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哥伦比亚大学请唐德刚先生负责民国人物的口述历史,本意是挖出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不料稀奇没挖出多少,那一本本口述历史,竟成了一条条历史的平行线。看似平淡的白光,经过三棱镜,便分解出七种神奇的色彩;历史也是如此,“正史”上那些堂皇无趣的描述,一放入这些平行线之间,立刻就显出了高低错落。

不过今天要谈的并非“正经”的口述历史,而是另一条平行线——唐德刚先生“舞文弄墨”的副产品:小说《战争与爱情》。这小说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门开放,中美交流初启,美籍华人林文孙先生(林三少)终得机会归国返乡,竟遇见年轻时因战乱失散的妻子叶唯莹(当年的“林三奶”投身革命改名田军,“文革”时期任农场场长)一干人等。时隔四十载,终有就会再见,欣喜之外,众人乃回忆起当年的种种经历,从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到最后分别,加以周围人等的生死命运。读完全书,不由慨叹世事多变,造化弄人。

平心而论,小说本身算不得特别抢眼,叙事以平铺为主,节奏也缺乏张弛,写景写情,虽然动人,终究不如《未央歌》那样细腻。不过这小说读来仍是饶有趣味,细细思考,盖因唐先生不吝笔墨,游刃有余地讲明各种生活细节,于是整本书如万花筒般,教读者管中窥豹,体味到“原汁原味”的民国生活: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怎样讨生活,又能过怎样的生活;各种人家,是怎样的摆设;酒楼茶馆,又是怎样的礼节;颇有头面的小军官,骑的是什么牌子的自行车;“地主老财”的家里,仆人、管家、丫鬟又是怎样的身世,想什么,说什么;日伪军最要防范的,除去地下党,还有怎样的团体;日伪军清乡,喊的都是怎样的口号……这些并非不容置疑的论断,也非貌似公允的结论,而是融合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正贴合了那句古诗“润物细无声”。更有意思的是,书中还收录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少段子——譬如普通百姓讽刺蒋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宋家仍有一龄”……如此种种,经唐先生娓娓道来,详实可信,让人大开眼界,又往往忍俊不禁。
这本书堪称“原汁原味”的另一个因素是:大量话本风格语言的运用(这或许和唐先生熟读各种话本小说有关):一个徒拥美眷,一个空抱玉郎……他二人进得门来……文孙起身而去…… 这样的行文风格与这样的故事,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也是我阅读时颇感愉悦的重要因素。

说起来,唐先生是有这个资本的,据他在口述历史的评注中所谈,自己并非出生于“正统”的读书人家,没受过“不得看闲书”的限制,早年“不务正业”看了许多传统小说,又在一个夏天阴差阳错读完了《资治通鉴》,自小就缺乏“庙堂之高”的距离感。抗战年间,唐先生在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念书;那时候,中央大学念文科的学生,日子过得好不潇洒:有许多日,除去躲日寇轰炸,生活的最主要内容便是去茶馆摆龙门阵;天上地下,古往今来,都付诸笑谈之间。所以,相比“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唐先生无疑多出大量的生活体验。此后他掌管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期间,虽经年苦读,但仍然脱不去“玩乐”气质:阅读他的口述历史,往往会为他玩世不恭的调侃会心一笑:虽不若“正经学术”那般冷漠,却又能挠到痒处。故而,《世界日报》曾有篇报道称他为“历史的老顽童”。这个称呼,我觉得是很精当的,也只有这样的“老顽童”,才写得出这样的“万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