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一个句子：

Busy working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him to go home once every other week.

照当下流行的译法，结果如下：

忙碌的工作让他不可能每两周回一次家。

意思不难理解，但总会觉得不够自然，表达同样的意思，中文句子的结构是截然不同的。
这里我们先不给出中文的地道说法，先考察本句翻译过来为什么会“别扭”？仔细想想，“别扭”来自中英文表述习惯的差异：英文非常喜欢用“无生物主语”来造句（注意，是“无生物主语”，而不是进行修饰的“无生物开头的子句”），而中文极少这样，“地道”中文的主语，一般都是生物。不脱离原文的结构，就难得造出地道的句子，这也是“使”字句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其实，这类句子要想翻译得地道，有个简单的办法：把主语提前，造出“有生物主语”，再理顺结构，选取合适的动词，就可以了。比如上面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

他因为工作繁忙，两周都难得回趟家 每半个月回趟家都很难得。

再看几个例子（原句在上，通行译法在中，“有生物主语”在下）：

Hard working brings you high score.
刻苦学习，会给你带来高分。
你刻苦学习，就能拿高分。

A few step forward will show you a wonderful scene.
往前走几步，会展现给你美丽的风景。
你往前走几步，就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这个道理也可以反过来用，在中译英时，改换结构，造出“无生物主语”的句子，英文也会更“地道”：

他听到了那条好消息，发挥得更好了。
The good news enhanced his performance.

我见到那孤儿，就想起他的父母。
The sight of the orphan reminds me of her parents.

早起三朝当一日
It earns you a new day to get up early three times.

愚人节放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悍然干涉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内政，并最终得逞，南非的教训值得我们重视！

由Yurii翻译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Disinvestment_from_South_Africa，本文遵守GFDL和CC-BY-SA 3.0协议。

南非撤资运动

Disinvestment from South Africa

南非撤资运动，初始于20世纪60年代，撤资运动目的在于抵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大规模开展。1986年，美国以联邦立法的形式推行了撤资行动（disinvestment campaign），据信，该行动迫使南非政府开始就种族隔离问题进行谈判，并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

在联合国的运动（1962-1965）

1962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761号非强制决议，成立了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against Apartheid），呼吁对南非实行经济等方面的制裁。所有西方国家都对制裁呼吁表示不满，抵制该委员会。
此决议的议案出台之后，总部位于英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Anti-Apartheid Movement，AAM）牵头安排了1964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关于制裁的国际会议。按照Lisson的说法：大会的目的是得出经济制裁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制裁对南非、英国、美国及其保护国的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知道对制裁行动最强烈的反对来自西方（包括身处西方的英国），该委员会竭尽全力多方向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发出声音、参与大会，保证大会结论的公正。
本次大会名为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South Africa）。Lisson是这样评价的：

确立了国际社会有组织的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该国的政策被视为对南非和世界之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威胁。会议结果同时指出，为保证制裁产生效力，制裁方案必须有美国和英国参与，虽然两国也是执行制裁方案的主要障碍。

尝试说服英国政策制定者

大会并没有成功说服英国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相反，英国政府“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制裁是不符合宪法的，因为‘我们认为南非政府的做法并没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也不相信制裁能够对说服南非政府改变政策产生实质影响’”。
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AAM）尝试把制裁成为1964年英国大选的辩题之一，质询候选人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并采取其它惩罚性措施的看法。大多数候选人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获胜后的工党完全放弃了之前对种族隔离问题的承诺。随即，工党领袖Harold Wilson告诉媒体：工党“不会选择经济制裁，即便制裁真的有效，也会影响到我们最关心的人——必须要保持某种优雅生活的南非白人和黑人”。即便根据Lisson的说法，即便如此“AAM仍然希望新的工党政府能够比前任政府更好地感知公众的要求”。但是到1964年，形势已经很明显了，选举工党上台丝毫也没有改变政府对经济制裁的抵制态度。

西方的坚决反对

Lisson也概要描述了1964年在联合国令人失望的局势：

在联合国，英国始终不认可这一说法：南非的做法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七条。相反，英国在美国的配合下，英国出台了对瑞佛尼亚审判（译注：1964年的瑞佛尼亚审判中，曼德拉和非洲民族议会的其他领导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和其它政治判罪的言辞审慎的声明，尝试安抚亚非国家和本国及外国公众的意见，到1965年，制裁提议就无人问津了。

根据Lission的说法，英国的反对态度是以其在南非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采取任何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制裁，都会对这些利益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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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 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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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ton:你提到，Gmail最开始是“有争议的”，能接着说下去吗？

Buchheit:我觉得，一般来说，人们会不太适应不一样的东西。即使是现在，我谈到给Gmail增加新特性，除非是很小的改动，或是不改变现状，只做些调整，否则大家都不会喜欢。人们对“可能”的理解非常狭隘，相比真正的可能性，对于“可能”，我们的思维有许多局限。所以他们会不适应，他们有点喜欢想尽办法来反对。
但是我个人更钟爱新的东西，所以我总是非常愿意看看会发生的事情。这是我加入Google的最大理由。这理由足够强，强到我确信这是一桩好事：我只是觉得这很有意思，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很激动。
就这样，Gmail之所以让我激动，也是因为想看看大家会是什么反应。我喜欢某些不确定，因为这有点悬念、有点激动，好像是冒险，对吧？即便没有做成，你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冒险。许多人好像就是讨厌不确定。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讨厌不确定。
我忽然想起来，某段时间我问大家，如果他们在玩俄罗斯轮盘赌，有一把枪，枪有10亿个弹筒（或者非常多的，也就是说，他们被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愿意花多少钱玩一盘？许多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很不礼貌，他们回答，“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玩”。但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玩这个游戏。他们开车来上班，挣工资，其实一路都是在冒险，但是他们不希望知道自己其实在冒险。他们希望自欺欺人，假装一切都与风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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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ton： 那时候Google一门心思关注搜索，你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项目被抛弃？

Buchheit：一直都是。我还得说，现在看来Gmail很不错，但我们开发是很早时候的事了。Gmail是第一个真正偏离单纯“web搜索”的产品。Groups其实也依赖搜索——只不过它搜索新闻组里公开的帖子。

Livingston：Gmail还必须要邀请才能加入吗？

Buchheit：不用，你可以用手机申请。

Livingston：也可以通过Blogger，对吗？

Buchheit：我们已经向许多不同的方面开放了。大学生可以申请，我们希望开放给学生。

Livingston：为什么要邀请加入，这背后是怎么想的？

Buchheit：理由有好几个。我又得说一遍，邮件的问题很麻烦，不只是在数据规模那些方面。有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我不希望数据有任何损失，因为没人愿意弄丢邮件。如果web搜索出了问题，你可以退回去，重抓一遍网页，但是邮件不同，一旦丢了就不可挽回。
我非常关心系统的稳定性。策略之一就是控制用户的规模，这样就不会超出限制。你必须时刻确保当前用户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同样，这做法也约束了某些滥用email的行为，举例来说，这样发垃圾邮件的人就很难获得1000万个帐户——那样的后果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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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 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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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ton：还有哪些新特性是独创的？

Buchheit：对话视图——你打开某个对话，其中的所有邮件会像卡片一样列出来，而不是单独出现。

Livingston：这是你想出来的？

Buchheit：其实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我曾做过Groups，那里同样有归类(threading)。另一个是，我们内部有太多的邮件。
如果没有会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发出了一封邮件，有四个人回复了，五个小时之后还有人在回复，其他人会觉得，“这已经重复谈论过五次了，你还要回复。”
据我们观察，人们费那么大力气管理邮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尝试把对话归拢到一起。他们把邮件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否则就会忘记，或是放错文件夹，对话就完蛋了，再也没法回复。
大家用各种工具和诀窍来管理会话。为什么不把它们直接归拢到一起呢？后来我们又想到，“我们来把引用他人的邮件内容隐藏起来吧”。因为这样阅读速度更快，而不需要浪费精力。我们同样希望集成IM聊天。做第一版的时候，我们没时间集成那个功能，但是很早的原型中就有聊天功能的，因为我们希望把聊天和email做到一起，这两者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会从聊天的角度来看待email，所以我们给聊天加入email功能，而不是走其他的路。显然，聊天是为谈话服务的——没有人受得了分割成一条条的聊天纪录。所以，谈话视图也是从此而来——有段时间我们甚至把email的格式设定得更像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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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 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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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ton：这么说，你花了一天来做Gmail，而你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之后呢？

Buchheit：很长时间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Sanjeef Singh加入进来。但是，在Google更换项目，尤其是那时候的Google更换项目，并不容易。不是说，某一天你就忽然去做一个新的项目了。那时候他正在做企业搜索，所以他还得花很多时间在企业搜索上。过了很久，Sanjeef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Gmail上。所以有很长的时间，Gmail的进展非常慢。
开始主要是我，然后是我和Sanjeev，之后另一个家伙Jing Lim也来了。团队的增长非常缓慢。做一个email那样迥然不同于Google传统的东西，这想法人们还是不太确定。

Livingston：你宣布：“这是了不起的东西，我们要发布了”。这是什么时候？

Buchheit：是发布几天以后。这项目很大。有些时候，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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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是一本有意思的书，讲述了若干有意思的创业故事，我看得兴起，顺手把访谈Gmail创始人Paul Buchheit的一章翻译出来，给有兴趣的朋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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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 Chapter 12

Yurii 翻译

Paul Buchheit是Google第23名员工。他创造并领导开发了Google的Web邮件系统，Gmail，该产品引领了当今所谓“Web2.0”的众多特性。除此之外，Buchheit开发了Adsense的第一版原型，Google依靠这个程序在其它网站显示广告。在2000年一次关于公司价值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公司信条：不做恶（Don’t be evil）。

尽管Buchheit算不上创始人，但他对Google的贡献，可能比其他许多创始人在创业时的贡献更大。Gmail其实是在Google内部诞生的——这是一个传奇般的项目，起初，它并不是公司的主要业务，只是由一小群人发起，而且，许多人开始并不看好它。

Livingston：讲讲事情的开头吧。Gmail是非正式项目（side project）还是公司指派的任务？

Buchheit：实际上两种因素都有。我很早就在做Email软件，当时大概是1996年，但只是个小项目。但Gmail的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奇怪的是，大概因为一些别的理由，那时候我似乎就想叫它Gmail。这只是凑巧——它并不必然是Gmail的前身，却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因为我长久以来就对email不满意。
那时候我在学校念书，还没有hotmail。要看邮件，你得回宿舍。我想，这可真够傻的，我应该能在任何地方检查邮件。所以就想做基于web的邮件。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在干嘛，因此也没什么结果。我写了点程序，但一直没什么用处，也从来没投入实用。
中间内容就不提了，直接说最后：我到了Google，为Google Groups工作，groups和email不完全一样，但是有关系。等Google Groups的第一代产品差不多完善之后，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开发某种email或是针对个人的产品。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意向。他们只是说：“我们觉得这类东西有点意思”。当然，我很高兴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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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时间从哪里来

在漂亮姑娘身旁，一小时就像片刻；而在热火炉上，片刻就像一小时。所谓相对，就是如此。

——爱因斯坦

每次客户要求我拿些现实的例子来支撑理论，时间都过得比坐在火炉上还慢。前不久，我与一些客户共进晚饭，归纳整理计划个人改变的理论。Clayton说：“我自己的工作就够忙的了，哪还有时间做改变？”
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起时间管理来，对这个问题，我的了解跟爱因斯坦差不多：理论多，实践少。我希望吃顿轻松的午餐，于是打断他的话说：“Clayton，时间不是找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如果你真正想做某件事情，总会挤出时间来做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时间，可能就是你并不想做。可能你应该找个办法来放弃。”
我觉得这回答够意思，能就此打住了，但是Melanie转过来对我说，“这说法不错，但还不够彻底。怎么挤出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
“一点点而已，”我一边敷衍，一边吃了根胡萝卜，“但是现在没时间详细讨论这个了。”
“肯定有——如果你真的愿意，” Melanie说，“而且，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这么几个小时了。我们可不能浪费。”
我尝试改换话题，告诉他们我也很忙，因为我吃过饭必须赶去瑞士的航班。美国人，只要你告诉他们关于瑞士的故事——威廉•退尔的故事，海蒂的故事，爱因斯坦的故事——通常会忘掉一切。我描绘了这个理想国度的景象：美丽、高效、洁净、友好、治理有方。我解释说，瑞士人时时处处都体现出效率，这种效率让你觉得每个瑞士人肯定都能一心二用，而且每个人都有时间为外人提供礼貌的帮助。我以为这样能转移Clayton和Melanie的注意力，但没有用。
“他们怎么做到这点的？”Clayton问。“听起来，我可以从瑞士式办法中学到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知识。”

专注于目标

看着Clayton拨朝鲜蓟上的刺，我体会到了Frankenstein博士必定经历过的感觉。Clayton以前是响应积极的学员，现在却成了我的噩梦，我知道，自己必须仔细对待他的要求。“听听人们自己的故事，多半能有所收获。”我这样回答，希望能讲个长长的故事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么讲个瑞士人自己的故事吧。” Clayton上了钩，于是我讲了个自己最喜欢的故事：

奥地利大公正在访问年轻而弱小的瑞士联邦。为了试探军队的士气，他照例挑出一名普通士兵问：“你们有多少人？”这次，大公选了个没刮胡子的年轻人。
“五千人，长官。”回答准确而自豪。
“嗯…，真是不错。但是，如果我派一万人的军队来攻打，你会怎么办？”
士兵回答得毫不迟疑：“长官，那么我们每人都要开两枪。”

“我知道了，”听完故事，Clayton说：“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绝好比喻。瑞士人的秘密就在于，每一颗子弹都要有目标，就好像Kipling说的，努力才能‘用六十秒钟来填满无可挽回的每一分钟’。如果你像瑞士人一样有效率，就有时间处理任何事情。但是效率要从哪里来呢？”
这个话题可不是我最擅长的，所以我让桌上其他人讲讲他们争取时间的办法：
不要重复你已经布置下去的任务。亲自做的话，同样的工作你得花几倍的时间：第一次是给人家解释，然后是把任务接回来，还不能伤害人家的感情（这完全不可能），然后是弥补他们犯下的错误，然后最后是自己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暴露出做错的迹象——即便不确定——我也会把任务接过来，教育他们。” Margo承认，“我最终明白了，你必须让他们犯错误，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效率更高。”
不要争论细节技术来证明你的技术优势。“你的事业不断发展，” Dirk说，“就必须放开一些事情。争论技术细节只能说明你还放不开。我真正当上技术领导之后，”他解释说，“就不再有什么冗长的争论，因为我能轻松说服他们。”
自己划分事情的主次，不要借助危机来安排你的行为。Linda承认：“忽然间我就被任命为领导了，不但需要为他人安排时间，还需要为自己安排时间。对这个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我期望出现危机，因为危机下我的行动井然有序。现在我却很困惑，自己可能参与促成了某些危机，这样才表现出我组织有方。我觉得，领导面临真正的考验在于，没有危机的时候她在做什么。”

一心两用

桌上的每个人都说了他们的答案，这样我就能安心吃自己的朝鲜蓟。但是Clayton不放过我。他问我：“另一个瑞士故事是什么？”。Clayton是我的学员，他知道我的弱点。
“好吧，”我只得让步，“但这是最后一个故事。它讲的是瑞士的建立。”

创造了世界上的所有人之后，上帝依次给大家创造国家。上帝问第一个瑞士人，要一个怎样的国家，他回答很谦卑：“什么都行”。上帝坚持问他自己的喜好，于是瑞士人说，“好吧，如果您坚持的话，我希望能有山，顶上覆盖白雪，山坡长满青草，清澈的溪水穿过峡谷，蓝天上点缀着蓬松的白云。”
上帝马上实现了这一切，然后问他还有什么别的要求。瑞士人推托不过，只好说，“如果还有石头屋顶的木头房子，最好还有些棕色的奶牛在吃草，我就感激不已了。”
上帝又实现了这些，然后问瑞士人，是否还有别的要求。“没有了，您已经足够慷慨了。我真的不能再要求任何东西，但是关于您呢？对于你的赠与，我肯定有些东西能回报您。”
“噢，其实，”上帝说，“造了这么多东西，我有点渴了。如果你能给我一杯新鲜的牛奶，那就非常感激了。”
“非常荣幸，”瑞士人说，他跑去取了个玻璃杯，乘上美味可口的瑞士牛奶，上帝一口喝了下去。
然后上帝又问瑞士人：“显然，还有些你想要的东西。其他所有人都无休止地要求财富。你想要什么？”
瑞士人稍作迟疑说：“是的，还有一点小的要求。”
“那告诉我吧，那就是你的。”
“好吧，如果不嫌太过分的话，请为牛奶付一个法郎。”

“真棒，”Clayton说，“瑞士人岂止是有效率，他们的效率简直是一般人的两倍。他不要求财富，而是要求能带来收入的东西，即便上帝不再造物，也不再为牛奶付钱，这些东西还是能持续带来收入。”
“我想你是对的，Clayton。”我回答说。“就好像瑞士人一样，成功解决问题的领导能够创造一个环境，环境带来的回报要超出他们的付出。同时，这个环境似乎能帮助和它相关的所有人，没有人会受骗上当。”
……

注：

威廉·退尔：十四世纪，统治瑞士的奥地利总督肆意压迫人民，竟于闹市竖一长竿，竿顶置一帽，勒令行人向帽鞠躬。一日，农民射手退尔经其处，抗命不鞠躬，被捕。总督命于退尔幼子，头顶置一苹果，令退尔以箭射之，如射中，方得免罪。退尔射中苹果。同时又出示一箭，声明如不幸射中幼子，即以此箭返射总督。总督怒，食前言，再捕退尔。押解途中，登舟经一湖面，风浪大作，将士危惧，退尔趁机一箭射杀总督后逃脱虎口。民众拥之为首领，共同反抗奥地利统治，祖国终得自由。罗西尼曾为此创作歌剧《威廉•退尔》，其序曲非常有名。

海蒂：海蒂是苏黎士女作家约翰娜•斯皮利创作的儿童形象，海蒂出身贫寒，很小就到德国法兰克福一个贵族家庭当小佣人。后来，被亲戚带回瑞士，送到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爷爷家。海蒂虽然年小，却具有感人的人格魅力，有“瑞士第一公民”之称。

题记：

李笑来老师的博客上有一个分类叫“想明白”，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
想明白，意味着动用自己的智力，认清现实，更重要的是，打破思维定势，找到问题的症结。
在《精通正则表达式》里面，作者Jeffrey讲过一个故事：某个任务，他希望用正则表达式“完美解决”，多番尝试都无功而返，最终发现，正则表达式，再配合一个字符串判断，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迷信正则表达式（工具），要跳出来，想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天气不那么冷的时候，骑车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有时会到马路另一边的超市买袋豆浆。有一天，超市门口停自行车不再免费，而且收费区域日渐扩大。为了找个免费停车的地方的（为买袋豆浆交2毛钱，实在有点不值，也不喜欢口袋里有大堆钢蹦），我要走的路越来越远。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想明白”：我要做的是：停车，去超市买豆浆，这两个任务不是紧密捆绑的，而马路这一侧恰好有免费的停自行车位。于是我都不用推车过马路，只需要下车停好，走过去买豆浆，回来上车走人，就这么简单:)
补充一点，“想明白”还有其它的好处：你“想明白”的事情越多，“想明白”的能力就越强，也就能越来越快地“想明白”更多的问题——每多想明白一个问题，都有助于想明白将来的一系列问题。

技术领导之路：序

Jerry Weinberg讲过一个故事：天文学家在花园俱乐部演讲，介绍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介绍结束，后排一位女士大声说：“年轻人，事情不是这样的。世界其实是驼在一只大龟背上的。”

这样的说法常人无法想象，天文学家却毫不意外，他冷静答道：“那么，大龟趴在哪里呢？”，女士的回答同样冷静：“显然，在另一只大龟身上。”天文学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那么，请您告诉我们，这另一只大龟趴在哪里呢？”。女士平静地笑笑，信心满满，“不，别客气，海龟是一只一只叠起来的。”

Jerry Weinberg的书很多时候类似他的故事——就好像层叠的海龟。他的书很难一口气读完，因为每一章的内容都像他讲的那些小故事，包含许多层的意思。我多次发现自己在停下来思考——思考Jerry刚刚说过的话，思考我针对Jerry的话的思考，思考我针对思考的思考……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所以我先给读者提个醒：Jerry的写法往往会引发严谨的思考。

一方面，《技术领导之路》是一份非常实用而详尽的指导。另一方面，全书又都在打比方，其中随处可见日常熟悉的事物——讲授管理技巧，用的是关于弹子球、Tinkertoy玩具（一套组合玩具，孩子可以发挥想象力，拼装出各种结构和形状——译者注）和电热毯的故事。再一个方面来说，这本书讲的是管理技术工程的哲学和心理学。

尽管本书令我偏爱有加，但也存在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篇幅太长，Jerry在每一章中开列了太多关于思考和管理的想法和规则，如果你走马观花地看过去——为了写这篇序言，开始我就打算这么干——基本就会一无所获。问题之二是篇幅太短。你以为Jerry就要告诉你如何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了，书也就读完了，你发现，其实Jerry只是鼓励你自主独立思考。

回头看看，我觉得自己是被标题误导了。我猜你甚至会说，这本书与成为技术领袖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与Jerry所有的书一样的：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审视你想问题的思维。循着层叠的海龟往下，Jerry指出，在管理和人事协调的实际问题中，大多数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其实偏离了问题的核心。所以，他提出简单易行、而又截然不同的办法，来看待我们自认为已然了解的事物。

读者有幸，Jerry Weinberg把剖析复杂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尤其是现代的组织中，两者不寻常的混合体——作为毕生的工作。他的每句话都直指要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自己一面开怀大笑，一面尴尬不已。

还有一点。任何一篇负责任的序言，都应该为书本推荐适合的读者群。本人当然也会这么做。对于这本书，我诚挚地将它推荐给三类人：（A）管理者；（B）被管理者；（C）认识A类或B类人群，或是在他们身边的人。如果你有幸落入其中一类，这本书你必须读。

Jun. 1986  Ken Orr, President
Topeka, Kansas Ken Orr & Associates, Inc

按：这大概是03年左右翻译的文章，今天见到牛博网的李子暘兄转贴，仔细看过，发现若干错误，惭愧之下，勉力修正，重贴于此。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

Yurii 译

原文链接

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写作和教学的人里面，有些是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地利学派的起源了。

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Late scholastics)发现，世界上存在某些经济规律，或者说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不可抗力量，它们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得称赞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支持者。他们赞颂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固执地反对征税以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moral theologians），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发表的《论商业的性质》（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他是个受过经院哲学传统教育的人。坎迪伦生于爱尔兰，后来移居法国。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维实验 ”（thought experiment）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把市场理解为企业的经营行为，同时坚信奥地利经济学对增发货币的看法：增发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同时这种扩散会扰乱价格体系。

紧随坎迪伦之后的是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他是拥护市场制度的法国贵族，也是旧时代的财政大臣。杜尔哥的经济作品为数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价值和货币》（value and Money）清楚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以及经济选择的实质：这种选择反映的是经过主观排序的个人偏好。另外，杜尔哥不但解决了此后困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还阐明了回报的递减规律，同时批判了对高利贷的控诉（这是与晚期经院哲学不同的关键点。经院哲学家无法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高利贷是不道德的——译注）。身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护者，杜尔哥主张废除与政府有牵连的行业的所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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