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008


Canon EOS 350D, 50mm, F 4.0,  1/80 s, ISO 100

朋友问了两个翻译的问题,我的想法,写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Learning in any domain, leadership included, is not likely to occur without a desire to learn and the willingness and discipline to 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

难点在于:

  • and the willingness and discipline…,这里的逻辑关系要理顺;
  • willingness,这个词来自will,意志,willingness一般翻译为“肯干”、“自发”,这里翻译成“肯学”,太口语化;
  • descipline,一般翻译为“惩罚”、“严格训练”,但“严格训练”与前面的“练习”有所重叠,应尽力避免。

最后翻译为:

学习任何知识——包括领导能力——都离不开求知欲,和练习、练习再练习的毅力艰辛

另一句是:

Classroom-based and electronic training have increased in both quality and availability in recent years, though they remain incredibly sensitive to business cycles; but who would ask a budding Derek Jeter or Mikhail Baryshnikov to learn their trade from a DVD?

难点在于:

  • availability,一般译作“可用性”、“可提供性”,翻译味道太重;
  • sensitive,一般翻译为“敏感”,但“对经济周期敏感”,容易产生误解,产生“特别有灵性,能洞察”的歧义;
  • learn from,“从DVD学习”,“向DVD学习”,都不能保留原文的调侃味道。

最后翻译为:

近年来,课堂教学和电化培训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都有提高,但它们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太大;毕竟,DVD不出未来的Derek Jeter和Mikhail Baryshnikov。

2007年的某天,韩磊给我发来一段古怪的文字,讨论翻译。说古怪,因为诗意的笔下,分明是技术的文字:

Public static void:无数个Java程序代码块中,都有这串密语存在。这串词有特别的技术含义。不过我常常把它看作一首机器诗篇,在它召唤出的冷宫里面,多少软件项目一开始雄心勃勃,最终却未结善果。

“这是什么书?”,我不禁好奇。
“Dreaming in code,第0章,我正在翻译。”
第0章?是了,了解计算机的人,看到这样的编号,多半能会心一笑吧。

软件工程的课本大都会讲到IBM那个失败的工程:巨额的资金,大量的开发人员,漫长的开发周期,却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到最后,项目就像在泥沼里挣扎的恐龙,越挣扎,身上的泥就越多,陷得就越深。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往往会觉得不可思议,念书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2005年春夏,延庆的某家宾馆里,程序员聚在一起,夜以继日地封闭开发,期限到了,预期目标相差甚远。撤退那天,大雪纷飞,被挫败感包围的我,无比真切地怀念泥沼里挣扎的恐龙。
然而,慢慢的经历多了,却发现,能够按时、按质、按预算交付的项目,往往是异数;所以Software Craftmanship的作者,不会说“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他的用词甚为传神:throw in。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在软件世界竟是个常见的现象——两打程序员,3年时间,4732个Bug,只为打造超卓软件,却不得善终;所以Dreaming in Code的作者要问:

编程已不再处于萌芽期。我们的世界依赖于无穷复杂的软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和实践之后,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按时限、按预算做出计算机软件?为什么还是很难让软件可靠而安全?为什么还是很难把软件做得易于学习使用,且具备按需修改的灵活性?这只跟时间和经验有关吗?是否有出现某种根本性突破的可能?在软件的本质特性(抽象性、复杂性及延展性)上,是否存在某种总能打倒我们的无常之物,将开发者咒入充满不可挽回的延误和根深蒂固的缺陷的世界?

“软件难做,”编程界经典教科书的作者高德纳(Donald Knuth)这样写道。但原因何在?

关于这本书,尤其要提到的是,作者罗森伯格,编程写作,两手俱佳;这悲壮的故事,由他剥茧抽丝,娓娓道来,独具魅力;故事之内,更穿插关于技术的精当点评,教普通人能看个热闹,内行人能看个门道,各取所需,各得所乐。译者韩磊亦是文理兼修,笔法精纯;去年,我多次向他抱怨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之枯燥,他也谈起自己正在翻译Dreaming in Code的苦恼,简直是一种折磨——需知道,凝聚心血的精纯译文,必然出自持久的折磨。今天拿到样书,我确认,自己之前的判断没有错。从上面所引的小段译文,可以一斑。

我深深记得,米兰·昆德拉曾这样描写某位女主人公:她深感沮丧,过去的20年已被无形的扫帚轻轻扫去,不留痕迹,仿佛人失去了小臂,手腕直接连在大臂上。昔日雄心勃勃的OSAF/Chandler,被扫去的部分就在这里:

这里躺着一个野心勃勃的开源项目。它曾立志超越Outlook,最后却无疾而终。慷慨的米奇•卡普尔带给它生命,又把命脉从它身上取走。许多程序员以心血养育它,惜乎全不见成效。它是温室中的花儿,有过绚烂的梦想,还未绽放即已枯萎。那软件的花园中,还有多少会渐次凋零呢?

下班路上拍了一张

Nikon P5000, 24mm, F 5.1, 1/34s

看长春的地图,横平竖直;东西叫路,南北叫街,一点都不带出错的。

前几天,晚饭后去盛世情书店逛了逛。偷眼看到一本《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立刻买下。
此书初版于1991年,后因版权问题,一直没重印,长久以来我只有一本复印版。这次的版本是吉林大学姚大志译的,翻了翻觉得还可以,希望能尽快读完。

另提两点:

  • 诺齐克、罗尔斯与哈耶克同为当代自由主义大师,三人中间,哈耶克我读得最多,“知识论的自由主义”印象深刻。前日有朋友谈起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这观点就来自哈耶克,“他使自由成为科学”,所言不虚。我推荐,真正希望了解自由、树立自由信念的朋友,认真读读《自由秩序原理》。
  • 诺齐克十几岁时在书摊邂逅柏拉图的《理想国》,遂与哲学结缘,几十年后终于登堂入室,任教哈佛大学哲学系,成为一代大师,这故事,想想就很激动。

文学与其它艺术形式的区别之一就是,在文学中,除了文字所要传达的意图可以构成审美对象之外,文字(也就是介质)本身,也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也就是说,意象和介质(目的和手段)构成了文学的双重审美。很多时候,我们说文章写得“漂亮”,就是针对手段(文字)本身而言的。

这也就造成了翻译中的一大困难:既要保证传达意义(目的),又不能丢失文字(手段)本身的美感。想要做到两全其美,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二者间权衡、取舍。若过于看重形式,极有可能严重损失原文的信息,下面举几个常见的例子。

我思,故我在

这是笛卡尔的名言,英文版本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故我在”凝练大方,有格言的味道,又契合乐府的节律,往往被奉为经典,然而它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这里的am(也就是be),并非“在”的意思,即便是如今学界通行的译法“存在”,也不宜被简化为“在”。况且,be翻译为“存在”,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
如果完全抛弃形式的束缚,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我思考,因此才成为本体(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王太庆先生翻译为“我思,所以我”,这建议是不错的。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琅琅上口,雄辩有力,如今广为引用。不幸,这翻译有两处错得厉害。
原文是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tend的含义是To have a tendency/To be disposed or inclined,也就是“有xx趋势/倾向于”,而不是表示因果的“导致”;另一方面,最后一个absolutely,是副词,而不是形容词,所以“绝对腐败”的翻译,完全是大错特错。
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
权力易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会腐败。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读过马恩著作的朋友,对这句话肯定不会陌生,它来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出现在这里: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结合马克思的另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不难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它号召人们一定要行动起来,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而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的层次。
然而单独拿出这句话,“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前后重复又纠结不清,教人困惑;“武器的批判”更是奇特,现代汉语中没有这样的用法,顶多有“武装的批判”。其实,这句话的原文是:

The weapons of criticism, of course, cannot replace the criticism of weapons.

前头的weapons of criticism,weapons是criticism的手段,可以翻译为“(用于)批判的武器”;后头的criticism of weapons,weapons是criticism的对象,可以翻译为“对武器的批判”,“经典”的翻译少了一个“对”,为追求形式、追求哲学味道,生造出怪异的表达,其实是不可取的——如果把翻译中损失的信息补上,整个句子就不难理解了:
用于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取代对于武器的批判(工具不能取代行动)。

我的人生究竟何去何从?这是弗洛里思考良久的问题。

弗洛里,英国人,三十五岁上下,一直在缅甸做木材生意。不列颠帝国已到暮年,缅甸的白人无不感叹帝国堕落,前途无望,但还保留着昔日的地位和优越感——他们有专属于自己的俱乐部,不屑与当地人交往。打牌、饮酒、闲谈,人人都靠这些来打发日子,惟有弗洛里是个异数,他嫌恶不义的作为,也反感同胞的狂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深了他内心的孤独,还好,他有自己的藏书,可以从中想象他的莫泊桑、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

时过境迁,“上头”要求俱乐部必须给当地人一个名额,以示平等。本来,照医生维拉斯瓦米的声誉和交际,选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老谋深算的缅甸治安官吴波金已经觊觎了太久太久。这本地人深谙世道,总能看准对方的要害,狠咬一口,甚至都能把欧洲人玩得团团转;深文周纳,罗织成罪,为了搞臭医生,他可不会顾及英国人的死活。

这当口,女孩伊丽莎白出现了。虽然用俱乐部成员埃利斯的话说,这是“牧场养殖的最上等的英国肉”送到了“印度婚姻市场(准确点,应该叫肉市)”,但伊丽莎白确实深深地吸引了弗洛里:她的好奇、天真,正契合了他的苦闷、孤寂,他与她聊小说,他带她去打猎;他敏感心灵的感受,他日积月累的知识,如今都有了倾诉的对象。而伊丽莎白,也会以仰视甚至崇拜的目光,看着弗洛里——噢,如果此刻他求婚,她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

且慢,且让我们来了解了解,伊丽莎白小姐的身世。她的父亲是个茶商,财运起伏不定,又少积累,她的母亲自命不凡,自诩为艺术家,却“不幸”埋没于庸人——当然也包括她的丈夫——之中。赶上好的光景,伊丽莎白小姐在昂贵的女子学校念了两个学期的书,从此确立了人生法则:美好(她的用词是“可爱”)等同于昂贵、高雅、贵族;糟糕(她的用词是“龌龊”)则等同于廉价、低俗、破旧和辛苦。随着她的年龄增长,这想法日渐微妙,且扩散到她的整个思维——一切事物,从长筒袜到人的灵魂,都可以被划为“可爱的”与“龌龊的”。家道衰落,父母双亡之后,她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真实的、体面的人,应该去打松鸡、参加赛马会、驾游艇,才不会去摆弄画笔和什么高深的思想呢。

这边厢,可怜的弗洛里正幸福地思考“为了伊丽莎白,我的人生究竟何去何从”;那边厢,伊丽莎白的感情也在左右摇摆:其实,“学问高深”对她来说完全是贬义——一个男人,居然故意躲开美好体面的生活,去献身一些没出路的事情,这太可耻了。
于是整个世界乱成一团,偏巧,弗洛里又是维拉斯瓦米医生的挚友,“鳄鱼”吴波金当然会在他身上动脑筋。这样,纵使伊丽莎白深深记得与弗洛里一道打猎的经历,纵使伊丽莎白深深崇拜弗洛里为俱乐部解围的英勇举动,她还是“会”见到某些事情,彻底丧失对弗洛里的好感和信任。弗洛里最终一败涂地,吞枪自杀时,仍然迷恋着他的伊丽莎白——那个头脑聪慧、热爱知识、不慕虚荣的女孩;套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这东西,就叫“迷执(myth)”。

《缅甸岁月》是乔治·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对缅甸生活的点点滴滴,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色觉、味觉、触觉、嗅觉,丝丝入扣,繁复的笔触下,透出热带丛林独有的神秘韵味;大环境(维拉斯瓦米与吴波金之间的明争暗斗)与小环境(弗洛里与伊丽莎白的感情纠葛)的比重分配和组织,也无可厚非;对恶棍的描写,更是入木三分(后来的《一九八四》体现得淋漓尽致);美中不足的是,节奏的把握似乎不太恰当,以前看《一九八四》,总觉得枯燥古板,不够“抓人”,该快的时候快不起来,憨得要死,看得着急;现在明白,这风格,应该是从《缅甸岁月》开始,就注定了的。

熟悉编程的朋友,都理解“责任(Responsibility)”的概念。它说的是,一件事情(或者整个流程中的一道工序),应该由谁(哪个部分)来承担。在软件开发中,责任是极为重要的概念——责任划分不明确,可能严重影响整个系统的效率、健壮性、和维护难度:举例来说,大多数情况下,验证、纠正用户提交的数据,交给网页,就比交给真正的业务处理程序或是数据库,要好得多,聪明得多。

其实,合理划分责任能提高效率的道理,适用于生活中许多事情。
最近一次我去国图,借书台前排起了长队。凑巧,我前头的姑娘和我习惯一样,都会事先把每本书翻到贴有图书馆条码的那一页,并上下差分地叠起来——这样,工作人员不用翻书,也不用挪动书本,只需要拿条码扫描枪从上往下扫几次,就能登记完所有的书。
有意思的是,我后面的读者见此状况,都依葫芦画瓢,把书翻好岔开叠起来。于是,整个队伍的移动速度比之前明显快了很多,这让我心情大好。

早年曾看过王则柯的一篇经济学随笔,列举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许多现象,列举了许多不合理——或者时髦点说,不够人性化(我也可以解释为,责任划分不合适)——的习惯和规定,说明各种细节浪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总的来说,结论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效率比较低的环境之中。
不过,我还要恶毒地狗尾续貂,从王先生的结论演绎出两个残酷的结论:

  1. 同样长的生命,我们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
  2. 同样多的事情,我们其实可以活得更从容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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