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先生，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历任第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要职。他的这本《西潮》，写就于抗战时期，重庆遭轰炸的间隙。其中细细记述了作者自幼年以来的经历，既包含个人的生活细节，也提及社会的重大事件，行文平实、淡定，正如罗家伦的序中所言：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这个极不平凡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若不是具备高度文化的修养，真实望尘莫及的。
读这本书，除了从另一个方面了解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譬如五四运动、西安事变、西南联大的建立，譬如蔡元培、陈独秀、 孙中山、蒋介石——之外，颇得我心的一点就是，末章《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和评介。
在这一章中，梦麟先生着重谈了“道德与理智”的问题，在我看来，的确一针见血：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有了过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纯粹知识的）讨论再进一步，道德的意味就加强了……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有时候我们也可能创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围太远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
多年前接触启良的《中国文明史》，谈到中西神话，中国神多为道德神、人格神，而希腊神多为自然神、人物神，启良对此评价说，中国的神，徒有高高在上的尊容，毫无可爱、可亲之处。可以说，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差别。之后虽然也着意观察这种区别，但始终不甚明了，此次见到梦麟先生的论述，许多问题才觉明晰。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我始终无法厘清的一个问题是，为何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与达尔文主义毫无相干的学说，会打着达尔文的、科学的旗号，在中国大行其道？仅仅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法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而《西潮》则指出，这是因为它契合了中国对道德价值的需求，“科学的”达尔文主义，轻易（同时是草率）地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产生的就是道德化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
于是乎，“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口号，一经染上伦理道德的色彩，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通行的规律和准则，被大家接受下来了。
这其实是一个怪胎，自然科学、社会学说、道德功用，三者糅合在一起，配以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终于造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流行——流毒甚广，至今余孽未亡。
事实上，我还以为，在中国要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必须突破的一道重要障碍，便是道德的藩篱。既然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过分重要的地位，“知识”（理智）本身便有所缺失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往往道德有余，激情有余，知识不足。连基本的“知道分子”（智力）的要求尚不能达到，又怎能再上一层，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