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印迹

傍晚，暴雨倾盆，一直下到半夜。

10点从阜成门出来，没看清路面，一脚踩下去，皮鞋成了湿漉漉的裹脚布。
路边等了大半个小时，终究打不到一辆出租车；好不容易坐上103，希望到西四倒公交回来。
西四的路边也站满了等待打车的人，而公交，只见向南的，不见向北的，公交车站里，有人火冒三丈地打投诉电话：怎么回事，等了一个多小时，什么都不来！

只好走路回家，好在还算凉快。

快到家的时候，有人叫我：师傅，师傅，麻烦你一下。
循声望去，是个中年人，背着大大的两个包裹，急匆匆地走过来：
这附近，有小旅馆吗？不要宾馆，招待所也可以。孩子病了，得着急找个地方住下来。
这时我才发现，街边的电话亭里，偎依着一个少年，路灯下隐约看见他憔悴的面容，想来是病的不轻。

于是一口应承下来，叫他们共我的伞，一直走到附近的旅馆，帮忙办了手续，安顿下来。回到家，已经是午夜。走的时候，孩子的父亲紧紧跟我握手，很温暖。

我当然见识过世界的复杂，也明白人心的险恶，但深以为，除了保护自己之外，依然保持对善良的信念，是难能可贵，而又必不可少的。

或许经历能教给人许多。
我时常想起初冬的傍晚，在小巷边摆摊卖棉鞋的经历；在酷暑的正午，为了卖光盘去拿货的经历；在严寒的子夜，在加油站里遭受司机白眼的经历；
于是会明白人有时候会多么无助，明白“平等”和“尊重”有多重要，由此厌恶那些矫柔做作的爱心，甚至包括怜悯疼惜的旁观。
于是，每次收到快递，都要跟人认真地说一声，谢谢。

Infc回到北京了，杨德昌去世了，留下来的，就是和Infc一起看杨德昌电影的记忆。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在闷热的夜晚看的，枪版的画面，模模糊糊，摇摇晃晃，看了个开头，便昏昏睡去；

《麻将》，是因为买了之前买了一张DVD，嫌不好看，因为跟音像店的老板很熟识，可以换，挑来挑去，意外地发现它，在笑声中看完，同类型的片子有很多，但《麻将》感觉很不同；

《一一》，是因为音像店老板的推荐——获奖的片子，国外制作的DVD，质量好。三个小时的长片，温暖的鹅黄色调，处处渗透出台湾式的细腻和温情，回味长久。

如今，杨德昌去了，如同我们在学校里，傻乎乎地一遍遍念叨着“Edward Yang”的日子一般，再无从寻找。

意外地知道，一塌糊涂可以发言了，登进去一看，果然。虽然只开了乱七八糟，亲亲宝宝，笑口常开，贴图说话四个版，终究不再是以前那般肃穆，如静静燃着香烛的灵堂一般了。

熟悉的界面，让我想起学校机房的那些时光：打开fterm，神奇的快感便源源而来。

去年担心将来糊涂有一天不让登录，曾专门抓了张图作为纪念，现在还看得到。
对着图片，只想到慕容雪村小说里的话：十几年前我是小魏，现在人人叫我老魏。37年，感觉人生就像一场不可捉摸的梦，梦里软红无限，醒后黄梁未熟。我还是我，只是渐渐老了。一个“小”，一个“老”，两字之间横亘着我的一生。

回顾宪政的历史，人们往往会满怀崇敬地谈起限权概念的起点：《大宪章》，英国特权阶层依靠它限制国王的权力，保护（其实也是争取）自己的利益，再历经几百年，这些争取来的权利终于能够普降甘霖，惠及普通公民。

这故事听上去很美好，宪政的种子，纯粹由一小撮人的自利而生，最终却成长为能够保障全体公民的参天大树。

然而，几百年后，当我们亲自重复这一过程时，所见所闻，不免心生疑窦——《物权法》，真的能“出其不意”地成长为参天大树吗？如果能，需要多久？我们，能看到吗？

错位与幸福

连岳的Blog上贴出了一封年轻人的来信，诉说他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撕扯和挣扎，引来众多读者评论，其中不乏长篇大论，和菜头、连岳也各自撰文作了回应。

错位

有次和朋友喝酒聊天，大家都感觉，目前忍受着心理的煎熬——生活在文明、自由且公平的社会，大可以毫无束缚地享受生活的愉悦；若是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充满理想，勇于行动；生活在当下，我们纵然过着不算赤贫的物质生活，却又清楚且痛苦地知道，这生活的背后，这繁华的底下，潜藏着太多的不正义、不道德——一句话，和人类的美德完全抵触的东西。这样的错位，带来的是绵长而深切的煎熬，啮食我们的心灵。
古话说“世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置身长夜的我们，却仿佛生活在醉生梦死的夜总会中，目下的生活或许稳定而快意，可是一旦发见平时被遮蔽或忘却的寒冷和失望，感觉会更加深切。

幸福

大概是02年，我读到了王晓明的《鲁迅传》，一周之内读了两遍。印象颇深的一句话是：过于愤激，不但容易丧失把握世界的整体感和深邃感，更容易丧失人生最重要的幽默感。
毕业以后，对此体会尤其深刻。从偏狭和轻狂的视角来看，是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和多样的。但这还不是更重要的，幽默感的丧失，更为重要、更为可惜。生活由此变得单调，心灵由此变得狂暴。《窃听风暴》中的世界是灰色的，缺乏幽默感的人生，其实也是灰色的。拓宽自己的视界，就能够发现，除了正义/不正义，道德/不道德，还有那么多的美（譬如，音乐，绘画，文字，亲情，和获取知识的快乐），它们能带来的超越时空（当然也包括社会制度）的愉悦。“这个万恶的世界”，这种错位的生活之中，其实还存在美，能温暖自己心灵，充实自己精神的幸福，只是被蒙蔽双眼的人看不到而已。
况且，我一直认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扮演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角色，对朋友、对亲人的社会责任，是我们不应该逃脱，也无法逃脱的。让自己的亲人生活幸福，包容他们不同的想法，与他们沟通（或许，有的问题无法沟通，但绝不应该是所有问题都不能沟通），其实可以算作宏大理想的微小而踏实的实践。
套用一句著名的诘问：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都不能（或者是不愿意）负责的话，他的那些伟大理想，又能有多少价值呢？

理想既然可贵，我们更应该珍视它、呵护它：是不加遮拦地把它暴露出来，赤膊上阵，还是把它小心地保护起来，披挂上阵。这个问题，我一定会选择第二种做法。

把不同时期的照片找出来，列在一处，就会生出几分感叹和惆怅。

2004年1月，在学校

2005年5月，第一份工作

2005年10月，在青岛崂山

2006年12月，在上海

青菜，丘陵，红土地，这是湖南的水土

冬季迷雾中的建设大道

作为对比，夏末夜色中的建设大道

过年的仓促之间，总算抽了点时间去看母校，算是满足了一个多年的愿望。

因为过年，学校空荡荡的，没有人，教学楼也大门紧锁。当年高高的教学楼，空旷的操场，都被包围在四周的高楼之中；学前班的小楼，进门就能看到的少先队员塑像，操场正对的升旗台，还有印象深刻的滑滑梯，已经毫无踪迹了……

抽空改了一遍目前的译稿，删掉无数“一个”、“一条”、“这个”、“这些”……，想起来只觉得恶心，怎么会有那么多赘文？
曾经和韩磊讨论，他也很赞同我的看法：英语中的a, an之类，只有语法意义，根本不必翻译——同样，中文译英文，不需要把量词都翻译。

有人可能认为，不把某些词语翻译出来，会影响原文的精确性。不过，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恐怕也不会接受这种附会的“精确性”——放着“加速改革”不说，非要说“加快改革的速度”，再“精确”地翻译过去，就成了“to acclerate the pace of reform”。
不幸，这个句子成了《中式英语之鉴》（作者可是正宗的洋鬼子）的反面例句，理由如下：
to accelarete = to increase the pace of, so “the pace of ” is unnecessary.
作者进一步论证说：Vigorous writing is concise. A sentence should contain no unnecessary words, a paragraph no unnecessary sentences……
所以，我的结论是：很多时候，这种“精确性”不过是表明对语言（无论是哪门语言）缺乏感觉的人在穷折腾，无他。

早上在北海拍照，某介绍牌上写着“……经过北海公园的努力，从而使这处景观得到了复原”，晕了——“北海公园经过努力，复原了这处景观”，竟然不会说了吗？p.s.
我很赞同Jane的态度，“能做”只是外在的要求，“做好”则是内在的追求。

所谓见识，并不是夸夸其谈的资本；
对我来说，洞穿自己的虚妄，明白自己的微漠，是见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