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008


唐德刚讲历史,总会给你一种感觉:中国历史,就好象一张千层饼,一层一层地重叠起来,我们的生活,不过是最上面的一层。随便找到个地方,一刀切下去,你会发现,底下的状况,与现在完全是一样的:同样的地方凹下去,同样的地方凸出来,连细致的纹理,都绝无二致。

我没有唐德刚先生那么高深的学养,只能瞎摆弄些联系,却时常有他那样的感受:看到某些报道,时常想到80年代的武打片,开片镜头往往是锦绣河山,辅以画外音“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民不聊生……”;最近和出租车有关的新闻,又让人想起起革命史诗剧中慷慨激昂的台词:“在那个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然后是更多……

法学上讲,无救济则无权利。于是所谓的“维权”,就成了“夺权”:夺取之前无法救济,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权利;这,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1980年8月,波兰最大的海港城市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发起了一次罢工,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要求实行物价上涨津贴和增加工资1000兹罗提。
经过艰苦的斗争,总经理已经同意了工人的每一项要求,这次运动就要眼见结束。这时候:

格但斯克其他几个罢工单位的罢工委员会代表来到列宁造船厂——他们有北方造船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设备修理厂和海洋电机厂……
这些外单位的罢工工人代表听说这边已经达成协议,就冲着瓦文萨喊叫起来:“要是你们把我们扔下,那所有的小厂都会被压垮的!”
瓦文萨明白了:当局之所以让总经理接受所有的条件,正是因为有这许多工厂声援性罢工的支持。如果扔下他们不管,这些弱者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肯定会在事后受到报复。
还有的代表指责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搞的是“为力量最强者争几个钱的罢工”。
瓦文萨犹豫了。但如果撕毁刚才达成的协议,则意味着列宁造船厂已经取得的东西可能丧失。
北方造船厂的工人希望列宁造船厂继续罢工。他们说:“只要召开一次特别的省委会议,把省委第一书记一撇,你们所得到的成果就会告吹!”
“根本用不着撤换任何人,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施舍者的权力!”
“施舍?瓦文萨恍然大悟,突然解开了半小时前的疑惑——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兑现,即使兑现了,工人所得到的也只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点儿施舍。工人并没有得到持久的保证——那是必须由工人自己的权力才能保持的。
瓦文萨惭愧了。
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不愿担起他在1980年8月16日事实上已经作出的妥协。
当然,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慢慢思考的时候。首先要尽一切力量挽回,使这个险些地停顿了的开端继续下去。
这时是15时,更多的人在向厂外走去,罢工纠察队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挡,而厂广播站已经关掉了……
瓦文萨还来得及将这支书写历史的巨笔重新挥舞起来吗?

注:《光荣的荆棘路》,19年前曾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后来不了了之。我至今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读到它的感受。

认知心理学中有这么个实验:被试面对一红一蓝两盏灯,要求预测每次实验时哪一盏会亮起来;实验要进行许多次,并按照准确率给予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每轮实验,红灯亮的概率都是70%,蓝灯是30%,但是两种灯的点亮顺序是完全随机的。
在实验中,大多数被试很快就发现了,红灯亮起的频率要远高于蓝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模式,能够准确地“预测”下一次亮起的是什么颜色的灯。极少有人认识到,如果“两眼一抓瞎”,全部猜红色命中,反而能有70%的准确率——只是这样选择必须克服“明知道会错”的心理障碍。而追求“100%”的准确,即便能够在红灯亮起的70%中命中70%,蓝灯亮起的30%中命中30%,仍然只有(70% * 70%) + (30% * 30%) = 58%的命中率。
这个实验说明,即便需要面对不确定性,人还是偏好“完全准确”的预测,哪怕依据毫无道理,哪怕“愚蠢”的做法本来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赌徒心态”,就是这种心理偏好的表现:赌徒往往希望获得100%的准确率,因此尽管大多数赌博属于“独立事件”(也就是说,前一次赌博和后一次赌博之间是互不影响的),赌徒仍然希望构建出一个模式,实现“更准确”的预测。卖彩票的地方通常会挂一张大图,显示“中奖趋势”,“预测”将来走势,这也是“赌徒心态”的常见形式(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有人潜心“分析趋势”,结果“中了大奖”,但“分析趋势”与“中大奖”两个事件之间,其实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这道理就好像“春天在夏天之前,但春天不是夏天的原因”一样)。
别理解错了,我并不是说,赌博的时候不必动脑筋,应该纯粹碰运气。我的意思只是,在不可能有什么“准确”规律的地方,去追求100%的命中率,无异于缘木求鱼,是完全徒劳的。有头脑的赌徒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能获得较大的胜率,借助的往往是上面红蓝灯测试中“接受错误来减少错误”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翻翻费曼写的《别闹了,费曼先生》,看看这个通晓统计原理的家伙,是怎样下注的。

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不信任统计学,否认或者逃避客观存在的偶然性,其实是“赌徒心态”的根源。在现实中,这种“力求百发百中”的心态还有另一种表现:对于没有100%——或者说,非常大——把握的事情,就不愿投入精力。常见的情景就是,不少人既想学(干)这个,又想学(干)那个……但仔细想想,这个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那个也“没把握”会有大的收获……。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迟迟不敢选择(借口是“还没想好”、“还没把握”、“要谨慎”),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有人会开脱说:凡事要“想明白”再动手。然而,他们希望的“想明白”,其实还是希望知道一个准确的结果,“这个有50%的成功率,那个有60%的成功率”,是他们不愿意见到也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复杂,这类‘没定数’的事情还是不要白费气力了”——于是就要继续“想明白”,甚至用终生来“想明白”了。
的确,我们的生活由无数的因素构成,充满了偶然性。许多事情的规律,只能用统计概率来描述,尽管我们更偏爱“准确”的结果,但充满“偶然”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接受。其实我们也能够接受。说明这个道理,我常举的例子就是:动手术,有两种方案,一种的成功率是50%,另一种是70%,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是大量采样之后的结果,尽管手术失败对于个体来说就是0%的成功率,但是,大多数人无疑都会选择70%的方案。也就是说,即便面对充满偶然性的概率问题,大家其实是能够接受统计规律,也懂得如何选择的。

这些年来,我见过许多人否定学习的理由就是:“学那玩意干嘛?将来又‘不一定’会用到(或者是,谁知道将来怎么样呢)”。其实它的潜台词是,“不如再等等看看,看明白了、有把握了再说,至于现在,还是放松放松好了”。
是的,许多事情有点“撞大运”的色彩: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太可能正好掉到你手上。但是,你手里的盘子越大,一旦馅饼掉下来,还是“更有可能”掉在里头的。所以老话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不是“有准备就能遇到机遇”,也不是“没看到机遇之前,别做准备”——所以又有句老话说“所谓幸运,就是你做好了准备之后,机会恰巧来了。”

大概是在2002年,阿印从能上网的机房回来,神秘兮兮地说起最近论坛里看到的一部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非常好。彼时网络尚不方便,“上机”和“上网”颇有分别,更不用说自己有电脑了。于是我便托他去拷到U盘上,有上机的机会便偷偷看,然而一看便不可收拾——身处校园十多年,哪见过这么多新鲜热辣的名堂,加上慕容叙事之流畅,无人可敌。可惜论坛转贴,终归杂乱无章,而且更新不够及时。模糊记得看到一处,便没有下文。当时转贴的ID似乎叫“小火柴”,于是我们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一个诡异的结局。本以为事情就此中止,不料某天阿印说,不对,这个原文作者应该叫“慕容雪村”,我找到真正的结尾——陈重死了!。正好周末有同学回家,想到其父在当地某局担任领导,我们便托他去父亲单位,把《成都》打印出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此谓“社会主义墙角人人挖”)。等到周一,见到的是一个塑料袋,装着厚厚一叠纸,《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全本,针式打印机打得入木三分。

后来知道,天涯除了“关天”,还有个“舞文弄墨”,慕容雪村乃是斑竹。那时候他正在写《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网络上有连载,便没有买书,后果之一就是,我总是记不清楚,到底是“天堂向左,深圳往右”,还是“天堂往左,深圳向右”。在我看来,《天堂》延续了《成都》的风格,又有不同,主要是技法更加纯熟。如果说《成都》还基本有一条延时间顺序的主线,《天堂》则几乎没有,读来仿佛置身玲珑世界,四面都是镜子,照出各样人形,定睛看去,却又是同一个人。这样娴熟的穿插变换,是当今不多见的。

再后来就是《伊甸樱桃》(又叫《多数人死于贪婪》)了。这是一本争议很大的书,许多人评价相当糟糕,我却觉得,这是作者在进行某种形而上的叩问,不幸的是,他选择了魔幻的叙事风格,这大概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主要原因。但形而上毕竟不是玩弄文字,也不是故弄玄虚,要写好,还是需要相当的积累和功力的。这一点,慕容把握的比当下许多写手要好。反复的拷问,弥漫的焦虑,都给人深刻印象。慕容自己也说,尽管评价最糟糕,这却是他最得意的作品。

最后便是刚刚拿到手的《原谅我红尘颠倒》(刚刚在天涯连载时叫《谁的心不曾柔软》)了。这本书仍是写“满城的罪恶”,却换了“局内人”身份(以前的主人公往往都是“找人消灾”,这次是“替人消灾”),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可惜最后几章,查遍互联网也没有丝毫踪迹,最终“自然而然”地抢先买了印刷本,一口气读完,终于不用再吊着胃口了。后面几章,用老话说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只是有一段过于写意,有突兀之嫌(不过我后来恍然悟到,这本书的结构很像艾尔·帕西诺的《魔鬼代言人》)。

我读慕容雪村的书,除了悲凉惆怅,总惊叹他的文风独成一格:描写事件,往往没有太多的浓淡之分,总是异常流畅的笔触,一路倾泻下来,然而就在看似不经意之间的两笔,勾出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譬如《天堂》里,黄芸芸默默流泪,把丈夫书架上的书,按照高矮顺序排好……
《原谅我红尘颠倒》里,有句话我印象异常深刻:

十几年前我是小魏,现在人人叫我老魏。37年了,感觉人生就像一场不可捉摸的梦,梦里软红无限,醒后黄梁未熟。我还是我,只是渐渐老了。一个“小”,一个“老”,两字之间横亘着我的一生。

原谅我红尘颠倒

这些年来,我的愿望一个也没实现过,世界太复杂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敢也不想计划未来了,否则,我要怎么办?或者,你可以给我推荐本书看看?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已经不敢再推荐书了。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近乎痴人说梦:书的内容,书里举的例子,往往过于遥远,文本的交互性也不够强,缺乏“现在最需要”的鲜活感——常常有人,无论调查评价结果如何,仅仅因为身边的朋友说某款车不好,就认为其一无是处。鲜活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所以,还是别指望看书了吧:这种时候,你不能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些年来的“推荐”经历,大都如此。

“我要怎么办?”,这个问题,倒是让人想起皮亚杰对“智力”的定义:

所谓智力,就是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动用的那种能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当然这里的“有意思”不是指“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智力低下”,“智力”不等于常说的“智商”,而且这里说的智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能不断进化的),我曾和李笑来老师讨论过关于“智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

所谓智力,或者说心智能力,包括三步:认清自己所处的境地,找到现实可能的出路,坚持不懈地去实践。

就三步,简单得好像在做广播体操,毫无新意,枯燥无味。其实书里头说的,无非也是抽象的道理,而且往往来去都是些旧的道理——“这种东西谁有兴趣?我都知道了,我要的是现在能够就给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这是事实,这些简单陈旧的道理,太曲折,太遥远。更要命的是,即便你费劲心力去坚持了,去实践了,也不见得一定能收获想要的结果。的确,生活充满太多的偶然,大概没什么东西能保证你“一定”会收获想要的结果,而只能提高成功的几率——算了吧,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去做它干嘛?即便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可能”砸到自己头上,那也只是“更可能”而已,算了吧。

不过,几率问题好像没有那么轻松:如果你要动手术了,两种方案,一种有30%的成功率,一种有70%的成功率。你选那个?

做翻译的人,往往有种怨念:自己花了无数心血,费尽周折,在译文中熔铸了各种精巧,一般读者却难以体会,视而不见,或者仅仅觉得“通顺”、“流畅”;另一方面,一点点的错误,或是纰漏,往往为人诟病,斤斤计较。一句话,翻译是个苦差事,读者太难伺候,对译者不公平

不可否认,这种困境的确存在,然而,它真的“不公平”吗?我看未必,理由有两点:

  1. 社会分工必然造成这种“困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头就说,“分工带来效率”,虽然当时他是单就生产而言,但“分工带来效率”的理论,也可适用于其它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体现的更明显:非专业人士无需了解专业知识和技巧,就可以享受专业知识带来的好处(这就是哈耶克说的“知识的分工”)。用户觉得软件“更快”了,而无需知道其中进行了多少优化;驾驶员觉得汽车“更好开”了,而无需知道汽车的各个部件采用了多少新技术……反过来看,仅仅为了提供这种抽象直观的“更快”、“更好开”的感觉,软件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必须在专业上不断精进,绞尽脑汁,这算是一种“不公平”吗?好像不算。
  2. 沟通中效率损失必然会造成这种“困境”。沟通的过程,粗略描述起来就是:从意念形成文字(话语),传播出去,再由文字(话语)还原为意念。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信息的遗漏和变形。人人都喜欢的“沟通顺畅”,无非是尽力减少这些遗漏和变形——注意,是尽力减少,而不是杜绝。普通文字如此,译文也是如此,要求读者细密上溯整个沟通过程,“体谅”译者的良苦用心,未免缘木求鱼。

综合起来看,每一种专业的信息(积累),在传播中都面临不断被稀释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改善沟通,尽力减少“稀释”的程度;一方面是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积累,保证被“稀释”以后仍然有相当的浓度(实际上我以为,这一点更重要)。仅仅抱怨自己被稀释的“不公平”,实在不是什么好办法——须知道,我们所见、所羡的那些“深刻”,其实也是经过稀释之后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