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009


杭州的事情,一路看下来,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委实很难想象,也更难以理解,要怎样的教养,才能在撞死人之后能够无动于衷,漠然地坐在车里,遮住脸孔;

我也难以理解,要经历怎样的阵仗,才能面对这样的境况,依然谈笑风生,镇静若素……


再看接下来的表演,我只想到蒲松龄的那句话:“禽兽之变诈几何哉?只增笑尔”。古人尚且知道,扬汤止沸,莫如釜底抽薪。“担心引起群体事件”之类拙劣的借口,哪谈得上什么“尊重传统”,纯粹就是对传统的彻底倒退和背叛。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你再去看去年那句著名的口号,只会想到两个字:荒谬!或者,我们不妨把它改得更确切些:

One City, Two Worlds!

大概是1992年左右,我第一次见到“脑筋急转弯”,马上就被这种新鲜玩意迷住了。可惜,当年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今都忘得差不多了,记得的只有一道题——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
记得这道题,并不是因为它很难,而是因为,这些年来的许多经历,事后细细咀嚼起来,答案就象“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一样简单、直白,又荒诞、无奈——或者怨天尤人,或者凭空慨叹,或者沉溺空想;总之,薄薄的一张身份证,就是没法捡起来。

2006年末我着手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第三版)》的经历,就是如此。
试译的时候,我一晚上就交出了六页译稿。接下来约定全书的交稿时间,我不假思索地说,最多六个月。可书拿到手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就傻了——五百页,整整五百页,以前是轻松畅快的阅读体验,现在是堆积如山的任务列表!
照计划,我每天应该翻译四到五页,然而我只坚持了两天就中止了——每天下班累的要死,还得做这劳什子翻译,五百页何时能结束啊?
于是干脆自我放纵,过了一周“轻松加愉快”的生活,到周末,我甚至在想,原来生活这么美妙,干脆取消合同,交违约金算了吧。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又想到了那个脑筋急转弯——“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现在的这张身份证,无非就是在六个月内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嘛。而捡起来的方式,就是坚持每天翻译而已。答案简单到完全不存在其它的可能,简单到毫无风险。
于是我开始忍住内心的厌倦,慢慢捡起这张掉落的身份证。五页,十页;一章,两章……每做一点点,我都安慰自己说,对了,我在一点点地捡起那张身份证。
说来也奇怪,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反倒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厌倦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
全书翻译就要结束的时候,一次误操作弄丢了上万字的译稿,怎样也无法恢复。痛惜了半小时之后,我忽地又一次想到了“身份证掉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好吧,既然无法挽回,重新来过就是了。

这一回,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是习惯使然吗?
这个问题,一直保持到去年翻译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在第四章,温伯格用现身说法讲解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峡谷”,而且总结说:

高原-峡谷模型描述了一个轮回周期,也描述了一个元周期——也就是周期的周期,这是个螺旋,就好像鹦鹉螺上一圈圈的纹路。走出低谷,不仅仅是登上另一个高原,同时也是在另一个高原上前进,这就是学习如何成长的高原。我的确是在学习新的语言,但更重要的是,我在学习“如何学习计算机语言”。这种元学习(meta-learning) ,清楚地说明了我对学习新语言的情绪。我不再焦虑,不再抵触,不再觉得毫无价值,而是感到激动,充满创造活力,能够处理几乎任何事情。

译到这里,我豁然开朗了:是了,我能更快地接受现实的解决办法,直接开始“捡身份证”,原因就在这里;我也发现,自己开始翻译《技术领导之路》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煎熬:划分好进度,每日执行就是了。

《技术领导之路》一路翻译下来,我越来越赞同序言的说法:温伯格的这本书“卑之无甚高论”,并没有太多稀奇。如果“成为技术领导”是掉落的那张身份证,这本书不是传说中的《九阴真经》:温伯格只是告诉你,怎样才能把它“捡”起来——你仍然需要弯腰,仍然需要伸手。如此说来,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你是否愿意(是否能)按部就班地去做。
譬如在第七章,温伯格介绍了一种加深自我认识的“不起眼”的办法,写日记:每天五分钟就可以,写下自己想写的内容,过一个月再回顾;第十章介绍了一种办法,照它一步步地分析,我们发现“小小的”误会背后,原来有长长的逻辑链条;第十三章给出了协调“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那些“做人原则”与现实的途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许多做法普通到不可思议,然而根据我的亲身实践,它们的确有效——退一万步说,至少能作为颇具价值的参考。

类似的例子,在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我也逐渐发现,许多时候我们希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这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的答案,并没有“精华”那般完美,反而就像“捡起来”那样直接、平凡,这时候,困扰我们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智力的问题,而是自制力、毅力和决心的问题了。

读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会看到那张掉落的身份证。那么,让我们一起捡起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