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某期《书城》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何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多是宏大而抽象的,摆脱不掉文人和史官的颜色。除去官定的正史,民间的“野史”又大多数由文人骚客作主角,不见普通人的影子。作者的结论是,传统社会民智尚未发达,只有受过教育的文人有意识和能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自然而然,留下的文本有浓重的文人色彩。

如此说来,民智开化之后,此种情况应当大大改观。然而就我所见,情况并非如此。确实,晚清以降直至民国,出现了大量私人记述和回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民国是一幅颜色万千的画面,教科书上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和陈丹青的“赳赳民国”,都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举个例子,“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确推动了许多更加文明的生活习惯,这点可以由冯的自述《我的生活》及其它材料印证,但也有私人回忆提醒我们,冯为了推行“文明”,也一度禁止民众过春节,甚至派人检查、破坏各家的年夜饭…如此种种,抛弃是非对错,却是一种存在,惟赖多样的文本,我们才得认识全貌,而不会以简单一两个词,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然而建国之后,此风大改,虽说扫除了大量文盲,个人的记录和回忆却大大减少了(许多年前齐白石的自述到建国即止,许多年后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是如此),即便出现,也多是知识分子的诉苦篇章。可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并不高,其记忆并不具备十分的代表性,而且一味的悲怆也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不易接受。那么,在空洞虚假的官方叙事,和哀婉反侧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外,情况是怎样的?那些广大的,不甘平凡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必然也有激情,也有冲动,也有智慧……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人的兴趣。

所以,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顺理成章地把握了相当的话语权。在其它人群大多失语的情况下,它真切地描述了青春冲动的种种表现,塑造了许多后人对那段时间的认知——许多年前,我在学校读书时,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来讲座。到提问环节,中文系一名研究生问:文革时期,不应当是孩子们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天堂年代吗?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说的就是这样事情嘛。葛教授的回答是:那部电影反映的,充其量是北京某些特殊群体的孩子的经历,还有大量的事实,是你没有见到,甚至也没有想到的。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同样道理,没有其他的容易接受的声音时,片面重复一千遍,就成了全面。故而,在“文革”有关影像匮乏的情况下,部队大院孩子们无拘无束的经历,在大银幕上一再重现,就取代了其他人群的记忆,甚至模塑了后代人的认知——阶级背景、父母资历、所处城市等等背后的条件,被悉数忘却了,不用担心被抄家、不用担心批斗、也不用担心上山下乡的孩子,千真万确是无忧无虑的。简单化的结论就成了,“文革”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年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怪电影本身(我也很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原因在于其它叙述太少了,在仅有的几类回忆之间,这种记忆最对我们的味口,所以我们的希冀,也自然而然地朝向《阳光》一个方向。可是历史的颜色绝不只寥寥几种,多看一些文本就会知道,除去《阳光》,生活同样可以充满热情,只是不在大院,不在北京,而表现为其它的形态。比如熊景明女士就在回忆她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在香港某次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上,有北京的学者慷慨激昂,说到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内心激荡,感到国家处在大难之中,自己有无限的使命感,熊女士大感意外,因为“同龄的云南人,完全没有对核心政治的参与感”,回顾熊女士的父亲,则更是“顺心性、听良知、追求生活”的人,“而非献身主义的时代青年”。幸好,有熊女士的回忆(《家在云之南》,熊景明 著),我们方才知道,同样身为青年,同样在大变革的年代,同样满怀期望,形式上其实有那么巨大的差异。有赖北京这位学者的回忆,更有赖熊女士的回忆(毕竟,前者更多见),我们才得以真切全面地认识那个年代,也不会简单得到“文革是孩子们的天堂”的结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首都北京、部队大院,或许很吸引人,却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只是因为别样的生活展示太少,所以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而已。

最近我读了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更确认了自己的这种认识。这本书收集了二三十篇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其中占大多数的,是北岛、陈丹青等人的回忆,用不那么正经的词来形容,就是“精神贵族”。他们的经历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诉苦,也不同于官方钦定的描述,他们的叙述是充满理想激情色彩的,他们熟练谈到和提及的,更多是我们耳熟能详,而又高高在上的名字,比如“大小刘麻子”之一英若诚,比如陈伯达的儿子,比如“学部”(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他们的生活多有“往来无白丁”的沙龙和聚会,总之是让人艳羡,也占领了相当话语权的一类表述。

不过艳羡归艳羡,我更喜欢的还是另几种生活,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范迁、蔡翔、邓刚的回忆:范迁当时是在上海印染机械厂,因为会画几笔画,被厂里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因不满官方孔武有力的画法,时常会动脑筋“夹带私货”,尝试一些新鲜的创造,由此也卷入了黑画风波;蔡翔是上海一家铸造厂的工人,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他详细描述了70年代工厂里的各种景象:厂长对工人师傅毕恭毕敬,小姑娘如何把工作服穿得好看,老师傅们又如何讲起评书,“四人帮”就是奸臣,“老干部”则是朝廷的忠良……邓刚的回忆我最喜欢,除去工厂上班,他纯粹是个“山狼海贼”,就是仗着自己身体好,潜入大海捕捉海参鲍鱼等各种海产的能手。因为父亲“有问题”,他到接近30岁还没有对象,着急得上窜下跳四下打听,最后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女孩,并且最终娶到了这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这段叙述流畅而自然,全篇没有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言辞却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描述小尔化之的平常生活:比如他说因为出身不同,自己与女孩的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难”,但“顾不得许多,只能背水一战”,又比如他提到结婚前夜为准备婚宴下海捞海鲜,因为贪心捞得太多,无力游上岸,被巡逻的快艇发现(当时海湾是军管,防止人民偷偷爬上外国货轮),“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

我之所以喜欢这类回忆,因为他们是在官方描述、知识分子苦难史和“精神贵族回忆”之外的另一种生活。虽然这类叙述不常见,但没有空洞的死板,也没有炫华的辞藻,足够真诚;更重要的是,我读过这些故事,就相信了,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阶层差异巨大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中,其实散落着众多不甘平庸,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家伙,他们的生活,或许没有那么深重的苦难,也没有那么耀眼的文化,却保持着自己的韧性和情趣。知识分子、精神贵族,和万千个这类家伙,以及更多其他人的生活,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可信的社会和历史。

而且,这种“完整”的跨度,有时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知青的回忆录里(包括在王小波的文章里),农村生活往往是愚昧而落后的,我也一直有这种印象。但是在《七十年代》中,阎连科提出:“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我觉得很惭愧,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但是之前我却没有想过,真实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面。不能容纳和驾驭这种跨度,只掌握几个简单判断,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成熟。

是的,近年来我越来越认识到,真实的生活,绝难用寥寥几句话、几个词来概括,也不必对着寥寥几类描述暗自哀怜或欣喜(比如认为充满理想的生活只有一种形态,或得意或叹惋)。因为社会和历史乃是由无数个人生活,无数种颜色所构成(你以为“几种”相对“一种”就是全面吗?其实仍然少得可怜)。对那纷繁的颜色了解更多,或许越难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认识却是更深刻、更全面了,对自己的生活也会有信心了:你可以完全淡然面对那些光鲜耀眼的生活,内心摆正的,其实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从来就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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