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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 Chapter 12

Yurii 翻译

Livingston:你提到，Gmail最开始是“有争议的”，能接着说下去吗？

Buchheit:我觉得，一般来说，人们会不太适应不一样的东西。即使是现在，我谈到给Gmail增加新特性，除非是很小的改动，或是不改变现状，只做些调整，否则大家都不会喜欢。人们对“可能”的理解非常狭隘，相比真正的可能性，对于“可能”，我们的思维有许多局限。所以他们会不适应，他们有点喜欢想尽办法来反对。
但是我个人更钟爱新的东西，所以我总是非常愿意看看会发生的事情。这是我加入Google的最大理由。这理由足够强，强到我确信这是一桩好事：我只是觉得这很有意思，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很激动。
就这样，Gmail之所以让我激动，也是因为想看看大家会是什么反应。我喜欢某些不确定，因为这有点悬念、有点激动，好像是冒险，对吧？即便没有做成，你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冒险。许多人好像就是讨厌不确定。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讨厌不确定。
我忽然想起来，某段时间我问大家，如果他们在玩俄罗斯轮盘赌，有一把枪，枪有10亿个弹筒（或者非常多的，也就是说，他们被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愿意花多少钱玩一盘？许多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很不礼貌，他们回答，“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玩”。但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玩这个游戏。他们开车来上班，挣工资，其实一路都是在冒险，但是他们不希望知道自己其实在冒险。他们希望自欺欺人，假装一切都与风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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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 Chapter 12

Yurii 翻译

Livingston： 那时候Google一门心思关注搜索，你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项目被抛弃？

Buchheit：一直都是。我还得说，现在看来Gmail很不错，但我们开发是很早时候的事了。Gmail是第一个真正偏离单纯“web搜索”的产品。Groups其实也依赖搜索——只不过它搜索新闻组里公开的帖子。

Livingston：Gmail还必须要邀请才能加入吗？

Buchheit：不用，你可以用手机申请。

Livingston：也可以通过Blogger，对吗？

Buchheit：我们已经向许多不同的方面开放了。大学生可以申请，我们希望开放给学生。

Livingston：为什么要邀请加入，这背后是怎么想的？

Buchheit：理由有好几个。我又得说一遍，邮件的问题很麻烦，不只是在数据规模那些方面。有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我不希望数据有任何损失，因为没人愿意弄丢邮件。如果web搜索出了问题，你可以退回去，重抓一遍网页，但是邮件不同，一旦丢了就不可挽回。
我非常关心系统的稳定性。策略之一就是控制用户的规模，这样就不会超出限制。你必须时刻确保当前用户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同样，这做法也约束了某些滥用email的行为，举例来说，这样发垃圾邮件的人就很难获得1000万个帐户——那样的后果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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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 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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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ton：还有哪些新特性是独创的？

Buchheit：对话视图——你打开某个对话，其中的所有邮件会像卡片一样列出来，而不是单独出现。

Livingston：这是你想出来的？

Buchheit：其实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我曾做过Groups，那里同样有归类(threading)。另一个是，我们内部有太多的邮件。
如果没有会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发出了一封邮件，有四个人回复了，五个小时之后还有人在回复，其他人会觉得，“这已经重复谈论过五次了，你还要回复。”
据我们观察，人们费那么大力气管理邮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尝试把对话归拢到一起。他们把邮件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否则就会忘记，或是放错文件夹，对话就完蛋了，再也没法回复。
大家用各种工具和诀窍来管理会话。为什么不把它们直接归拢到一起呢？后来我们又想到，“我们来把引用他人的邮件内容隐藏起来吧”。因为这样阅读速度更快，而不需要浪费精力。我们同样希望集成IM聊天。做第一版的时候，我们没时间集成那个功能，但是很早的原型中就有聊天功能的，因为我们希望把聊天和email做到一起，这两者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会从聊天的角度来看待email，所以我们给聊天加入email功能，而不是走其他的路。显然，聊天是为谈话服务的——没有人受得了分割成一条条的聊天纪录。所以，谈话视图也是从此而来——有段时间我们甚至把email的格式设定得更像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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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 Chapter 12

Yurii 翻译

Livingston：这么说，你花了一天来做Gmail，而你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之后呢？

Buchheit：很长时间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Sanjeef Singh加入进来。但是，在Google更换项目，尤其是那时候的Google更换项目，并不容易。不是说，某一天你就忽然去做一个新的项目了。那时候他正在做企业搜索，所以他还得花很多时间在企业搜索上。过了很久，Sanjeef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Gmail上。所以有很长的时间，Gmail的进展非常慢。
开始主要是我，然后是我和Sanjeev，之后另一个家伙Jing Lim也来了。团队的增长非常缓慢。做一个email那样迥然不同于Google传统的东西，这想法人们还是不太确定。

Livingston：你宣布：“这是了不起的东西，我们要发布了”。这是什么时候？

Buchheit：是发布几天以后。这项目很大。有些时候，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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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是一本有意思的书，讲述了若干有意思的创业故事，我看得兴起，顺手把访谈Gmail创始人Paul Buchheit的一章翻译出来，给有兴趣的朋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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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at Work, Chapter 12

Yurii 翻译

Paul Buchheit是Google第23名员工。他创造并领导开发了Google的Web邮件系统，Gmail，该产品引领了当今所谓“Web2.0”的众多特性。除此之外，Buchheit开发了Adsense的第一版原型，Google依靠这个程序在其它网站显示广告。在2000年一次关于公司价值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公司信条：不做恶（Don’t be evil）。

尽管Buchheit算不上创始人，但他对Google的贡献，可能比其他许多创始人在创业时的贡献更大。Gmail其实是在Google内部诞生的——这是一个传奇般的项目，起初，它并不是公司的主要业务，只是由一小群人发起，而且，许多人开始并不看好它。

Livingston：讲讲事情的开头吧。Gmail是非正式项目（side project）还是公司指派的任务？

Buchheit：实际上两种因素都有。我很早就在做Email软件，当时大概是1996年，但只是个小项目。但Gmail的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奇怪的是，大概因为一些别的理由，那时候我似乎就想叫它Gmail。这只是凑巧——它并不必然是Gmail的前身，却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因为我长久以来就对email不满意。
那时候我在学校念书，还没有hotmail。要看邮件，你得回宿舍。我想，这可真够傻的，我应该能在任何地方检查邮件。所以就想做基于web的邮件。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在干嘛，因此也没什么结果。我写了点程序，但一直没什么用处，也从来没投入实用。
中间内容就不提了，直接说最后：我到了Google，为Google Groups工作，groups和email不完全一样，但是有关系。等Google Groups的第一代产品差不多完善之后，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开发某种email或是针对个人的产品。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意向。他们只是说：“我们觉得这类东西有点意思”。当然，我很高兴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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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时间从哪里来

在漂亮姑娘身旁，一小时就像片刻；而在热火炉上，片刻就像一小时。所谓相对，就是如此。

——爱因斯坦

每次客户要求我拿些现实的例子来支撑理论，时间都过得比坐在火炉上还慢。前不久，我与一些客户共进晚饭，归纳整理计划个人改变的理论。Clayton说：“我自己的工作就够忙的了，哪还有时间做改变？”
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起时间管理来，对这个问题，我的了解跟爱因斯坦差不多：理论多，实践少。我希望吃顿轻松的午餐，于是打断他的话说：“Clayton，时间不是找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如果你真正想做某件事情，总会挤出时间来做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时间，可能就是你并不想做。可能你应该找个办法来放弃。”
我觉得这回答够意思，能就此打住了，但是Melanie转过来对我说，“这说法不错，但还不够彻底。怎么挤出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
“一点点而已，”我一边敷衍，一边吃了根胡萝卜，“但是现在没时间详细讨论这个了。”
“肯定有——如果你真的愿意，” Melanie说，“而且，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这么几个小时了。我们可不能浪费。”
我尝试改换话题，告诉他们我也很忙，因为我吃过饭必须赶去瑞士的航班。美国人，只要你告诉他们关于瑞士的故事——威廉•退尔的故事，海蒂的故事，爱因斯坦的故事——通常会忘掉一切。我描绘了这个理想国度的景象：美丽、高效、洁净、友好、治理有方。我解释说，瑞士人时时处处都体现出效率，这种效率让你觉得每个瑞士人肯定都能一心二用，而且每个人都有时间为外人提供礼貌的帮助。我以为这样能转移Clayton和Melanie的注意力，但没有用。
“他们怎么做到这点的？”Clayton问。“听起来，我可以从瑞士式办法中学到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知识。”

专注于目标

看着Clayton拨朝鲜蓟上的刺，我体会到了Frankenstein博士必定经历过的感觉。Clayton以前是响应积极的学员，现在却成了我的噩梦，我知道，自己必须仔细对待他的要求。“听听人们自己的故事，多半能有所收获。”我这样回答，希望能讲个长长的故事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么讲个瑞士人自己的故事吧。” Clayton上了钩，于是我讲了个自己最喜欢的故事：

奥地利大公正在访问年轻而弱小的瑞士联邦。为了试探军队的士气，他照例挑出一名普通士兵问：“你们有多少人？”这次，大公选了个没刮胡子的年轻人。
“五千人，长官。”回答准确而自豪。
“嗯…，真是不错。但是，如果我派一万人的军队来攻打，你会怎么办？”
士兵回答得毫不迟疑：“长官，那么我们每人都要开两枪。”

“我知道了，”听完故事，Clayton说：“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绝好比喻。瑞士人的秘密就在于，每一颗子弹都要有目标，就好像Kipling说的，努力才能‘用六十秒钟来填满无可挽回的每一分钟’。如果你像瑞士人一样有效率，就有时间处理任何事情。但是效率要从哪里来呢？”
这个话题可不是我最擅长的，所以我让桌上其他人讲讲他们争取时间的办法：
不要重复你已经布置下去的任务。亲自做的话，同样的工作你得花几倍的时间：第一次是给人家解释，然后是把任务接回来，还不能伤害人家的感情（这完全不可能），然后是弥补他们犯下的错误，然后最后是自己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暴露出做错的迹象——即便不确定——我也会把任务接过来，教育他们。” Margo承认，“我最终明白了，你必须让他们犯错误，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效率更高。”
不要争论细节技术来证明你的技术优势。“你的事业不断发展，” Dirk说，“就必须放开一些事情。争论技术细节只能说明你还放不开。我真正当上技术领导之后，”他解释说，“就不再有什么冗长的争论，因为我能轻松说服他们。”
自己划分事情的主次，不要借助危机来安排你的行为。Linda承认：“忽然间我就被任命为领导了，不但需要为他人安排时间，还需要为自己安排时间。对这个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我期望出现危机，因为危机下我的行动井然有序。现在我却很困惑，自己可能参与促成了某些危机，这样才表现出我组织有方。我觉得，领导面临真正的考验在于，没有危机的时候她在做什么。”

一心两用

桌上的每个人都说了他们的答案，这样我就能安心吃自己的朝鲜蓟。但是Clayton不放过我。他问我：“另一个瑞士故事是什么？”。Clayton是我的学员，他知道我的弱点。
“好吧，”我只得让步，“但这是最后一个故事。它讲的是瑞士的建立。”

创造了世界上的所有人之后，上帝依次给大家创造国家。上帝问第一个瑞士人，要一个怎样的国家，他回答很谦卑：“什么都行”。上帝坚持问他自己的喜好，于是瑞士人说，“好吧，如果您坚持的话，我希望能有山，顶上覆盖白雪，山坡长满青草，清澈的溪水穿过峡谷，蓝天上点缀着蓬松的白云。”
上帝马上实现了这一切，然后问他还有什么别的要求。瑞士人推托不过，只好说，“如果还有石头屋顶的木头房子，最好还有些棕色的奶牛在吃草，我就感激不已了。”
上帝又实现了这些，然后问瑞士人，是否还有别的要求。“没有了，您已经足够慷慨了。我真的不能再要求任何东西，但是关于您呢？对于你的赠与，我肯定有些东西能回报您。”
“噢，其实，”上帝说，“造了这么多东西，我有点渴了。如果你能给我一杯新鲜的牛奶，那就非常感激了。”
“非常荣幸，”瑞士人说，他跑去取了个玻璃杯，乘上美味可口的瑞士牛奶，上帝一口喝了下去。
然后上帝又问瑞士人：“显然，还有些你想要的东西。其他所有人都无休止地要求财富。你想要什么？”
瑞士人稍作迟疑说：“是的，还有一点小的要求。”
“那告诉我吧，那就是你的。”
“好吧，如果不嫌太过分的话，请为牛奶付一个法郎。”

“真棒，”Clayton说，“瑞士人岂止是有效率，他们的效率简直是一般人的两倍。他不要求财富，而是要求能带来收入的东西，即便上帝不再造物，也不再为牛奶付钱，这些东西还是能持续带来收入。”
“我想你是对的，Clayton。”我回答说。“就好像瑞士人一样，成功解决问题的领导能够创造一个环境，环境带来的回报要超出他们的付出。同时，这个环境似乎能帮助和它相关的所有人，没有人会受骗上当。”
……

注：

威廉·退尔：十四世纪，统治瑞士的奥地利总督肆意压迫人民，竟于闹市竖一长竿，竿顶置一帽，勒令行人向帽鞠躬。一日，农民射手退尔经其处，抗命不鞠躬，被捕。总督命于退尔幼子，头顶置一苹果，令退尔以箭射之，如射中，方得免罪。退尔射中苹果。同时又出示一箭，声明如不幸射中幼子，即以此箭返射总督。总督怒，食前言，再捕退尔。押解途中，登舟经一湖面，风浪大作，将士危惧，退尔趁机一箭射杀总督后逃脱虎口。民众拥之为首领，共同反抗奥地利统治，祖国终得自由。罗西尼曾为此创作歌剧《威廉•退尔》，其序曲非常有名。

海蒂：海蒂是苏黎士女作家约翰娜•斯皮利创作的儿童形象，海蒂出身贫寒，很小就到德国法兰克福一个贵族家庭当小佣人。后来，被亲戚带回瑞士，送到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爷爷家。海蒂虽然年小，却具有感人的人格魅力，有“瑞士第一公民”之称。

题记：

李笑来老师的博客上有一个分类叫“想明白”，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
想明白，意味着动用自己的智力，认清现实，更重要的是，打破思维定势，找到问题的症结。
在《精通正则表达式》里面，作者Jeffrey讲过一个故事：某个任务，他希望用正则表达式“完美解决”，多番尝试都无功而返，最终发现，正则表达式，再配合一个字符串判断，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迷信正则表达式（工具），要跳出来，想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天气不那么冷的时候，骑车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有时会到马路另一边的超市买袋豆浆。有一天，超市门口停自行车不再免费，而且收费区域日渐扩大。为了找个免费停车的地方的（为买袋豆浆交2毛钱，实在有点不值，也不喜欢口袋里有大堆钢蹦），我要走的路越来越远。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想明白”：我要做的是：停车，去超市买豆浆，这两个任务不是紧密捆绑的，而马路这一侧恰好有免费的停自行车位。于是我都不用推车过马路，只需要下车停好，走过去买豆浆，回来上车走人，就这么简单:)
补充一点，“想明白”还有其它的好处：你“想明白”的事情越多，“想明白”的能力就越强，也就能越来越快地“想明白”更多的问题——每多想明白一个问题，都有助于想明白将来的一系列问题。

技术领导之路：序

Jerry Weinberg讲过一个故事：天文学家在花园俱乐部演讲，介绍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介绍结束，后排一位女士大声说：“年轻人，事情不是这样的。世界其实是驼在一只大龟背上的。”

这样的说法常人无法想象，天文学家却毫不意外，他冷静答道：“那么，大龟趴在哪里呢？”，女士的回答同样冷静：“显然，在另一只大龟身上。”天文学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那么，请您告诉我们，这另一只大龟趴在哪里呢？”。女士平静地笑笑，信心满满，“不，别客气，海龟是一只一只叠起来的。”

Jerry Weinberg的书很多时候类似他的故事——就好像层叠的海龟。他的书很难一口气读完，因为每一章的内容都像他讲的那些小故事，包含许多层的意思。我多次发现自己在停下来思考——思考Jerry刚刚说过的话，思考我针对Jerry的话的思考，思考我针对思考的思考……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所以我先给读者提个醒：Jerry的写法往往会引发严谨的思考。

一方面，《技术领导之路》是一份非常实用而详尽的指导。另一方面，全书又都在打比方，其中随处可见日常熟悉的事物——讲授管理技巧，用的是关于弹子球、Tinkertoy玩具（一套组合玩具，孩子可以发挥想象力，拼装出各种结构和形状——译者注）和电热毯的故事。再一个方面来说，这本书讲的是管理技术工程的哲学和心理学。

尽管本书令我偏爱有加，但也存在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篇幅太长，Jerry在每一章中开列了太多关于思考和管理的想法和规则，如果你走马观花地看过去——为了写这篇序言，开始我就打算这么干——基本就会一无所获。问题之二是篇幅太短。你以为Jerry就要告诉你如何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了，书也就读完了，你发现，其实Jerry只是鼓励你自主独立思考。

回头看看，我觉得自己是被标题误导了。我猜你甚至会说，这本书与成为技术领袖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与Jerry所有的书一样的：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审视你想问题的思维。循着层叠的海龟往下，Jerry指出，在管理和人事协调的实际问题中，大多数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其实偏离了问题的核心。所以，他提出简单易行、而又截然不同的办法，来看待我们自认为已然了解的事物。

读者有幸，Jerry Weinberg把剖析复杂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尤其是现代的组织中，两者不寻常的混合体——作为毕生的工作。他的每句话都直指要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自己一面开怀大笑，一面尴尬不已。

还有一点。任何一篇负责任的序言，都应该为书本推荐适合的读者群。本人当然也会这么做。对于这本书，我诚挚地将它推荐给三类人：（A）管理者；（B）被管理者；（C）认识A类或B类人群，或是在他们身边的人。如果你有幸落入其中一类，这本书你必须读。

Jun. 1986  Ken Orr, President
Topeka, Kansas Ken Orr & Associates, Inc

按：这大概是03年左右翻译的文章，今天见到牛博网的李子暘兄转贴，仔细看过，发现若干错误，惭愧之下，勉力修正，重贴于此。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

Yurii 译

原文链接

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写作和教学的人里面，有些是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地利学派的起源了。

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Late scholastics)发现，世界上存在某些经济规律，或者说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不可抗力量，它们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得称赞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支持者。他们赞颂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固执地反对征税以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moral theologians），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发表的《论商业的性质》（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他是个受过经院哲学传统教育的人。坎迪伦生于爱尔兰，后来移居法国。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维实验 ”（thought experiment）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把市场理解为企业的经营行为，同时坚信奥地利经济学对增发货币的看法：增发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同时这种扩散会扰乱价格体系。

紧随坎迪伦之后的是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他是拥护市场制度的法国贵族，也是旧时代的财政大臣。杜尔哥的经济作品为数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价值和货币》（value and Money）清楚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以及经济选择的实质：这种选择反映的是经过主观排序的个人偏好。另外，杜尔哥不但解决了此后困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还阐明了回报的递减规律，同时批判了对高利贷的控诉（这是与晚期经院哲学不同的关键点。经院哲学家无法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高利贷是不道德的——译注）。身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护者，杜尔哥主张废除与政府有牵连的行业的所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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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最近的研究证实，即使是在微观层面上，生命的复杂性也不可能通过进化产生

《达尔文的黑箱：对进化论的生物化学挑战》（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的作者，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Michael J.Behe认为，进化论无法解释“不容精简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Behe举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捕鼠器，随便少一个零件，捕鼠器就没用了，而这些零件在别的地方根本派不上用场。因此 Behe认为，捕鼠器是如此，生物的鞭毛就更是如此——鞭毛是一种带状器官，用于产生推力，它类似船舶上的外置马达。构成鞭毛的蛋白质以无比精巧的方式形成马达、万向节以及工程师需要的其它零部件。Behe提出，经由不断进化产生这种复杂结构的可能性为零，它肯定源于智慧设计。他认为，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血液的凝结机制和其它分子系统。

对此类问题，进化论生物学家已经做过答复。首先，存在形式比Behe所举例子更简单的鞭毛，因此鞭毛发挥作用时并不需要所有的器官。布朗大学的 Kenneth R. Miller和其他人早已指出，组成鞭毛的复杂器官之前就存在于自然之中。实际上，相比制造淋巴腺鼠疫的细菌——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用来注入毒素的器官，鞭毛本身甚至显得过于简单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Behe认为在其它地方没有存在价值的鞭毛的各个组成器官，其实可以提供对进化有利的许多功能。鞭毛的最终出现，可能仅仅来自本来向其它方向进化的复杂器官的重新组合。同样，根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Russell F. Doolittle的研究，血液凝结机制来自原本为消化服务的蛋白质的精致完善。所以，Behe支持智慧设计论的某些复杂性例子根本就不是不容精简的。

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William A. Dembski在《设计的推断（The Design Inference）》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No Free Lunch）》中支持智慧设计论的基石，是另一种的复杂性——“特定的复杂性（specified complexity）”。他的主要论点是，无主导的、随机的过程不能产生生物的复杂性。因此他重复200年前Paley的观点，唯一的结论就是超自然的智慧创造了生命。

Dembski的论证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假设只存在两种解释：随机过程和智慧设计。Santa Fe Institute和其它机构中研究非线性系统和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的人员发现，简单的、无主导的过程也能产生非常复杂的模式。也就是说，生物的某些复杂性可能通过某些自然现象生成，只是这些现象目前还无法理解。但是这绝不是说，复杂性不会自然产生。

总结

“神创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这个名字自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现代科学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方法论的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它尝试完全用可观测的，或是可验证的自然原理来解释万物。物理学使用专门的关于物质和能量的概念来描述原子核，这些描述可以通过试验来验证。如果之前的描述不足以解释观测到的现象，物理学家也会引入夸克之类的新粒子来充实。不过，他们不会随意赋予新粒子某种属性，相反 ——新粒子的定义是相当严谨的，因为它们必须能纳入到物理学已有的框架之中。相反，智慧设计论的理论家在解释神秘现象时，总是为了图方便，引入具有无限能力的模糊概念。于是现象的解释就此为止，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科学探索（无所不能的智慧设计者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许多问题，智慧设计论都无法回答。在生命的历史中，智慧设计者是何时以什么方式登场的？是创造第一个DNA吗？还是第一个细胞？或是第一个人？每一个物种都是设计出来的吗，还是只有最初的生命来自智慧设计？智慧设计论的支持者通常不愿放下架子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甚至不愿意真正尝试梳理智慧设计论的那些灵异观点。相反，他们使用排除法来论证——贬低进化论的解释，认为它太过牵强，或是不够完备，暗示我们只有选择设计论。

从逻辑上说，这是行不通的：即使自然主义的解释存在缺陷，也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相反，它甚至不能说明智慧设计论比其它理论更靠得住。这些诘难的听众需要自己填补留下的空隙，而有些人必然会在这个问题上相信科学，放弃宗教的解释。

科学已经一再证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能够消除无知，以前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光的性质，疾病的原因，人脑的工作原理，科学都能逐渐找到更详细、更有意义的答案。进化论也是如此，它希望解释生物世界的形成。而神创论，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对此没有任何知识上的贡献。

13.进化论者不能给出任何过渡性物种的化石——譬如一半是爬行动物一半是鸟类的生物

实际上，古生物学家掌握了许多处于种群之间的过渡性物种的化石。长期以来，最知名的一种就是始祖鸟（Archaeopteryx），它身上既出现了鸟类独有的骨骼结构和羽毛，又出现了恐龙的特征。人们还发现了大量有羽毛生物的化石，它们与鸟类的关系远近不一。根据一系列化石，现代的马是从小型始祖马（Eohippus）进化而来。鲸的祖先有四条腿，生活在陆地上，走鲸（Ambulocetus）和罗德侯鲸（Rodhocetus）能够解释其中的转变（请参考《科学美国人》5月号上Kate Wong的文章《征服了海洋的哺乳动物》(The Mammals That Conquered the Seas)）。贝壳化石见证了软体动物几百万年的进化史。现代人和古露西猿人（Lucy the australopithecine）之间的空白则有大约20多种原始人来填补（并非所有都是我们的最先）。

但神创论者摒弃了这些化石研究成果。他们宣称，始祖鸟不是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那一节链条——只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具有爬行动物特征的鸟类而已。他们要求进化论者制造出不属于任何已知物种的，神秘而荒诞的怪物。即便有神创论者承认某种化石对应两个物种之间的过渡物种，他仍然可能要求见到在该过渡物种和原有的两个物种之间的化石遗迹。这种无理要求永远没有尽头，也是本来就不完整的化石纪录难以承受的负担。

不过，进化论者可以从分子生物学中获得进一步的证据。对所有生物来说，大部分基因是相同的，而根据进化论，这些基因的结构和产物会根据进化关系，因物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遗传学家所说的“分子钟（molecular clock）”记录了这一进程，这些分子数据也说明了进化中各物种的过渡关系。

14.生物具有难以置信的复杂特征——无论是在解剖层面、细胞层面还是分子层面——如果复杂程度降低一点点，它们就无法正常工作。唯一站得住脚的结论就是，它们是智慧创造的产物，而不是进化的结果

这种“设计说的论证”是最近对进化论的各种攻击的核心，但它也是历史最悠久的。1802年，神学家William Paley就说过，如果有人在地里捡到一块手表，最合理的结论是，手表是其他人掉下的，而不是自然力创造的。Paley说，以此类推，生物的复杂结构必然由神直接创造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作了答复：他解释了自然选择的力量，如何能够通过特征的遗传，逐渐产生复杂的有机结构。

一代又一代的神创论者都试图以眼睛为例，证明器官不可能由进化产生，来驳倒达尔文。这些人说，眼睛能产生视觉，这需要依赖它的各部分的完美组合。而自然选择无法提供眼睛进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是半只眼睛吗？达尔文早已预见到这种批评，他指出，即使是“不完备”的眼睛也能带来好处（例如帮助生物识别光线），之后可以趋向进一步的完善。生物学证实了达尔文的说法：研究人员已经在动物王国中发现了原始的眼睛和光线感觉器官，甚至通过比较遗传学描绘了眼睛的进化史（目前来看，在不同的生物族群中，眼睛是单独进化的）。

今天的智慧创造论者比他们的前辈要精明，但他们的论点和目标却没什么变化。他们攻击进化论的方法都是，试图证明进化论无法解释已知的生物，然后指出这种生物存在的唯一可行解释就是，它是由无法证实智慧生物的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