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印迹

唐德刚讲历史，总会给你一种感觉：中国历史，就好象一张千层饼，一层一层地重叠起来，我们的生活，不过是最上面的一层。随便找到个地方，一刀切下去，你会发现，底下的状况，与现在完全是一样的：同样的地方凹下去，同样的地方凸出来，连细致的纹理，都绝无二致。

我没有唐德刚先生那么高深的学养，只能瞎摆弄些联系，却时常有他那样的感受：看到某些报道，时常想到80年代的武打片，开片镜头往往是锦绣河山，辅以画外音“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民不聊生……”；最近和出租车有关的新闻，又让人想起起革命史诗剧中慷慨激昂的台词：“在那个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然后是更多……

法学上讲，无救济则无权利。于是所谓的“维权”，就成了“夺权”：夺取之前无法救济，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权利；这，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1980年8月，波兰最大的海港城市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发起了一次罢工，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要求实行物价上涨津贴和增加工资1000兹罗提。
经过艰苦的斗争，总经理已经同意了工人的每一项要求，这次运动就要眼见结束。这时候：

格但斯克其他几个罢工单位的罢工委员会代表来到列宁造船厂——他们有北方造船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设备修理厂和海洋电机厂……
这些外单位的罢工工人代表听说这边已经达成协议，就冲着瓦文萨喊叫起来：“要是你们把我们扔下，那所有的小厂都会被压垮的！”
瓦文萨明白了：当局之所以让总经理接受所有的条件，正是因为有这许多工厂声援性罢工的支持。如果扔下他们不管，这些弱者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肯定会在事后受到报复。
还有的代表指责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搞的是“为力量最强者争几个钱的罢工”。
瓦文萨犹豫了。但如果撕毁刚才达成的协议，则意味着列宁造船厂已经取得的东西可能丧失。
北方造船厂的工人希望列宁造船厂继续罢工。他们说：“只要召开一次特别的省委会议，把省委第一书记一撇，你们所得到的成果就会告吹！”
“根本用不着撤换任何人，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施舍者的权力！”
“施舍？瓦文萨恍然大悟，突然解开了半小时前的疑惑——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兑现，即使兑现了，工人所得到的也只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点儿施舍。工人并没有得到持久的保证——那是必须由工人自己的权力才能保持的。
瓦文萨惭愧了。
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不愿担起他在1980年8月16日事实上已经作出的妥协。
当然，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慢慢思考的时候。首先要尽一切力量挽回，使这个险些地停顿了的开端继续下去。
这时是15时，更多的人在向厂外走去，罢工纠察队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挡，而厂广播站已经关掉了……
瓦文萨还来得及将这支书写历史的巨笔重新挥舞起来吗？

注：《光荣的荆棘路》，19年前曾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后来不了了之。我至今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读到它的感受。

认知心理学中有这么个实验：被试面对一红一蓝两盏灯，要求预测每次实验时哪一盏会亮起来；实验要进行许多次，并按照准确率给予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每轮实验，红灯亮的概率都是70%，蓝灯是30%，但是两种灯的点亮顺序是完全随机的。
在实验中，大多数被试很快就发现了，红灯亮起的频率要远高于蓝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模式，能够准确地“预测”下一次亮起的是什么颜色的灯。极少有人认识到，如果“两眼一抓瞎”，全部猜红色命中，反而能有70%的准确率——只是这样选择必须克服“明知道会错”的心理障碍。而追求“100%”的准确，即便能够在红灯亮起的70%中命中70%，蓝灯亮起的30%中命中30%，仍然只有(70% * 70%) + (30% * 30%) = 58%的命中率。
这个实验说明，即便需要面对不确定性，人还是偏好“完全准确”的预测，哪怕依据毫无道理，哪怕“愚蠢”的做法本来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赌徒心态”，就是这种心理偏好的表现：赌徒往往希望获得100%的准确率，因此尽管大多数赌博属于“独立事件”（也就是说，前一次赌博和后一次赌博之间是互不影响的），赌徒仍然希望构建出一个模式，实现“更准确”的预测。卖彩票的地方通常会挂一张大图，显示“中奖趋势”，“预测”将来走势，这也是“赌徒心态”的常见形式（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有人潜心“分析趋势”，结果“中了大奖”，但“分析趋势”与“中大奖”两个事件之间，其实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这道理就好像“春天在夏天之前，但春天不是夏天的原因”一样）。
别理解错了，我并不是说，赌博的时候不必动脑筋，应该纯粹碰运气。我的意思只是，在不可能有什么“准确”规律的地方，去追求100%的命中率，无异于缘木求鱼，是完全徒劳的。有头脑的赌徒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能获得较大的胜率，借助的往往是上面红蓝灯测试中“接受错误来减少错误”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翻翻费曼写的《别闹了，费曼先生》，看看这个通晓统计原理的家伙，是怎样下注的。

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不信任统计学，否认或者逃避客观存在的偶然性，其实是“赌徒心态”的根源。在现实中，这种“力求百发百中”的心态还有另一种表现：对于没有100%——或者说，非常大——把握的事情，就不愿投入精力。常见的情景就是，不少人既想学（干）这个，又想学（干）那个……但仔细想想，这个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那个也“没把握”会有大的收获……。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迟迟不敢选择（借口是“还没想好”、“还没把握”、“要谨慎”），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有人会开脱说：凡事要“想明白”再动手。然而，他们希望的“想明白”，其实还是希望知道一个准确的结果，“这个有50%的成功率，那个有60%的成功率”，是他们不愿意见到也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复杂，这类‘没定数’的事情还是不要白费气力了”——于是就要继续“想明白”，甚至用终生来“想明白”了。
的确，我们的生活由无数的因素构成，充满了偶然性。许多事情的规律，只能用统计概率来描述，尽管我们更偏爱“准确”的结果，但充满“偶然”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接受。其实我们也能够接受。说明这个道理，我常举的例子就是：动手术，有两种方案，一种的成功率是50%，另一种是70%，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是大量采样之后的结果，尽管手术失败对于个体来说就是0%的成功率，但是，大多数人无疑都会选择70%的方案。也就是说，即便面对充满偶然性的概率问题，大家其实是能够接受统计规律，也懂得如何选择的。

这些年来，我见过许多人否定学习的理由就是：“学那玩意干嘛？将来又‘不一定’会用到（或者是，谁知道将来怎么样呢）”。其实它的潜台词是，“不如再等等看看，看明白了、有把握了再说，至于现在，还是放松放松好了”。
是的，许多事情有点“撞大运”的色彩：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太可能正好掉到你手上。但是，你手里的盘子越大，一旦馅饼掉下来，还是“更有可能”掉在里头的。所以老话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不是“有准备就能遇到机遇”，也不是“没看到机遇之前，别做准备”——所以又有句老话说“所谓幸运，就是你做好了准备之后，机会恰巧来了。”

大概是在2002年，阿印从能上网的机房回来，神秘兮兮地说起最近论坛里看到的一部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非常好。彼时网络尚不方便，“上机”和“上网”颇有分别，更不用说自己有电脑了。于是我便托他去拷到U盘上，有上机的机会便偷偷看，然而一看便不可收拾——身处校园十多年，哪见过这么多新鲜热辣的名堂，加上慕容叙事之流畅，无人可敌。可惜论坛转贴，终归杂乱无章，而且更新不够及时。模糊记得看到一处，便没有下文。当时转贴的ID似乎叫“小火柴”，于是我们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一个诡异的结局。本以为事情就此中止，不料某天阿印说，不对，这个原文作者应该叫“慕容雪村”，我找到真正的结尾——陈重死了！。正好周末有同学回家，想到其父在当地某局担任领导，我们便托他去父亲单位，把《成都》打印出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此谓“社会主义墙角人人挖”）。等到周一，见到的是一个塑料袋，装着厚厚一叠纸，《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全本，针式打印机打得入木三分。

后来知道，天涯除了“关天”，还有个“舞文弄墨”，慕容雪村乃是斑竹。那时候他正在写《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网络上有连载，便没有买书，后果之一就是，我总是记不清楚，到底是“天堂向左，深圳往右”，还是“天堂往左，深圳向右”。在我看来，《天堂》延续了《成都》的风格，又有不同，主要是技法更加纯熟。如果说《成都》还基本有一条延时间顺序的主线，《天堂》则几乎没有，读来仿佛置身玲珑世界，四面都是镜子，照出各样人形，定睛看去，却又是同一个人。这样娴熟的穿插变换，是当今不多见的。

再后来就是《伊甸樱桃》（又叫《多数人死于贪婪》）了。这是一本争议很大的书，许多人评价相当糟糕，我却觉得，这是作者在进行某种形而上的叩问，不幸的是，他选择了魔幻的叙事风格，这大概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主要原因。但形而上毕竟不是玩弄文字，也不是故弄玄虚，要写好，还是需要相当的积累和功力的。这一点，慕容把握的比当下许多写手要好。反复的拷问，弥漫的焦虑，都给人深刻印象。慕容自己也说，尽管评价最糟糕，这却是他最得意的作品。

最后便是刚刚拿到手的《原谅我红尘颠倒》（刚刚在天涯连载时叫《谁的心不曾柔软》）了。这本书仍是写“满城的罪恶”，却换了“局内人”身份（以前的主人公往往都是“找人消灾”，这次是“替人消灾”），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可惜最后几章，查遍互联网也没有丝毫踪迹，最终“自然而然”地抢先买了印刷本，一口气读完，终于不用再吊着胃口了。后面几章，用老话说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只是有一段过于写意，有突兀之嫌（不过我后来恍然悟到，这本书的结构很像艾尔·帕西诺的《魔鬼代言人》）。

我读慕容雪村的书，除了悲凉惆怅，总惊叹他的文风独成一格：描写事件，往往没有太多的浓淡之分，总是异常流畅的笔触，一路倾泻下来，然而就在看似不经意之间的两笔，勾出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譬如《天堂》里，黄芸芸默默流泪，把丈夫书架上的书，按照高矮顺序排好……
《原谅我红尘颠倒》里，有句话我印象异常深刻：

十几年前我是小魏，现在人人叫我老魏。37年了，感觉人生就像一场不可捉摸的梦，梦里软红无限，醒后黄梁未熟。我还是我，只是渐渐老了。一个“小”，一个“老”，两字之间横亘着我的一生。

这些年来，我的愿望一个也没实现过，世界太复杂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敢也不想计划未来了，否则，我要怎么办？或者，你可以给我推荐本书看看？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已经不敢再推荐书了。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近乎痴人说梦：书的内容，书里举的例子，往往过于遥远，文本的交互性也不够强，缺乏“现在最需要”的鲜活感——常常有人，无论调查评价结果如何，仅仅因为身边的朋友说某款车不好，就认为其一无是处。鲜活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所以，还是别指望看书了吧：这种时候，你不能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些年来的“推荐”经历，大都如此。

“我要怎么办？”，这个问题，倒是让人想起皮亚杰对“智力”的定义：

所谓智力，就是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动用的那种能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当然这里的“有意思”不是指“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智力低下”，“智力”不等于常说的“智商”，而且这里说的智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能不断进化的），我曾和李笑来老师讨论过关于“智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

所谓智力，或者说心智能力，包括三步：认清自己所处的境地，找到现实可能的出路，坚持不懈地去实践。

就三步，简单得好像在做广播体操，毫无新意，枯燥无味。其实书里头说的，无非也是抽象的道理，而且往往来去都是些旧的道理——“这种东西谁有兴趣？我都知道了，我要的是现在能够就给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这是事实，这些简单陈旧的道理，太曲折，太遥远。更要命的是，即便你费劲心力去坚持了，去实践了，也不见得一定能收获想要的结果。的确，生活充满太多的偶然，大概没什么东西能保证你“一定”会收获想要的结果，而只能提高成功的几率——算了吧，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去做它干嘛？即便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可能”砸到自己头上，那也只是“更可能”而已，算了吧。

不过，几率问题好像没有那么轻松：如果你要动手术了，两种方案，一种有30％的成功率，一种有70％的成功率。你选那个？

做翻译的人，往往有种怨念：自己花了无数心血，费尽周折，在译文中熔铸了各种精巧，一般读者却难以体会，视而不见，或者仅仅觉得“通顺”、“流畅”；另一方面，一点点的错误，或是纰漏，往往为人诟病，斤斤计较。一句话，翻译是个苦差事，读者太难伺候，对译者不公平。

不可否认，这种困境的确存在，然而，它真的“不公平”吗？我看未必，理由有两点：

1. 社会分工必然造成这种“困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头就说，“分工带来效率”，虽然当时他是单就生产而言，但“分工带来效率”的理论，也可适用于其它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体现的更明显：非专业人士无需了解专业知识和技巧，就可以享受专业知识带来的好处（这就是哈耶克说的“知识的分工”）。用户觉得软件“更快”了，而无需知道其中进行了多少优化；驾驶员觉得汽车“更好开”了，而无需知道汽车的各个部件采用了多少新技术……反过来看，仅仅为了提供这种抽象直观的“更快”、“更好开”的感觉，软件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必须在专业上不断精进，绞尽脑汁，这算是一种“不公平”吗？好像不算。
2. 沟通中效率损失必然会造成这种“困境”。沟通的过程，粗略描述起来就是：从意念形成文字（话语），传播出去，再由文字（话语）还原为意念。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信息的遗漏和变形。人人都喜欢的“沟通顺畅”，无非是尽力减少这些遗漏和变形——注意，是尽力减少，而不是杜绝。普通文字如此，译文也是如此，要求读者细密上溯整个沟通过程，“体谅”译者的良苦用心，未免缘木求鱼。

综合起来看，每一种专业的信息（积累），在传播中都面临不断被稀释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改善沟通，尽力减少“稀释”的程度；一方面是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积累，保证被“稀释”以后仍然有相当的浓度（实际上我以为，这一点更重要）。仅仅抱怨自己被稀释的“不公平”，实在不是什么好办法——须知道，我们所见、所羡的那些“深刻”，其实也是经过稀释之后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