身份之后,态度又为之一变。也就是说,工会对于劳资纠纷的态度,似乎并不是以资方的行为为依据,而是以资方的身份为依据——不 可否认,地下工作者大都会妥善对待劳工,但是,又凭什么认定非地下工作者,就不会妥善对待劳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