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008


我说过,读各种各样的书,比照、互证、甄别,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文本中复现,展现出不同的侧面,最后才能构建出完整、立体、真切的世界。
最近又看了篇关于蒋廷黻先生的文章,也来说说蒋先生二三事吧。

蒋先生生于湖南宝庆(今绍阳),早年赴长沙求学。他注意到,1900年前后湖南还相当封闭,而到了1906年,受外国影响已经很深,洋火洋油已不稀奇,三湘学人更流传“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必为普鲁士”的说法。另一方面,同为湖南人的何兆武先生,幼年在北京上学,少年时期回过一次湖南,发现“那里远不如北京开化”,但“学生的古文功底非常好,学习刻苦,且写字仍旧用毛笔,句号也是一个圈”。

蒋先生赴美留学归来(关于赴美一事,充满机缘和波折,可参考他的回忆录),在清华教授历史。对比西洋史学,他发现中国历史学固然史料丰富,却缺乏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改革。所以何炳棣回忆说,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雷海宗的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不同的另一种学派: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所以,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科学的基础”(李济之语),遂成传世之作。

蒋先生也谈到张伯苓。张氏固然太重致用之学,“xx有什么用”、“xx有什么好处”之类的问题,颇引起某些教授的不快,甚至引发李济之的离去,蒋先生对他仍是崇敬有加,因为他“超越党派亦不支持任何不正当活动”,“生活朴实又极具人情味”。抗战爆发前期,蒋先生一派主张先作好准备再行开展。张伯苓则因为南开被炸,力排“低调言论”,又因委员长“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的表态对他感激备至,四八年接受考试院长一职(由此“一脚踩进臭水沟”,成了“前朝遗老”,当然,这是后话)。

蒋先生受委员长之邀,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大抵相当于今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此等“从政”举动,众学者颇不以为然,唯有胡适能体谅,赠他丁文江的两句诗: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
上任之后,蒋先生亲赴四处调查,获取实际情况,并力图找出政府低效、臃肿的症结,从根本上改革。由此开罪四方,他的老朋友翁文灏评价他是:瓷器店中的猛牛。朋友们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既然当不成政务处长,蒋介石将他外派到莫斯科作大使。因为苏联政府严禁人民与外国人来往,在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过从甚密。英法两国武官都认为,苏联军人不够勇敢。蒋先生此行的见闻,更印证了他1934年考察苏联的印象:关于工人的训练,“一定是幼稚的工人受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宣传的杰作,这是一种可笑的阶级意识”,他并观察到,苏联的恐怖气氛更加浓重了,工业化运动导致人民生活水准的降低,而军人的吃、穿、住都比较好。
联系到束星北对苏联糟糕的印象,以及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和安德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苏联从建立伊始,宣传工作就做得很好吧。

蒋先生曾代表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唐德刚在论及胡适时说:“之前那代留学生,英语讲得都不够地道,笔者就听过蒋廷黻先生在联大的发言,乖乖,那一口宝庆英语……”。另据报载,1950年11月,我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大关于“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当时,蒋介石集团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听完“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的发言,我国团长伍修权义正辞严:“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根本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结果,“蒋廷黻狼狈不堪”。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面提到过这么一件事:

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讨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此,有人说是真性情,有人说是没看穿,我是赞成“真性情”一说的。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与何先生有相同想法的人,到底有多少?或者说,能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人,到底有多少?
在艳羡这种权力舞台上的“美好”和“真情”的同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当时的大环境,能记得舞台下其他人(更多是如你我一般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窃听风暴》里,文化部长满面笑容:“我们是一个有品味的政党”。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话算不得错,观众却能体会到深深的荒谬。好玩的是,换个环境,多数人就转而羡慕这种“品味”了。

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艳羡“独”乐乐,往往容易忽略“众”乐乐,更容易忘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属“独”还是属“众”——这不是杞人忧天,你看那些张口闭口“血洗”、“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冲天豪气“独乐乐”的背后,多半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代价”的一部分吧。

举个反向但同质的例子,或许能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你“艳羡”人家,人家就算被打倒了,没准压根儿不惜得跟你一起。
《人生之曲》中,郑延大姐说起自己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在一起,很是委屈:自己一家都是老革命,好歹还是延安出来的呢,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些人关在一起吧

通俗地说,“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算不得错。
所谓“自由”,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免于他人意志的强制”,因此,做他人看来“错误”的事,说他人看来“错误”的话,丝毫也没有违背“自由”的含义。而质疑权力的自由,乃是因为权力本身就应当受到质疑、制约和监督,不但因为“绝对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更因为权力的滥用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言论自由恰恰有助于防范、制止这些后果,因此,“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这话说得是非常之对的。

不过,不通逻辑的人,能由此“逻辑地”推导出下面的结论,并不奇怪:
“言论自由”就可以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就可以肆意歪曲历史、可以信口雌黄、可以“自由”地造谣、“自由”地抹黑、“自由”地扣帽子。
任何概念,落到现实中,都会有一套复杂的规则,言论自由亦是如此:自由不但意味着可以做当权者不喜欢的事情,也意味着责任,所以言论自由亦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倒总是喜欢用“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来蛊惑人心,混淆黑白),譬如美国法律就规定,言论自由“不得产生清晰且现实的危险”……
抱歉,这里扯远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米克尔约翰的《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很薄很好看),我想说的是,概念的背后,往往有一系列复杂的规矩,仅仅看到通俗的表述,就“逻辑推理”的人,跟当年说厕所改建是“系统工程”,房屋危改是“宏观调控”的县委书记,其实没什么区别。

当然,如果自己逻辑混乱,又喜欢玩春秋笔法,就更不得了:把自己绕进去,还浑然不自知。

  • 拿“人家的报系说事,得出“毫不奇怪”的结论,就跟拿“当红炸子鸡”乔姆斯基所在的国家说事,得出此人“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一样可笑;
  • 由有限的单例判断,上纲上线到全局判断(“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就更可笑了。波普曾讲过一个笑话,某人见过几位领导人是大鼻子,就像当然认为“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大鼻子”。请问,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谁还坚持“三纲五常”吗?

这样糟糕的文章,不但字句不通(“这就不禁使人要问”应为“这就使人不禁要问”),更搞不清楚概念(“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都分不清楚,编辑和作者都该打屁股),署的还是一家知名连锁商务会馆的名字,居然能刊登在堂堂《北京晚报》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也难怪,原文作者居然认为“(南都长平)连自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照我看,“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说得没错——南都长平不妨就“扯下遮羞布”,以示对文峰先生的“费厄泼赖”,有必要,确实有必要。

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

“束星北”这个名字,我是前些年从一位好友那知道的。他说父母所在的研究所,有个叫“束星北”的人,之前受尽了折磨,“文革”之后终于翻了身,重新回到科研岗位。
“可是,这有什么用呢,出来干了几年,死了!那家人,真惨呐……”

从国家图书馆借了《束星北档案》来,很快地读完了,感慨万分,放下书就写了《看哪,这人》。
但还是有些谨慎的。因为之前看过《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也是从图书馆借的:吉林省图书馆),一样优秀的人,一样悲壮的经历,一样的吸引人。读完之后很长时间,内心无法平静。之后又过了大概两年,才有机会读到了《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的形象,不再只是高大而悲壮,而是更丰富且全面了。
读《顾准全传》的经历告诉我,这种类型的传记,作者往往会不自觉地沉浸在传记人物的经历中。因此,传记固然激情饱满,引人入胜,但想全面了解传记人物,还需多方面的佐证、参考。
譬如《束星北档案》,在我看来,相比书中介绍的那些学术成就和声誉,更真实的往往是书中给出的,档案里头“原汁原味”的材料。
在此之外,不妨再看几篇文章:

试论束星北的学术地位
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
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

以前读波普的书,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思维方法很重要。
同样,读书的方法,也很重要。
读各种各样的书,比照、互证、甄别,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文本中复现,展现出不同的侧面,最后才能构建出完整、立体、真切的世界。

马英九给桂平大洋镇蕉树中心小学题词是:

敦品励学

前任总理为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是:

不做假账

前任总书记为吉林大学的题词是:

把吉林大学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

他叫束星北,是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不应被忘记的人。

他早年求学欧美,师从惠特克、达尔文、爱丁顿,给爱因斯坦写信讨教过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问题。

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任教,被公认为最杰出活跃的代表:秉性出众,智慧超群,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多年以后,李政道在信中说:“我物理学的基础,都是在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玻尔来中国,见到他,之后回复中国学生关于留学咨询的信件,总是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那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新政权建立了,束星北来到山东大学。1944年带领学生参与中国研制第一台雷达的他,感觉到了压力:学生徐名冠被“镇反”了,曾经为此呼吁的人纷纷刹车,只有束星北在抗拒。

三反中,有人揪住苏步青在抗战后归还受托管理的浙大财物时,拉下了几条长凳(其实打过招呼)的事情,要做文章。束星北闻听此言,直接闯入节约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质问: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什么东西。说完把主任从凳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打得对方口鼻蹿血,摔出去好几米远。

新山大(系老山大与新政权的华东大学合并而来)的校长华岗,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但也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受到礼遇的束星北,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华岗“用马列主义统摄一切”、“指导科学”的观点。在一次“大课”上,华岗不点名批判了束星北,强调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束星北站起来大喊“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

对束星北来说,华岗是个好人,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而对华岗来说,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是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好人的。

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开始了。针对50年的全面苏化,束星北当然有意见: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科学杂志一本也没有。他积累了多年学识的教科书,也被高教部找人翻译的苏联教材所替代。更要命的,是他当堂折了助教、根正苗红的干部苗子李哲明的面子。李哲明任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之后,学生忙于与束星北划清界限,他的“队伍”被瓦解了,他的课堂空旷了。他对学生的告诫“政治敷衍过去就行,要好好读书”,也成了他“放毒”的证据。
束星北被孤立了。

下一波,是1954年的“肃反”。当时,他的老友竹可桢、王淦昌为了保护他,专提请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行政上属中科院),而刚刚离开物理系的束星北,也正在气象学领域搞出了一点名堂。肃反来了,还是因为雷达的事情,他被列为重点,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卫兵”,气象学研究室也夭折了。

接着1956年的“苏东波”,1957年,太上皇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刚刚收到党委“道歉”的束星北,发出了远远不同于一般人的声音:他已经意识到,缺乏法制精神,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许再广大人民群众中养成认识法律依靠法律捍卫法律的习惯和意识。
在巧夺天工的“阳谋”面前,这样的言论,会得到怎样的下场,是不言自明的。
他的大儿子,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锦州航空部队做教官,却因为父亲的问题,被“黑”了下来:没有工作,没有编制,只能回家当无业游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党又发明了“家庭和组织联手配合帮助‘改造’”的法宝。
面对这一切,束星北妥协了,“几千字的‘认罪书’,写了撕,撕了写,不知道耗费了他多少个晚上。”

作为右派分子,他被分配到月子口水库。那是“大跃进”年代,全国疯狂上马的无数水库中,为数不多的优质工程。面对今天已经成为一处景点的水库,人们只能知道,它修建于1958年,建设者是1800名右派,和10000名淮北监狱的犯人(系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
在月子口,“摘帽”的美好前景,引诱着大家——“互相攻击、检举、揭发、出卖等等,成为了自觉”。
也正是在月子口,束星北感觉到了无力、挫败和苍白:物理学,科学,还有那些技术,有什么用呢?早年间的“高高在上”,“靠本事吃饭”的怡然,原来不过是一种虚妄,你连简单的活计都做不好,拖不动小车,扛不起巨石,举不起大锤……喝劳动人民的血汗,吃剥削阶级的残余,却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在月子口的一位“右派”后来说:“月子口似乎对束星北的脉搏把握的非常准,他们似乎本能地知道,技术是束星北的命穴,死死掐住这点不放松,他就不能借技术改造来逃避劳动改造或立场的转变……不过队长还是给了他一次技术改造的机会,那一次,工地断电了,队长派他去检修线路,可是他爬不了电线杆……以后很长时间里,很多地方都拿他做例子,说大教授连个电线都不会接,如何如何”

月子口完工了,束星北回到青岛,被安排到医学院。他已经不复是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的先生,憔悴、浮肿、目光散淡,拄着拐杖,像个泥人。他像个机器人,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比新买的还要干净。
医学院进口了一台丹麦“皇帝”脑电图机,当时属于世界医疗器械最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不料,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搁置了两年。院长张立文力排众议,让束星北来修理——他在脑电图室弄了张行军床,吃住都在里面,把机器大卸八块,找到问题,换好零件,再重新装好。“嗡”的一声,机器起死回生了。

从此,他的“修理技能”名身大噪,一些医院纷纷慕名而来,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电子兴奋器、胃镜、比色表,甚至鼓风机、变压器、锅炉、水塔等等,都在他的修理范围内,学院也减免了他打扫厕所的任务,束星北要考虑怎样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写社会主义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普及性物理学、电工学丛书了”。而他内心深处渴望的“摘帽”,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据说,是“主管部门”认为他的立场还是有问题。
不过,束星北终于“变”了,在文革中,他塑造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形象:风趣、大度、中交,人们乐于与他下棋、打牌、喝酒、谈私事。在经济上打击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束星北的日子并不太窘迫,这让他的子女都感到吃惊。

但是他内心的向往,是无法泯灭的。1971年元月的头一天,女儿去看他,远远见到校门口,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扫雪。他的身后,扫出一条长长的路,路两边的雪地上,却是他用扫帚写就的,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看到父亲摇摇晃晃的后背和蓬乱的脑袋,我的泪忽然止不住了。父亲抱着他的外孙只顾在前面走,也不说话,我在后面哭了一路。”

1972年,他的学生,李政道访问了中国。在会见中,周恩来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譬如介绍些海外才学之士。李政道则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断层”,不是因为没有人才和教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巨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并希望安排一见。
然而“核心小组”是不容许他们见面的——束星北进京,无论如何不可以,甚至出本市都不行。让李政道来青岛,更是无门——谁知道他到时候会说什么话,再说,束星北家那么破,那么穷,李政道看了会作什么感想!
最终,核心小组决定以身体原因为由,帮束星北推掉了这次会见。

从此师生两分隔,永无见面机会了。
1974年,束星北终于被“摘帽”,1978年,他回到了讲台上,教授四十年前,他在浙江大学的内容。
他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长期以来,“不能做事是他心中最大的痛楚”,他要与时间赛跑。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束星北孑然一身,仅以一台计算机(国家拨款100万元他分文未取),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计算任务,在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然而,他的身体已经在摧残中垮掉了,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把已经千疮百孔的束星北击倒了。生前嘱托要捐献的遗体,因为领导班子的“大换血”,在太平间搁置了半年,腐烂不堪,最后草草埋在篮球场的边的双杠下。

这就是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束星北的卷宗,厚厚的八大卷,记录了束星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正是靠着这些卷宗,刘海军先生能全面、立体地为我们复现束星北的生命历程。
更让我吃惊的是,书中收录的各种材料:思想汇报、下级的请示、上级的批示,尤其是各种类型的检举揭发信,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一直很好奇,写下这些信的人,当时、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或许,答案不会有什么新奇罢。
月子口的某位右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二中队的几个小组到农场(机关大队资办)劳动,列队回来,这边刚宣布解散,那边又列队集合。队长和指导员叫出一个队员端着杠子,要我们每个人漱漱口,然后将漱口水突到几个盛满水的脸盆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的时候,手脚立刻寒澈如冰而血液如沸直逼头心。原来是有人告发我们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指导员也不询问证实,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捉贼。人们对这样有辱人格的做法当然不满,确实敢怒不敢言。因为先头有两个人稍一表示出抗拒,就被自己的队友扭住胳膊往里盆里摁。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我来到队长面前对他说,我没有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说,这样可以证明你自己。我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而不是这样残酷的方式。队长却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这时候,指导员也过来指责我:你要是心里没鬼,还怕接受检查吗?我说,我的良心可以证明我没有偷。指导员说,你的良心要是没有问题,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开始抗议,我说,我是人,人是有尊严的。指导员一听我说尊严就笑了。他说,我告诉你,月子口没有尊严。队长也跟着喊起来:对,月子口没有尊严。
通过这事,我明白了,我所以总是抵触的症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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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放假,今年是头一回。

明天不能回家上坟,只好去八大处烧香,算是我能做的祭奠了。

两张照片之间,横亘着我二十多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