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印迹

太阳底下到底有没有新鲜事？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有，为什么会有老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如果没有，我们每天分明又见到各种新奇的事情和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妨来看个具体的例子：同样是产生热量，我们可以给电热元件通电，也可以点天然气，还可以依靠摩擦生热，甚至还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其独特之处，这么看来，确实是总有新鲜事；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方式可以归类为物理的、化学的等几大类，而其本质，无非是能量的转移，这么看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又的确有道理。换句话说，“有没有新鲜事”取决于看问题的层面。通常，从具体细节来看，总是有新鲜事发生，但是分类归纳之后，往往并无新鲜可言。

不过，无可否认的是，面对新鲜事物，一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即便是漫不经心说出来的，也非常有分量，充分体现出极具洞察力的专家的自信——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更进一步，不止自然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人也在寻找那些恒常不变的规律（或者也可以叫共性、要诀、招式），期望从此收获“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自信。但是，他们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吗？

且以近年来受极大追捧的经管类畅销图书为例，这些书之所以畅销，光看名字就已经可知道原因了：《追求卓越》、《基业常青》、《从优秀到卓越》……作者毫无例外地宣称运用科学方法分析得到了伟大（卓越）公司的经营秘诀，并且尽力将书写的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旨在让读者闲庭信步间领略到“伟大的公司何以伟大”的秘诀——比如四大要素、六个步骤、八大法则等等，告诉读者成就伟大的公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继而，依葫芦画瓢，也可以将自己的事业做到优秀，做到卓越……但是，就我的经验，这么做多半是缘木求鱼，充其量，可以算一厢情愿，只能体现人们对美好图景的幻象，具体原因在下面详述。

首先，经营公司要解决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的问题并不一样。自然科学解决的典型问题类似：生产某样产品需要多少原料，经过怎样的物理化学处理等等。但是公司经营要解决的典型问题则类似：根据有限的资源，到底是生产产品甲，还是产品乙，如果选择产品甲，需要按照什么次序，投入多少资源，有多大的市场，预期可以获得多少回报……每一个问题都是新鲜的，都需要具体分析。实际上，畅销的经管书籍也被迫承认这些方面没有多少成文的规律可循，它们大多以“需要有一个清楚而持续的战略”之类的说辞来敷衍。实际上，战略是否清楚，很可能是随着公司的经营而逐渐明晰的，而且很可能需要经常调整战略，所谓“清楚而持续的战略”，更多是事后的总结和包装，并不能在事前确认。

其次，公司经营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竞争对手的互动态势，而经管畅销书往往对此语焉不详，似乎更注重“内功”。实际上，与竞争对手的互动是非常考验脑力的：对这个对手，可能需要采取这种方式，对另一个对手，又需要采取另一种方式；更复杂的是，对手可能会根据你的应对做出调整，于是这一轮应对结束，下一轮应对开始……了解博弈论的人知道，随着双方的互动，形势的复杂程度可能呈指数级增长。同样的策略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对手，甚至对同一个对手，在不同的时机，也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某个企业努力将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同时竞争对手提高了三倍，或者另辟蹊径抢走了市场，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再次是执行，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执行至上”、“无缺陷执行”，但是经营过公司的人都知道，不同的人对“执行”的理解并不相同，同一个目标，不同方面的执行力度也是不同的。有时候需要“一鸣惊人”，确保产品在交付时没有任何缺陷，有时候又需要“先开火再瞄准”，一边运营一边改进。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下，“执行至上”或者“无缺陷执行”更像是动听的口号，却并不能产生现实的意义。

最后，卓越的公司，很少有始终“追求卓越”，从一而终地贯彻某些恒常不变法则的，它们的“卓越”，更像是一根链条——在每一个时期，在每一种环境下，采取了正确（或者说没太多错误）的策略。Intel在1985年决定全力进入周期较长但利润丰厚的微处理器领域，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Intel并没有刻意追求“卓越”。这些环节前后相继，总的来看才能成就“卓越”，但由结果去倒推，断言甚至要求一直追求长期的“卓越”，则属于本末倒置了。

所以，我的观点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很难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每个阶段，每个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新鲜的，正像之前在《收割庄稼V.S.砍伐大树》里面说的：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像收割庄稼，而更像砍伐大树，而砍伐每一颗树时，都需要注意到它的形状和方向。如果一定要追求“没有新鲜事”的境界，找到什么恒常不变的法则，很可能只能“到此为止”：这些法则是每个阶段、每个方面、解决每个问题都必须遵循的一定步骤，却不是伟大公司的充分保证。当然，“成就伟大公司并没有什么恒常不变的法则”，倒真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刚接触计算机的时候，总是为它强大的计算能力所折服，又有些不服气：计算机不就是靠“傻算”取胜嘛——简单重复操作，人类无论怎么锻炼，速度都不可能提升太多，芯片的处理能力却可以按照摩尔定律持续增长。换句话说，计算机算得比人快，“无它，手快尔”。

可是后来，我逐渐发现，用计算机解决许多问题，依靠的并不是“傻算”加上生搬硬套生活中的直观方法，而是“别开天地、自成一体”。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每日运营数据分析的程序，需要10小时才能计算出结果（在当时的业务环境下，这速度完全不可接受），其思维就是生活中的直观方法。我花了一天时间来改进算法，最后只需要5分钟。这个例子我记忆犹新，它充分说明：强大的计算能力，并不能直接带来充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用计算机解决复杂问题，必须懂得计算机的“玩法”，理解计算机的逻辑，然后才谈得上妥善运用计算能力。

怎样才算懂得计算机的“玩法”，理解计算机的逻辑呢？可以举个排序的例子来说明。

排序，这几乎是我们每时每刻要遇到的问题，对普通人来说，排序就是把一堆东西按大小顺序组织起来；对应的，许多变成语言提供了现成的sort函数，对某些程序员来说，排序就是查找语言文档，调用这种函数即可。但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为进行排序，需要定义一种关系R用来比较任意两个元素，以常见的小于（<）关系为例，a < b 可以表示为 a R b；现在要做的是，对于排序结果中的任意两个元素Xi, Xj，如果i < j（也就是说Xi在Xj之前），必然存在关系Xi R Xj。

这段话看起来繁杂，意义却很重要。常见的数值类型”天然“就可以进行小于计算，所以对不少程序员来说，a < b中的 <，和返回true或者false的布尔运算符没有区别。这样“凑合”确实可以解决简单问题，却无法处理复杂对象的排序，把人按照身高排序，把货物按照发送的远近排序，把向量按照夹角排序；因为这些时候，排序的对象并不是身高、距离、夹角的度数，而是人、货物、向量。还有些人，大概了解关系的概念，但没有考虑“对排序结果中的任意两个元素，关系都成立”，所以排序结果经常出现“局部有序，全局无序”的情况。

用计算机解决排序问题，必须首先定义“关系”的概念，它在编程语言中存在对应物——常见的数值类型往往会提供默认的排序关系，也可以由用户指定排序关系，比如Java中的Comparator类，Python中的cmp函数，都对应着关系的概念。

以上两点都了解清楚之后，就可以开始选择排序算法。请注意，排序算法与排序关系是彼此独立的——不同的排序关系，可以采用同样的排序算法；同样的排序关系，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排序算法（这里体现的，是计算机科学中的“责任分隔”、“低耦合”的原则）。

学过算法的人大都记得，常用的排序算法有几种：插入排序、快速排序、归并排序等等。编程语言一般会提供通用的sort函数，确保排序的结果是正确的，所以是不是就不需要了解排序算法了呢？

一般来讲，如果排序的规模比较小（小于千），插入排序是足够快的，也足够简单，同时只需要O(1)的额外空间；如果排序的规模较大，那么选择快速排序比较合适，只是它需要O(log n)的额外空间；如果排序的规模更大，内排序已经不合适，则应当选择归并排序之类的外部排序（External Sorting）算法。

对应到实际开发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场景，比如资源非常有限（典型的就是移动开发），或者运算量非常大（海量数据的处理），这些时候需要程序员理解各种排序算法之后的原理，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管随意抓一个sort函数来用，结果很可能不只是计算缓慢，而是根本无法实行。所以说，要用计算机高效地解决真正的问题，必须懂得计算机的“玩法”，理解计算机的逻辑。

亨利·福特曾说：“人们需要的是汽车，而不是更快的马”。相应的，汽车时代有汽车时代的规矩和逻辑，同样是赶路，已经不可能再用骑马的规矩和逻辑进行。计算机也是如此，我的经验是，“基本上，计算机可以无限延伸人的能力，前提是懂得计算机的逻辑”，如果在高速增长的计算能力面前还只能延续手工时代的直观方法和简单逻辑，充其量，也只是骑高铁的马夫。

题记：今天看到吴晓波先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有感而发。对苏东改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秦晖、金雁两位关于苏东改革的专著，逻辑严密，数据扎实，值得阅读。

2011年7月17日早上，我在上海正大广场星美影院看《钢的琴》；下午，父母在株洲千金电影院看《钢的琴》——若我在家，一般会三人同去观影，若不在，一般是异地协同。之后我问他们，感觉如何。答曰：片子不错。

《钢的琴》确实是近年来我感觉比较满意的国产电影，写实，有现实关怀，完整，构成周全抓人的故事；它不像那些豪华巨制让人感觉莫名其妙，又没有《疯狂的石头》系列那么戏谑超脱，也没有贾樟柯系列电影灰暗沉重的压抑，只是讲了一个现实、正常的故事：陈桂林是东北一家钢厂的下岗职工，老婆跟卖假药的人跑了，离婚判决带走女儿，女儿的态度是，谁给买钢琴就跟谁走，明知买不起钢琴的他，纠集昔日工友，铸造了一架钢的琴。

真正的钢琴有八千多个零件，所以故事稍有点超现实色彩，片中也确实有一些超现实的片段（比如雪夜下的独奏），但并不影响观众入戏，至少我感觉是如此。空旷的厂房，褪色的口号，零落的标牌，破败的生活区，都是记忆中准确的样子——株洲是交通枢纽，也是重工业集中的城市，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亲戚朋友也多分布于各个厂区，集中居住的生活区，各形各色的工人，厂办幼儿园、子弟小学、子弟中学……现在似乎只需要用“大而全”几个字就可以轻描淡写，也只需要喊喊“甩包袱”的口号，它们便一家又一家地破产、倒闭。

我记得那些朝夕相处的形象：有人是老中专生，说话做事认真得紧；有人兴致高雅，业余将我们一帮小孩子叫去他家教授书画；食堂的两位师傅，一位红案一位白案，手艺不错，却为“天师”的诨名而争风斗气……忽然间单位便破败了，大家如鸟兽散，自谋活路；爱好琴棋书画的那位，几无活路；稍好一点的，一把年纪还要当联防队员，忍着酷暑寒冬，赚生活费。

这种境遇，该怪谁呢？怪他们不是生活的强者？可是工人很长时间内分明一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啊。怪他们没有早做准备？可是他们年轻的时候，谁敢设想工厂会一夜巨变，真敢的话，估计没有人会坦然接受“低收入高福利”“低收入高积累”政策。怪苏联带了坏头？可是苏联不说对工人，对农民都有良好的保障，工业发展之后主动“反哺”农民，完善了农村福利和医疗体制。

当然，最流行的说法是，这就是改革必要的成本，也是工人应该接受的命运？持这种论调的人很多，我倒觉得这堪称最荒谬的结论了——常有人对比中俄，可是不要忘了，东欧各国大都（比如波兰、捷克、匈牙利）度过了转轨的阵痛，维护了公正，也恢复了经济；俄罗斯若不是搞半截子休克疗法，也不应该有这么长期的衰退。在我看来，许多“必要成本论”者甚至连“休克疗法”有什么具体举措都不知道。作为官员，他们可以完全漠视公正，作为学者，他们只醉心于研究假问题，得出假结论。但是，他们把持了这个社会，把持了那么多人的命运。

而且我猜，这些人甚至把持了更多的内容——我与父母之间，除去对电影的印象比较一致，观影的环境也一致，放映厅里都只有寥寥落落的几个人。问问周围的人，对这段历史，没经历过的人不感兴趣，经历过的人，不知道也不太相信有这样的电影。没有禁播，没有禁言，但在生活的压力下，在虚假叙事的重复之下，在似是而非的论证下，记忆会“自然”地枯萎、褪色、消逝。

前段时间，与豆瓣网友伊卡洛斯聊，他问我是否有书推荐，书没推荐几本，文章倒是推荐了一篇《刘瑜的秘密书架：从经典到经验》，他看过之后感觉很好。其实，我第一次看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索性就着刘瑜的文章，说说自己的阅读经验吧。在我看来，“读书”和“会读书”是两回事，如何才叫“会读书”，至少要保证几点，下面一一道来。

首先，读书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性。此处的“目的性”，准确来说就是真正关心的问题，循着这些问题，在阅读中思考，才可以真正有所收获。我在大学阶段的阅读就是如此，收获也确实不小。刚进大学时，我四处听了许多讲座，有两点深刻的体会，第一是之前了解的关于政治、历史、社会的许多知识是假的虚的，第二是这些假的虚的说法，竟然可以伪装成堂而皇之的道理，甚至无法识破。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认真读了不少思想史和历史的文本（尤其值得庆幸的是，读了很多原本，而不是后人的阐释），从此明确知道了社会只有自由才能进步，人只有自由才能真正发挥出价值，虽然后来很少“不务正业”看此类书，但这之后从未纠缠过“自由、民主是否有益”等问题；另一方面，我有幸阅读了一些严肃的论著，并认真学了一点逻辑，真正知道了论述要如何展开，也领略了逻辑的威力，而且受益至今——面对一些言论，即便不了解所在的领域，却可以知道这是不对的，是胡说八道。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没有真正关心的问题，或许仍然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然而其实只是“没有浪费时间”而已，充其量积累了一些谈资，绝无可能有这样多的收获。

其次，读书一定要注重完善知识的结构，学会从多个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我之前有疑惑，人脑的容量是有限的，看的东西越多，想的越多，脑子是不是越乱？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这不是一个问题：人脑的容量，其实远远大于所能吸收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随着知识的增加，大脑中的知识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从平面到立体，到错综复杂的交联结构，同时这些知识的索引也日渐复杂高效，你可以通过更短的途径，找到想要的知识，也容易联系到更多的知识。我的朋友Jack曾说：会讲一个观点没什么了不起，面对质疑，问三问，问不倒，才真正了不起，才真正学会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完善知识的结构，因为你无法保证质疑会从哪个方面来。举个例子，我国历史教育中，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割裂的，虽然两者都还算熟悉，但问你唐宋元明清大概是公元多少年，当时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估计许多人就答不上来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夸赞中国古代如何如何先进就多少显得有点心虚：哪方面先进，领先哪些人多少年？更不用说在解释游牧民族入侵时，忽略关于几个低温阶段的气象知识，而仅仅解释为“朝廷腐败”了。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你只孤立地看待中国当代史，会觉得“知识青年”是一个历史名词，但若放宽视界就会发现，在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早期，必然要面对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问题，但只有中国采取了“倒流”，让城里人去当农民的政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如果能跨越多种门类的知识，用多种眼光去看待同一样事物，你对许多事件的判断就更为全面、深刻了，说起话来也更有把握了。

再次，对古人的书，古人说的话，一定不能“活学活用”。我们都知道，语言不能脱离语境单独存在，任何观点和论述，都是在一定前提下展开的。脱离了语境，脱离了前提，许多观点和论断就成了永远不会出错的万灵药——于丹可以用《论语》解释任何一切，但她未必知道（知道了也未必告诉她的信徒），孔子身处怎样的年代，他的话是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说的。或许大家觉得于丹的例子太极端，但这类例子其实并不少见，比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是指人不能脱离公众生活而单独存在，却被理解为“搞权谋是理所当然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其实是指“只有经过真正的思辨和质疑，我才真正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我”，却被理解为“如果我没有在想事情，我就不存在”。许多人读书，是希望找出古人的话，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脱离语境、隔离前提来“引证”，其实是以讹传讹，放弃了求知的诚实，将自己的知识，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之上。

最后，对古老的书，要有选择性的放弃，多读现在的书。现代科学进展一日千里，不但在专门化、精细化上进展神速，更重要的是，不少领域的知识在方法论和学科范式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许多前人通过总结个体经验，或者自己冥思苦想得出的结论，在现代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之前不值一提。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心理学，虽然这门学科是弗洛伊德开创的，但弗洛伊德五迷三道的理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甚至在什么情况下要如何使用都难说清楚，只有在引入现代科学方法之后，可以通过实验复现之后，心理学才真正成为科学，得到了许多踏实的、普适性的结论（所以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公开课里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之于现代心理学，更像占星术之于天文学）。另一个例子是社会学，前人也许能通过冥想或内省，写出《情爱论》这样的论述，但真正幸福的情侣应当相似还是不相似，如果要相似，是要在哪些方面相似……这类问题其实不是严肃的哲学问题，而更像实证问题，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数据采样，找到一般性规律，并精确分析，得到结论。相比之下，单纯“举个案”或者“举反例”的论证方法，显得太粗陋，也不能保证所举例子的典型性。

或许有人会说，读书就图开心，自己高兴就好，何必想那么多。我想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年龄段做，效果是大不一样的；纯粹图开心而读书，不妨等到一定年纪，条件齐备，又有大把闲暇时间，再做不迟。在这之前，在宝贵的时间里学会读书，再认真读点好书，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更合适的选择。

正则表达式的书稿终于结束了（暂定名《正则导引》），关上电脑细细思考，写完这三十万字，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后悔。

从2009年初我打算写这本书，到2011年年中正式写完，一共花费了两年多时间，期间虽然经历了许多变故，有些事情也无可避免，但其实不用花费这么长时间——最初是在周筠老师的鼓励下决定动笔，当时是有想法，没规划。之后在徐定翔编辑和卢鸫翔编辑的配合下，尝试写了几章，又遇到困难停住。多亏李笑来老师说“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先绕过去，接着写后来的部分”，于是零零散散地继续写下去。到2010年末潘爱民老师对我说：这个状态可不行，这么随意地写，就算写出来，也不会是好书，不如不要写了。明知潘老师是在用激将法，我还是心甘情愿地上了套，为争一口气，日复一日地写，半年左右，终于完成。

回头看这段时间，却感到一丝荒谬：其实真正“笔耕不辍”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之前两年在干什么呢，这两年里，我心理总惦念这这本书，因此放弃了太多其它，然而其实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事情。况且，翻看日记，真正笔耕不辍的时间，其实并不到半年：：3月12日，状态不好，早点休息…3月20日，要办的事情太多，又没有规划好，书稿明天再写…4月16日，做了好几张图，做到有排斥情绪，看电影… 这类情景比比皆是。套用《少有人走的路》中的分析方式，这类因果关系其实都经不起推敲。认真分析起来，状态不好时，专注做一些事情，是可以让自己状态慢慢好起来的；要办的事情太多，没有规划好，完全是因为“没有规划”而不是“意外太多”；做图做到有排斥情绪，是因为把几张图集中在一天做，其实分几天完成并没有问题……虽然每次写日记发现自己浪费了时间，都提醒自己要从明天开始认真，但往往坚持不了几天，又因为各种理由松懈下来。我想来想去，原因就在于，我总以为“认真”是一种态度，从不认真到认真，只要端正态度就可以，然而认真其实是一种能力，如果你不具备，即便想施展，也未必施展得出来。

关于“能力”，我曾与一个朋友深入讨论过，结论是：只有当你能施展出来的时候，才真正具有这种能力，否则其实就是没有——你的思维很犀利，却没见真正解决过什么问题，其实就是思维不犀利；你的英语很好，却没有真正用英语学习过其它知识或与外国人交流过，其实英语就是不好；你理解能力很强，但不去真正学一点东西，其实就是没什么理解能力。这个道理，在书稿的写作上也是这样：我曾经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做事态度足够认真，所以有能力坚持写完这样一本书，即便有所懈怠，也可以迅速回到正轨；然而真相却是，依靠着各位师友的指点，并且在很多次想要放弃的边缘挣扎着坚持下来，才真正完成。所以，“认真”其实不是种态度，而是种能力；这种能力，自己其实还比较欠缺。

后来认真读了点心理学，才明白惰性更类似某种本能，是“野火烧不尽”的，会从生活的各个角落顽固地冒出来，滋生繁衍，这或许是种本能，只能依靠日复一日地贯彻“认真”来扫除它；惰性侵入的区域越多，“认真”的能力就越弱，就越难做到“认真”。可惜的是，这个道理，大多数人未必明白，我（或许也可以说“我们”）时常安慰自己说，某某事情不是不去做，也不是不认真去做，只是觉得没有必要罢了，实质是把能力问题错认作态度问题。在一两件事情上这样做或许无可厚非，长此以往的结果却是“认真”能力退化，惰性张扬。对我自己来说，日常生活中欠缺较真的细节，造成的恶果在需要“认真”写作时集中爆发——意志薄弱，时常找些借口自我放松；心神散漫，写一段又要看看邮件，上上twitter；缺乏规划，不能合理划分任务，照顾自己的情绪……所以才会在完稿时后悔不迭：我本可以早些完成的。

另一方面，我也体会到，在值得认真的地方认真，培养“认真”这种能力，是可以辐射到其它许多方面，让自己受益的。比如为了确认Unicode编码的某个细节（其实这仅仅是书中的一个脚注），我认真阅读了Unicode编码的长篇文档，终于弄清了这个问题。这样做看似不值得，却在其它方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我再也不会厌烦为弄清细节而查证长篇文档了，在这之前却会因为厌烦而抵触。这种“厌烦”，看似是态度问题，说到底还是能力问题，没有能力把认真贯彻下去（至少，依照自己现有的英语水平和理解能力，没有足够“认真”到克服厌烦心理）。

平心而论，自己和许多人一样，希望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可究竟什么是“有意义”呢？太过随意的生活，“意义”总是要打折扣的，真正有价值的“意义”，总是是长期努力追求的结果。而认真的能力，就是这种长期努力追求的必要因素。

Update：感谢豆瓣的朋友Clyde.L向我推荐了这篇文章，Gumption Traps and Gumptionology，我也向大家推荐。老外的文章往往更讲究方法论，也更细致，他把Gumption Trap分了三类，并给出了对应的解决办法，值得一读。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第三次浪潮》，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激励人：在第三次浪潮面前，知识已经取代了资本，变为生产力提升的最重要因素。我读到这个观点，总觉得平添了无穷的力量，它比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知识就是力量”更加有说服力，更令人向往。

而且，我逐渐发现，知识与资本相比，其实是一种更独特，也更坦诚更健康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往往是独属于个人，或某个小团体的，固守起来，价值并不会贬低，知识却不是如此，知识的价值和增值，更多体现在交流与分享之中，“保守秘密“的做法，反而得不偿失。

举个自己经历的例子吧：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对自己使用的复习资料守口如瓶，似乎这样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名次和优势，我当时觉得这类做法有点奇怪，但也有朴素的味道，可以理解。

到了大学才发现天外有天，更深刻觉得这种做法真是不太好。一来因为大学里能人太多了，在中学觉得很“了不起”的东西，在大学显得非常稀松平常，往日那些“绝学”立刻显得很苍白了；二来大家都住校，基本没什么秘密可言，你看什么书，花多少精力学习，旁人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固守自己绝技”或许能建立一些的优势，但总的来看，还是不如心态开放、愿意交流和分享的同学，尤其是，不少愿意分享的同学本身也学的很不错。

毕业以后工作了，逐渐发现自己经常在某些方面浪费了很多时间：比如非常简单的技术问题，因为不熟悉，或者没有想明白，总是“不得其门而入”，若有人点拨，往往很快就能解决了。但许多时候，人家“就是不告诉你”，甚至自己就“觉得”人家不会告诉，因而都不好意思去问。

2007年，我翻译了《精通正则表达式》，此后常常遇到各路朋友关于正则表达式的问题。平心而论，我也只是用过一点正则表达式，多一点经验而已，而且正则表达式，实在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但是，我却发现不少朋友乃至技术高手所问的，往往多是这类看来比较简单的问题，只是没有遇到过，或者不熟悉而已，所以他们也“不得其门而入”。换位思考，我逐渐体会到，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未必简单，其实是因为“术业有专攻”而已。没有人能做到面面俱到，即便是某个领域的行家，在不熟悉的领域，也难免被简单问题困住——我问他人的问题是如此，他人问我的问题，也是如此。

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境，“固守自己绝技”的做法，才体现出价值？我不知道。

可是再后来，见的再多一点，读的书再多一点，我却越来越否定“固守自己绝技”的做法了，因为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来说，其实都是得不偿失的。

从个人来说，长期来看，我们的脑细胞一直在不断减少，但智力却没有明显的下降，甚至会上升。这是因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思考，脑细胞的突触会增加，脑的结构也会不断变化，知识体系的索引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所以，质量的提升取代了数量的下降（可以参考Richar Restark博士的Think Smart）。而固守自己绝招，不愿与人交流的人，大都满足于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却忽略了不断的学习和思考。这样的生活，或许过得确实“不错”，无可厚非；但我相信，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很可能有一个同样的人，却更善于学习新知识、思考新问题，他的生活，或许“更不错”。我想做的，是那个“更不错”的人。

从社会来说，一个社会要想运转正常，让成员生活幸福，必须是一个足够有效率的社会。分属熟悉不同领域的人，通过交流知识，节省了彼此的时间，这就是为社会的效率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说，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所能利用的他人的知识越多，这些知识的质量越高，利用的难度越低，我们自己工作生活的效率就越高，他人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效率也就越高。伟大的经济哲学家哈耶克早就发现，社会中除了存在劳动的分工，还存在知识的分工，社会发展、达致均衡的过程，就是把分散在个人之间的知识顺利协调起来的过程。

就我对中文技术资料的了解，哈耶克的观点真是伟大的洞见——网上的中文技术资料，细心整理的很少，“无责任转载”居多，即便有交流，许多也局限于小圈子的彼此欣赏。其直接后果，就是大家时常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费尽周折，也导致论坛里总是出现重复的问题……中文开发世界的整体水准不尽如人意，缺乏高质量的知识协作，肯定是原因之一。

故而，我时常为自己没有能迅速发现和利用其它知识，浪费了时间而惋惜，同时也为被正则表达式困扰的朋友而惋惜；基于此，就更加感激坦诚贡献自己的知识，指点、帮助我解决不熟悉领域问题的朋友。所以，我要把自己关于正则表达式的经验悉数总结出来，整理好，写成一本书。它或许比不上《精通正则表达式》，但终归是自己的知识总结，除去讲解了功能，还点出了自己学习时犯过的错误，更提供了常见开发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则表达式问题的分类和解决步骤、URL转发的规则、中英文混排文本的处理、正则表达式中使用Unicode的细节……

其实，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我不希望看到更多的朋友同仁，为了这类已经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在大家生活压力都很大的今天。我可以尽力为大家写各种表达式；但我更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木牛流马”，跨越时空的距离，为更多的人送去便利。当然，其中也有一点私心——如果这本书真的能帮到大家，它也可以分担我亲自帮各位同仁解决正则表达式问题的压力；这样，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再学点新知识，再思考点新问题罢。

陈寅恪先生曾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按照我的理解，意思就是，不能忽视历史的前提：社会、意识、物质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事件的发生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时，往往只强调所谓的“超然”和“客观”，忽略甚至抹煞了这些具体的前提，所以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就好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为什么没有按照符合逻辑的方向发展呢”？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公车上书与五四运动的比较。公车上书发生在1895年，中国丢失了辽东半岛和台湾岛；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中国丢失了胶东半岛。看起来，1895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要远大于1919年巴黎合约，但是，同样是知识分子带头抗议，为何公车上书的反响远远不及五四运动？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解释，有种传统的解释是康、梁不够进步，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解释太过简单，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时空的前提。

根据杨奎松先生的总结，1895年与1919年，虽然只相差了二十多年，社会却大不相同。在1895年，中国的信息传递方式还十分落后，电报技术并不普及，信息传播也是文言当道；另一方面，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尚未形成，没有运动的主力。而1919年的形势则大不一样，第一是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第二是已经形成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爱国为己任；第三是帝国成了民国，许多城市居民感觉国家大事与自己息息相关。两厢对比，巴黎和会于中国的损害不及马关条约，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因为在对比这两件事情时，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绝对的“进步性”，而是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所以杨奎松先生的解释要有力得多。而且，如果我们在关于历史前提的意识上更进一步，也可以从当下的许多现象，推演、理解历史上的问题：最近几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时常可以见到比较激进的论调。但是平心而论，现下的通胀，尚且没有夸张到极大影响大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地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考，如果通胀达到几百、几千倍，到底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继而对自己的心态有怎样的影响。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便指责，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许多人的选择——从许多人的回忆来看，当年的许多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国民政府货币改革失败，严重的通胀直接导致许多人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事情并不只是“宣传攻势”那么简单，即便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国民党政府丧失民心，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待一些“并不矛盾”的历史事件时，也应该培养自己的前提意识，这样才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整个事情。比如，董竹君女士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就很有意思：

1950年的一天，身为“锦江饭店”创始人的董竹君先生（尊称董竹君女士为“董先生”）忽然被一些职工叫道二楼大厅，一些青年员工对她说：你一直靠我们发财赚钱，剥削我们，今天要算总账了……董先生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潘汉年，潘不置可否，去找上海市工会的人，也没有回应，最后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六个月时间，妥善解决了问题，安定了局面。又过了三个月，上海工会负责人来找董先生赔罪，承认当时她的立场是对的。对此，董先生回答说“也不怪你们，当时我还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貌”。

事情到此为止，一般人或许只看到董先生的临危不惧，但我们若深入当时的时空，至少可以发现值得思考的疑问：第一，从各方面资料来看，董先生平时对待锦江的员工仁至义尽，为什么在1950年，员工忽然会起来要求“算账”呢，而且“剥削”的话语，不正是某些话语体系中“政治进步”、“意识觉醒”的表现吗？第二，对于这种劳资纠纷的处理，在董先生的身份没有暴露时，工会是默许支持的，但是在知道她的身份之后，态度又为之一变。也就是说，工会对于劳资纠纷的态度，似乎并不是以资方的行为为依据，而是以资方的身份为依据——不可否认，地下工作者大都会妥善对待劳工，但是，又凭什么认定非地下工作者，就不会妥善对待劳工呢？

许多年前，某期《书城》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何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多是宏大而抽象的，摆脱不掉文人和史官的颜色。除去官定的正史，民间的“野史”又大多数由文人骚客作主角，不见普通人的影子。作者的结论是，传统社会民智尚未发达，只有受过教育的文人有意识和能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自然而然，留下的文本有浓重的文人色彩。

如此说来，民智开化之后，此种情况应当大大改观。然而就我所见，情况并非如此。确实，晚清以降直至民国，出现了大量私人记述和回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民国是一幅颜色万千的画面，教科书上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和陈丹青的“赳赳民国”，都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举个例子，“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确推动了许多更加文明的生活习惯，这点可以由冯的自述《我的生活》及其它材料印证，但也有私人回忆提醒我们，冯为了推行“文明”，也一度禁止民众过春节，甚至派人检查、破坏各家的年夜饭…如此种种，抛弃是非对错，却是一种存在，惟赖多样的文本，我们才得认识全貌，而不会以简单一两个词，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然而建国之后，此风大改，虽说扫除了大量文盲，个人的记录和回忆却大大减少了（许多年前齐白石的自述到建国即止，许多年后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是如此），即便出现，也多是知识分子的诉苦篇章。可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并不高，其记忆并不具备十分的代表性，而且一味的悲怆也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不易接受。那么，在空洞虚假的官方叙事，和哀婉反侧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外，情况是怎样的？那些广大的，不甘平凡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必然也有激情，也有冲动，也有智慧……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人的兴趣。

所以，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顺理成章地把握了相当的话语权。在其它人群大多失语的情况下，它真切地描述了青春冲动的种种表现，塑造了许多后人对那段时间的认知——许多年前，我在学校读书时，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来讲座。到提问环节，中文系一名研究生问：文革时期，不应当是孩子们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天堂年代吗？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说的就是这样事情嘛。葛教授的回答是：那部电影反映的，充其量是北京某些特殊群体的孩子的经历，还有大量的事实，是你没有见到，甚至也没有想到的。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同样道理，没有其他的容易接受的声音时，片面重复一千遍，就成了全面。故而，在“文革”有关影像匮乏的情况下，部队大院孩子们无拘无束的经历，在大银幕上一再重现，就取代了其他人群的记忆，甚至模塑了后代人的认知——阶级背景、父母资历、所处城市等等背后的条件，被悉数忘却了，不用担心被抄家、不用担心批斗、也不用担心上山下乡的孩子，千真万确是无忧无虑的。简单化的结论就成了，“文革”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年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怪电影本身（我也很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原因在于其它叙述太少了，在仅有的几类回忆之间，这种记忆最对我们的味口，所以我们的希冀，也自然而然地朝向《阳光》一个方向。可是历史的颜色绝不只寥寥几种，多看一些文本就会知道，除去《阳光》，生活同样可以充满热情，只是不在大院，不在北京，而表现为其它的形态。比如熊景明女士就在回忆她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在香港某次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上，有北京的学者慷慨激昂，说到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内心激荡，感到国家处在大难之中，自己有无限的使命感，熊女士大感意外，因为“同龄的云南人，完全没有对核心政治的参与感”，回顾熊女士的父亲，则更是“顺心性、听良知、追求生活”的人，“而非献身主义的时代青年”。幸好，有熊女士的回忆（《家在云之南》，熊景明 著），我们方才知道，同样身为青年，同样在大变革的年代，同样满怀期望，形式上其实有那么巨大的差异。有赖北京这位学者的回忆，更有赖熊女士的回忆（毕竟，前者更多见），我们才得以真切全面地认识那个年代，也不会简单得到“文革是孩子们的天堂”的结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首都北京、部队大院，或许很吸引人，却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只是因为别样的生活展示太少，所以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而已。

最近我读了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更确认了自己的这种认识。这本书收集了二三十篇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其中占大多数的，是北岛、陈丹青等人的回忆，用不那么正经的词来形容，就是“精神贵族”。他们的经历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诉苦，也不同于官方钦定的描述，他们的叙述是充满理想激情色彩的，他们熟练谈到和提及的，更多是我们耳熟能详，而又高高在上的名字，比如“大小刘麻子”之一英若诚，比如陈伯达的儿子，比如“学部”（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他们的生活多有“往来无白丁”的沙龙和聚会，总之是让人艳羡，也占领了相当话语权的一类表述。

不过艳羡归艳羡，我更喜欢的还是另几种生活，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范迁、蔡翔、邓刚的回忆：范迁当时是在上海印染机械厂，因为会画几笔画，被厂里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因不满官方孔武有力的画法，时常会动脑筋“夹带私货”，尝试一些新鲜的创造，由此也卷入了黑画风波；蔡翔是上海一家铸造厂的工人，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他详细描述了70年代工厂里的各种景象：厂长对工人师傅毕恭毕敬，小姑娘如何把工作服穿得好看，老师傅们又如何讲起评书，“四人帮”就是奸臣，“老干部”则是朝廷的忠良……邓刚的回忆我最喜欢，除去工厂上班，他纯粹是个“山狼海贼”，就是仗着自己身体好，潜入大海捕捉海参鲍鱼等各种海产的能手。因为父亲“有问题”，他到接近30岁还没有对象，着急得上窜下跳四下打听，最后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女孩，并且最终娶到了这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这段叙述流畅而自然，全篇没有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言辞却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描述小尔化之的平常生活：比如他说因为出身不同，自己与女孩的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难”，但“顾不得许多，只能背水一战”，又比如他提到结婚前夜为准备婚宴下海捞海鲜，因为贪心捞得太多，无力游上岸，被巡逻的快艇发现（当时海湾是军管，防止人民偷偷爬上外国货轮），“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

我之所以喜欢这类回忆，因为他们是在官方描述、知识分子苦难史和“精神贵族回忆”之外的另一种生活。虽然这类叙述不常见，但没有空洞的死板，也没有炫华的辞藻，足够真诚；更重要的是，我读过这些故事，就相信了，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阶层差异巨大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中，其实散落着众多不甘平庸，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家伙，他们的生活，或许没有那么深重的苦难，也没有那么耀眼的文化，却保持着自己的韧性和情趣。知识分子、精神贵族，和万千个这类家伙，以及更多其他人的生活，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可信的社会和历史。

而且，这种“完整”的跨度，有时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知青的回忆录里（包括在王小波的文章里），农村生活往往是愚昧而落后的，我也一直有这种印象。但是在《七十年代》中，阎连科提出：“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我觉得很惭愧，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但是之前我却没有想过，真实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面。不能容纳和驾驭这种跨度，只掌握几个简单判断，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成熟。

是的，近年来我越来越认识到，真实的生活，绝难用寥寥几句话、几个词来概括，也不必对着寥寥几类描述暗自哀怜或欣喜（比如认为充满理想的生活只有一种形态，或得意或叹惋）。因为社会和历史乃是由无数个人生活，无数种颜色所构成（你以为“几种”相对“一种”就是全面吗？其实仍然少得可怜）。对那纷繁的颜色了解更多，或许越难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认识却是更深刻、更全面了，对自己的生活也会有信心了：你可以完全淡然面对那些光鲜耀眼的生活，内心摆正的，其实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从来就存在着。

邓刚文章在线阅读：我们兄妹全是“狗崽子”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认为真正要做一点事情，只能来自日复一日的钻研，如“水滴石穿”那样，心无旁骛地持续做下去，才可能成功。可是，这样的生活必然又很枯燥乏味，许多人看来甚至不可理喻——那么，那些既能把事情做成做好，生活又充满趣味的人，他们到底是怎样生活的？除去运气，他们还有怎样神秘的力量？这些问题我想了很久，也实践、反思了很长时间，后来逐渐得到的一个结论：仅仅日复一日的钻研，苦行僧的做法，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听起来是个大词，细说起来，却并不难。古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意思是，无论形态如何，总是要有一定的规则和模式。任何一个组织：学校、公司、单位、社会，总需要这样或那样，硬性或柔性的规则来约束，才能维系，才不会散架；但是个人的生活，往往在这方面有所缺乏，所谓“自我管理”，可以理解为，认识、培养、建立、维护自己生活的规则和模式，然后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成某种样子（恐怕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是一盘散沙，毫无章法可言）。

以我的经验来说，“自我管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认识。认识自己，需要培养“旁观”能力，建立看待自己的全新视角。我们都有感觉，自己有时会“莫名其妙”做一些事情。许多人把这类行为归结为“感性”，但这并不正确。许多“莫名其妙”的行为，其实是自己的理性未能充分发挥的结果。我自己就有很多经历：明明可以准备周全再动手的事情，却“稀里糊涂”就开工了，结果多费许多时间精力；再比如，犯困了就认为自己休息太少，而没有认真想过提高休息质量，增加体育锻炼，其实也可以保证精力。这类事情发生在人家身上，我们可能很容易看出是“不够理性”，但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往往找出各种理由。可是，自己的情况到底是怎样，自己其实是最有可能认识清楚的，所以，学会旁观自己，加深对自己的认识，生活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而且，即便是“感性”的行为，也可能是有章可循，可以认识的。仍然拿我自己做例子：生活中，情绪会起伏，有时开心，有时失落。以前我总觉得，这些是无可避免的，“坦然面对”就好。但后来我尝试去思考，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会开心；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会失落。这些事情，到底值不值得我开心或失落？为什么有时候听了其他人几句话，自己的情绪就会大不一样，我能不能自己想到这些话，这样就不用再借人家的口说出来？必须承认，思考这样的问题确实有些困难，可是一旦你认识了自己情绪的规律，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想放松的时候可以更尽兴（不用背着包袱去开心），生活的负担也减少了很多（大可以“清醒”地装糊涂，忽略许多事情）。

二，自我克制。认识自己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摸清了自己生活的特点和边界。与自己期望的生活对比，就容易看出有多少重复，哪些地方要扩展，哪些地方要收敛。一般来说，扩展的难度并不大——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总会有动力去做的；收敛的难度却大得多，许多东西，我们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改变习惯，不是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社会上，诱惑总在不断地冒出来；生活中，惰性总在不断地渗透出来。这时候，自我克制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诱惑也好，惰性也好，往往并不是我们真正期望的，必须把它们拒之门外。

而且，自我认识更深刻，自我克制的力量也就更强。比如说，长假的前几天，往往是工作和学习最松懈的时候，大家都“无心”，更多地在消磨时间。但是我仔细想想，自己正处在怎样的阶段，还有哪些事情要做（即便近期手头的事情做完了，也可以提早开工长期的、以后的计划），如果发现“无心”地消磨这些时间，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多收获，反而可能需要将来多花更多时间来弥补，就更能克制自己——不仅仅是意志的力量，还有理智的力量。

三，自我提醒/监督。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固执的，习惯的养成，生活的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问题，即便我们能认识清楚，也足够克制，仍然不能迅速解决，这时候就需要对自己的提醒和监督了。它们可以提供持续不断的反馈，在反复的刺激下，习惯才能养成，生活才可能改变。

自我提醒/监督的有效办法是要不断地反思、总结。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自然不自然”地喜欢急加速、路口抢红灯，虽然能想明白这样并不好，也有足够的克制力，但还是有时候“无意识”地做这类事情。为了戒除这不好的习惯，我每次熄火下车，都要想想自己这一路有没有急加速，有没有抢红灯，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再三提醒自己，以后不能这么干。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确实能够“自然”地、心平气和地开车了。再比如，我时常会给自己制定一些专业书的阅读计划，预计是每天都要看，但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中间有空隙、间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如果昨天坚持阅读了，我会在当天的日记里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反馈，否则就要说明理由，提醒自己今天绝不能空缺。这样持续地提醒/监督下来，即便计划中有错漏，有变故，也不会影响整个局面（要补充的是，写日记确实是非常好的提醒/监督手段，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即使做到上面这三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生活不是同样枯燥乏味吗？答案却是否定的。前面说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变成理想的样子（即便做不到，也要接近），这样内心才更舒服，更满足。身为成年人，你基本不能指望依赖他人来约束和管控自己——即便有人愿意这么做，你也未必会舒服。这时候，自我管理的重要性才体现出来。

而且，自我管理也不等于苦行僧式的生活。有个笑话说：程序员为什么要在床边放两个杯子，一个有水，一个没有水？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夜里是要喝水，还是不要喝水。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它也说明一个道理：不管要不要喝水，至少要有个杯子。同样，生活可以很随意很闲适，也可以很充实很匆忙，无论它是什么样子，你至少要能如愿管理自己的生活——该放松的时候要能放得开，该收拢的时候要能收得拢。而这，正是自我管理的意义所在。

朝三暮四是个老典故：古时候宋国有个人养了一群猴子，早上喂它们三颗果子，晚上四颗，猴子就恼怒；如果改成早上四颗，晚上三颗，猴子就高兴了。小时候听了这个故事，总觉得猴子太傻：反正每天都是七颗果子，何必在乎早晚呢？长大了做许多事情也是如此，反正总量不变，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只有时间的差别而已，想找出什么分别都是徒劳，还不如索性从容点。而且，许多人的潜意识里似乎也这样认为的，至少争辩起来，许多人都会这样反驳，典型的句式就是“反正……，何必呢？” 可是，我又逐渐发现，有些事情似乎不是这样的。

就从生活的小事说起吧：现在物价飞涨，当过家的人都知道，有些菜简直是一天一个价，许多事情就不再是“早晚一样”了，能赶早的就得尽量赶早，否则，拿同样的钱，就买不到同样多的菜，要买同样多的菜，花的钱就不一样。换句话说，在迅速变化的形势面前，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就不再只有时间的差别，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不同。

而且，即便不是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下，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也可能存在真正的分别。还是拿我自己当例子，我生活还算规律，晚上一般十二点左右睡觉，早上六点半起床，之后要锻炼、读读书、收拾收拾，八点多出门上班，时间充裕，动作从容，自己也比较满意。可是有一天，周老师跟我说，晚上早点睡觉，早上早点起床，这样可以做的事情多得多。开始我并不相信，抱着怀疑的态度尝试了几天之后，发现果然如此。可是，这是为什么呢？我仔细思考之后，终于找到了原因：我自己习惯每天要认真读点书学习点资料，大概是每天2小时左右，以前因为早上六点半起床，留给看书的时间大概是二十到三十分钟，刚刚进入状态，想清楚几个题，就得去忙别的了。提早到五点半起床之后，留出来看书思考的时间就多了很多，夸张点说，可以很从容地安排两节自习课。相应的，晚上不必看那么长时间的书，也更容易保持清醒的头脑，效率也高了不少。看来，“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的道理，也可以用在学习上：相比之下，“每天学习xx小时”这样的目标，还是显得太粗了，更细致更妥善的安排，完全可以收获更好的效果。

前些年我读冯仑先生写的《野蛮生长》，也见到了道理：年轻的时候，到底是多玩乐一些好，还是多积累一些好？对这个问题，他似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一生中用来积累的总量和玩乐的总量差不多，年轻的时候多积累一些，虽然看起来玩的少了点，但年纪大的时候收益更多一些，玩起来的后顾之忧也少一些；如果年轻的时候玩得多一些，老了就得花更多的精力补上积累的课。我想这说法确实有道理，此类问题也确实不宜从“总量一定”的角度来看：积累和玩乐之间，到底是选择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它们之间，远远不只是时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