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定刊发于《瞭望东方周刊——奥运特刊》五月份，因故推迟至本月号，发表时内容有变化。
说说“爱国”这码事
奥运火炬传递的波折，演变为国内互联网上的激荡风潮，甚至于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 “爱国”两个大字横亘其间，形如天堑。辩到激烈处，双方各引名人名言。看得人感叹恍若隔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为“语录”疯狂的年代。
好吧，我们也来谈谈“爱国”这码事。
凌迟式“爱国”
“爱国”，本来是种常见的感情，人类共有，中文叫“爱国”，英文叫patriot，它来自两个词根：patr-，表示“父亲”；patria，表示“联系”、“关系”，尤指这样的群体，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而且此人被认为是群体的创立者。这样看来，我们不妨这样解释“爱国”：它源自一种身份，象征对于族类的归属、认同和尊敬。到近代，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族类”与“国家”重叠，“爱国”的出现，也就理所当然了。但请注意，“族类”（同身份的群体）一定是“爱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然，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会说，这是西方式的解释。然而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略去那些容易引起争执的“普世价值”不谈，“爱国”的概念本身是普世的（否则，争论“爱国”时相当多的例子和论证就失去了意义）。况且，这所谓“西式”的解释并无悖于中国的情况：历史上民族英雄是爱国的，因为当时的“族类”不包括异族统治者；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志士也是爱国的，因为他们对于族类的归属感，超越了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服从；而今日人们之所以为金晶火炬遭抢夺激动，是因为他们感到了那是对整个族类的伤害。
然而，审视今日关于“爱国”与否的种种争论却会发现：一些人所热衷的，往往是划出一道界线，把“国”与“族”割裂开来，对同源同种的兄弟姊妹“清理门户”，口诛笔伐，少见宽容，更不用说“感情纽带”了；在“爱国”的天堑之上，族类已然升腾为圣洁的图腾，高居云端，不容玷污；构成“族类”的个体，反而显得渺小而不重要了。
为了“爱国”的纯洁性，今天要干掉这“一小撮”，明天要除掉那“一小撮”，一点点割下去的做法，倒是很像凌迟，这种“爱国”，叫“凌迟式爱国”，也不为过。
作为试金石的“抵制”
这边厢风传，某零售商与“藏独”有染；那边厢风传，要借奥运给中国“施压”。一时间，“抵制”之声此起彼伏。对于“抵制”的态度，也成了是否爱国、是否支持奥运、甚至是否懂得大是大非的试金石——“你竟然不赞成抵制吗？”，此类尖锐的逼仄后面，往往隐藏着更多的宏大论述。
然而，“抵制”真的能承担此重任吗？
1946年，美国心理学家尤金·哈特利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在调查中他发现，超过80%的人，倾向于从“社会距离”（一种广泛用于评价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感受的指数）来评价Danireas、Pireneans和其它32个民族。然而，Danireans和Pireneans这两个民族，其实是哈特利人为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多少人会假装对此有自己的意见。
这，就是著名的“虚假意见”。对此，心理学家普劳斯评论说：在有关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判断中，虚假意见其实非常普遍。这是由于人们只有很低的政治参与程度和很少的政治意识，却面临一种不得不对此发表意见的社会压力…一般来说，对某一问题知之甚少的人，加上那些对此闻所未闻的人，就能形成一个绝对的多数…“政治文盲”现象的存在，使得解释有关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公众意见变得更加困难了…要使这类判断有意义，首先必须区分真实意见和虚假意见。
所以今日的“抵制”论者，不可一概而论。谈“抵制”，首先不宜对问题“知之甚少”，其次最好具备相当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意识；否则，对问题有多不了解，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意识的水平有多低，虚假意见的比重就有多高。故而，在当前情况下，将“抵制”作为爱国与否、支持奥运与否、甚至是赞同普世价值与否的试金石，效果自当大打折扣。
本届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或者，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世界大同”。为着这种“大同”，还是不要割裂自己的族类为好，也不要轻言“抵制”为好——当然，退一步说，纵使“抵制”全部是真实意见，也大可不必担心：根据詹姆斯·普罗斯洛和查尔斯·格利格的实验，人们对于某一原则所持的抽象态度往往与他们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所持态度无关。因为在面临具体运用时，往往存在许多不可避免的复杂因素。心理学所称的这种“态度——行为矛盾”，这种自然现象，其实很自然——也就是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