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印迹

语言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世界观的不同。在《人论》中，恩斯特·卡西尔论证了这一点：同是“月亮”，希腊语的“月亮”是指月亮“度量”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月亮”则是指月亮的清澄或者明暗状况。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一种新语言时，不得不努力克服这种困难（消除已有语言中语词和事物的联结），把两个因素分隔开来。克服这个困难，总是标志着在语言的学习中迈出了新的一步。”。因此歌德有名言“一个人不懂外语，就不算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语言”。
其实，不光学习语言会遇到这个困难，翻译也会遇到这个困难。

以前看《汉姆雷特》，名句“to be or not to be…”，总让我困惑，这个“be”的受词（宾语）该是什么呢？明明能感觉到这个句子的韵味，但翻译成“生还是死…”，太平淡了。今日得见王太庆先生的论 文《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载《学人》第四辑，1993年），解开了部分迷惑，遂为此文。

西方语言中的“是(be)”，在中文里是不存在完全对等概念的。以英语为例：

This is a book.
这是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有一本书。
The book is in the bag.
书在包里。

这里，同一个单词be，翻译成中文，对应到三个不同的意思：

• 是。表示判断的系词，说明具备某种属性。在现代汉语中，“是”也可表示归属和等同（例如“他是男生”，“他是主席”）。“是”最开始出现并非表判断，而是等同于“此”（是日、是役），后来慢慢有了表判断的用法（所以《左传》中“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在《论衡》 中就成了“余是而所嫁妇人之父也”），且越来越普遍。
• 有。“有”字最开始表示“拥有”（“寡人有疾”），后来一般化（“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逐渐发展到可以没 有任何对象（“有大雨，自其窦入”），成为今天的通俗用法。需要注意的是，中文的“有”还有形而上的意义，《老子》中所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 是一例，这一点，下文还要讲到。
• 在。“在”常常与“存在”等同，表示一种客观性。“存”常与时间相联系（“生死存亡”），“在”则与空间相联系（“伊人在侧”）。相比“有”，“存”和“在”的形而上意义较弱。故而，“存在主义”中的“存在”翻译是否妥当，其实是值得考究的。

而英语中的be可以统一表征这三种意义，I am in China和I am a man，统一用am，不需要变换词语和形式，也可以这么说，西方人觉得这两个am完全一样，没有换用其它词的必要。然而这样一来，语言在转换时，就可能出现困扰。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英语中的be(to be, being)，追根溯源，来自巴门尼德的残篇，其中有个关于“存在”与“思维”的论述：

to gar auto noein estin te kai einai

Bernet翻译成英文是“It is the something that can be thought and that can be”，这是对的，其中的estin einai(that can be)，意思是that which is，而非作为普通系词的“是”(be)。
巴门尼德的这种思想为柏拉图继承，发展为idea（有翻译为“理念”的，其实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idea既是客观，又可被思想或理解。所以事物有了美的idea就成为美物，美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其中有了美本身（美的idea），美本身是可以理解的。
亚里士多德强调了这一点，认为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应当是“美之所以是美的原因”，我们将其翻译为“本体论”（之前也有人将其翻译为“万有论”，就是借用了 “有”的形而上意义），利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概念，但失却了“之所以是”、“为什么是”的追问；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本体”有许多标志，其中之一 就是“是什么”，翻译成英文就是essence，也就是“本质”，但这样我们就看不出它与“是”之间的联系了。“为什么是”和“是什么”，源于同一个概 念，却代表了两类问题，这很重要，下文的例子能够证明。
另一方面，西方的“是”如果加上时空，就成了中文的“在”，譬如I am in Peking，就是如此。这种用法，拉丁文里后来专门出现了一个词，就是existentia，表示出现在外面的时空中。这个词后来偏向生命方面，成为 “生活”或“人生”，存在主义哲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他们也是从“是”的最初概念说起的。

这，应该可以算西方文化中“是”的最初形式，此后的各种用法，包括常见的与受词（具体对象）相连的形式，都由此而来。上文所举的三种具体形式，可 用“是”、“在”、“有”来翻译，然而一旦涉及到“是”的初始意义，或者无法明确区分三者时，这办法就束手无策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许多关于“是”的 哲学话语的翻译（尤其是不带受词的“是”），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 笛卡尔说：Congito er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翻译为“我思故我在”，看似有乐府的味道，其实这里的“在”是说不通的——原文中的be没有与客观性发生任何关联，它的真正意思是“我是本体”， 无论时空，是形而上意义上对“为什么是”的追问。所以，更好的翻译恐怕是“我思，所以我是”（外加注释，说明此“是”的意思）。

• 贝克莱大主教说：Esse est percepi(To be is to be perceived)，翻译成“存在就是被感知”，似乎也不对。原文的意思是：一件东西是甜的，是因为它尝起来甜。这里的be，表示的应当是判断的意思，也即“是什么”，而非“存在”，也非“为什么是”。

这样来看，to be or not to be，翻译为“生还是死”，似乎是太过简略了，失却了原本的形而上意义的思考。
但是，这句话到底如何理解，如何翻译，目前众说纷纭，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个人的看法，更偏重于“为什么是”的方面，类似“我思，所以我是”）。不过这样看来，我们倒不妨说，“to be or not to be，这真是个问题”。

冯象所译圣经，文笔优美，更辅以多样典故、精当注释，是以《创世纪：传说与译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甫一出版便获好评。

摘录的这个故事，出自《巴比伦大藏/中门篇》，录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籍此典故可知，释者纵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释经却是永无止境的事业。推广开来，伽达穆尔之谓“世界是我们解释出来的”，所言非虚。

从前有个拉比（rabbi，法师），名叫艾利泽。学识渊博，常与学堂读经的师生辩论圣法。一日，穷究法理，驳斥一切反论，而诸生仍旧不服。拉比好不耐烦，指着窗外一株角豆树发一咒誓：若吾理不行，愿此树见证！话音未落，那角豆树竟连根拔起，飞出一百肘开外。诸生大惊：法理岂是能用角豆树验证的？拉比复指门外的水渠，道：若吾理不通，愿水渠见证！那渠里的水便慢慢倒流回去。诸生连连摇头：法理岂是能用流水验证的？拉比大怒，环指教室四壁，道：若吾理不周，愿四壁见证！顿时，墙壁震颤不已，摇摇欲坠。诸生慌忙逃出教室。
那天恰逢一位圣人约书亚在学堂讲经，见这状况，就厉声斥责墙壁：学者辩论，干你们什么事？四壁慑于圣人威严，便不坍塌。但也不站直恢复原状，因为他们的确钦佩拉比的学问。
拉比恼极，步出教室，举手向天：若吾理不真，愿苍天见证！一会儿，阴云密布，天上传来阵阵雷声：为何不肯听拉比的话，既然你们驳不倒他？诸生都低了头。

不想圣人微微一笑，也举手向天，高声道：可是主啊，你说过的，“诫命不在天上！”（《申命记》30:12）
乌云散开，阳光遍地。诸生看了，一个个张口结舌。圣人道：你们忘了，圣法既已在西奈山降世，真理传给了子民，苍天打雷就不能作数了！
拉比听了无语。
后来，被耶和华遣火马车与旋风接上天去的先知以利亚再次来世（《列王记下》2:11），路过学堂。有学生问他：那天圣人批评拉比，说苍天打雷不作数，没有冒犯我主的荣耀吧？先知敛容掸衣，回答：没有。想了想，又道：天父还笑着对众天使说：我的儿子赢了我，人子居然又赢了我！

P.S.

“若吾理不行”、“若吾理不通”、“若吾理不周”、“若吾理不真”，由“行”、“通”、“周”、“真”四字，译者功力可见一斑。想念罗稷南所译《双城记》，开头那段文字，较之当下流行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不知高明多少。

我说过，读各种各样的书，比照、互证、甄别，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文本中复现，展现出不同的侧面，最后才能构建出完整、立体、真切的世界。
最近又看了篇关于蒋廷黻先生的文章，也来说说蒋先生二三事吧。

蒋先生生于湖南宝庆（今绍阳），早年赴长沙求学。他注意到，1900年前后湖南还相当封闭，而到了1906年，受外国影响已经很深，洋火洋油已不稀奇，三湘学人更流传“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必为普鲁士”的说法。另一方面，同为湖南人的何兆武先生，幼年在北京上学，少年时期回过一次湖南，发现“那里远不如北京开化”，但“学生的古文功底非常好，学习刻苦，且写字仍旧用毛笔，句号也是一个圈”。

蒋先生赴美留学归来（关于赴美一事，充满机缘和波折，可参考他的回忆录），在清华教授历史。对比西洋史学，他发现中国历史学固然史料丰富，却缺乏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改革。所以何炳棣回忆说，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雷海宗的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不同的另一种学派：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所以，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科学的基础”（李济之语），遂成传世之作。

蒋先生也谈到张伯苓。张氏固然太重致用之学，“xx有什么用”、“xx有什么好处”之类的问题，颇引起某些教授的不快，甚至引发李济之的离去，蒋先生对他仍是崇敬有加，因为他“超越党派亦不支持任何不正当活动”，“生活朴实又极具人情味”。抗战爆发前期，蒋先生一派主张先作好准备再行开展。张伯苓则因为南开被炸，力排“低调言论”，又因委员长“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的表态对他感激备至，四八年接受考试院长一职（由此“一脚踩进臭水沟”，成了“前朝遗老”，当然，这是后话）。

蒋先生受委员长之邀，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大抵相当于今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此等“从政”举动，众学者颇不以为然，唯有胡适能体谅，赠他丁文江的两句诗：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
上任之后，蒋先生亲赴四处调查，获取实际情况，并力图找出政府低效、臃肿的症结，从根本上改革。由此开罪四方，他的老朋友翁文灏评价他是：瓷器店中的猛牛。朋友们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既然当不成政务处长，蒋介石将他外派到莫斯科作大使。因为苏联政府严禁人民与外国人来往，在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过从甚密。英法两国武官都认为，苏联军人不够勇敢。蒋先生此行的见闻，更印证了他1934年考察苏联的印象：关于工人的训练，“一定是幼稚的工人受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宣传的杰作，这是一种可笑的阶级意识”，他并观察到，苏联的恐怖气氛更加浓重了，工业化运动导致人民生活水准的降低，而军人的吃、穿、住都比较好。
联系到束星北对苏联糟糕的印象，以及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和安德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苏联从建立伊始，宣传工作就做得很好吧。

蒋先生曾代表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唐德刚在论及胡适时说：“之前那代留学生，英语讲得都不够地道，笔者就听过蒋廷黻先生在联大的发言，乖乖，那一口宝庆英语……”。另据报载，1950年11月，我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大关于“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当时，蒋介石集团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听完“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的发言，我国团长伍修权义正辞严：“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根本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结果，“蒋廷黻狼狈不堪”。

他叫束星北，是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不应被忘记的人。

他早年求学欧美，师从惠特克、达尔文、爱丁顿，给爱因斯坦写信讨教过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问题。

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任教，被公认为最杰出活跃的代表：秉性出众，智慧超群，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多年以后，李政道在信中说：“我物理学的基础，都是在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玻尔来中国，见到他，之后回复中国学生关于留学咨询的信件，总是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那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新政权建立了，束星北来到山东大学。1944年带领学生参与中国研制第一台雷达的他，感觉到了压力：学生徐名冠被“镇反”了，曾经为此呼吁的人纷纷刹车，只有束星北在抗拒。

三反中，有人揪住苏步青在抗战后归还受托管理的浙大财物时，拉下了几条长凳（其实打过招呼）的事情，要做文章。束星北闻听此言，直接闯入节约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质问：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什么东西。说完把主任从凳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打得对方口鼻蹿血，摔出去好几米远。

新山大（系老山大与新政权的华东大学合并而来）的校长华岗，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但也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受到礼遇的束星北，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华岗“用马列主义统摄一切”、“指导科学”的观点。在一次“大课”上，华岗不点名批判了束星北，强调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束星北站起来大喊“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

对束星北来说，华岗是个好人，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而对华岗来说，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是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好人的。

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开始了。针对50年的全面苏化，束星北当然有意见：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科学杂志一本也没有。他积累了多年学识的教科书，也被高教部找人翻译的苏联教材所替代。更要命的，是他当堂折了助教、根正苗红的干部苗子李哲明的面子。李哲明任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之后，学生忙于与束星北划清界限，他的“队伍”被瓦解了，他的课堂空旷了。他对学生的告诫“政治敷衍过去就行，要好好读书”，也成了他“放毒”的证据。
束星北被孤立了。

下一波，是1954年的“肃反”。当时，他的老友竹可桢、王淦昌为了保护他，专提请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行政上属中科院），而刚刚离开物理系的束星北，也正在气象学领域搞出了一点名堂。肃反来了，还是因为雷达的事情，他被列为重点，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卫兵”，气象学研究室也夭折了。

接着1956年的“苏东波”，1957年，太上皇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刚刚收到党委“道歉”的束星北，发出了远远不同于一般人的声音：他已经意识到，缺乏法制精神，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许再广大人民群众中养成认识法律依靠法律捍卫法律的习惯和意识。
在巧夺天工的“阳谋”面前，这样的言论，会得到怎样的下场，是不言自明的。
他的大儿子，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锦州航空部队做教官，却因为父亲的问题，被“黑”了下来：没有工作，没有编制，只能回家当无业游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党又发明了“家庭和组织联手配合帮助‘改造’”的法宝。
面对这一切，束星北妥协了，“几千字的‘认罪书’，写了撕，撕了写，不知道耗费了他多少个晚上。”

作为右派分子，他被分配到月子口水库。那是“大跃进”年代，全国疯狂上马的无数水库中，为数不多的优质工程。面对今天已经成为一处景点的水库，人们只能知道，它修建于1958年，建设者是1800名右派，和10000名淮北监狱的犯人（系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
在月子口，“摘帽”的美好前景，引诱着大家——“互相攻击、检举、揭发、出卖等等，成为了自觉”。
也正是在月子口，束星北感觉到了无力、挫败和苍白：物理学，科学，还有那些技术，有什么用呢？早年间的“高高在上”，“靠本事吃饭”的怡然，原来不过是一种虚妄，你连简单的活计都做不好，拖不动小车，扛不起巨石，举不起大锤……喝劳动人民的血汗，吃剥削阶级的残余，却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在月子口的一位“右派”后来说：“月子口似乎对束星北的脉搏把握的非常准，他们似乎本能地知道，技术是束星北的命穴，死死掐住这点不放松，他就不能借技术改造来逃避劳动改造或立场的转变……不过队长还是给了他一次技术改造的机会，那一次，工地断电了，队长派他去检修线路，可是他爬不了电线杆……以后很长时间里，很多地方都拿他做例子，说大教授连个电线都不会接，如何如何”

月子口完工了，束星北回到青岛，被安排到医学院。他已经不复是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的先生，憔悴、浮肿、目光散淡，拄着拐杖，像个泥人。他像个机器人，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比新买的还要干净。
医学院进口了一台丹麦“皇帝”脑电图机，当时属于世界医疗器械最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不料，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搁置了两年。院长张立文力排众议，让束星北来修理——他在脑电图室弄了张行军床，吃住都在里面，把机器大卸八块，找到问题，换好零件，再重新装好。“嗡”的一声，机器起死回生了。

从此，他的“修理技能”名身大噪，一些医院纷纷慕名而来，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电子兴奋器、胃镜、比色表，甚至鼓风机、变压器、锅炉、水塔等等，都在他的修理范围内，学院也减免了他打扫厕所的任务，束星北要考虑怎样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写社会主义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普及性物理学、电工学丛书了”。而他内心深处渴望的“摘帽”，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据说，是“主管部门”认为他的立场还是有问题。
不过，束星北终于“变”了，在文革中，他塑造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形象：风趣、大度、中交，人们乐于与他下棋、打牌、喝酒、谈私事。在经济上打击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束星北的日子并不太窘迫，这让他的子女都感到吃惊。

但是他内心的向往，是无法泯灭的。1971年元月的头一天，女儿去看他，远远见到校门口，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扫雪。他的身后，扫出一条长长的路，路两边的雪地上，却是他用扫帚写就的，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看到父亲摇摇晃晃的后背和蓬乱的脑袋，我的泪忽然止不住了。父亲抱着他的外孙只顾在前面走，也不说话，我在后面哭了一路。”

1972年，他的学生，李政道访问了中国。在会见中，周恩来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譬如介绍些海外才学之士。李政道则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断层”，不是因为没有人才和教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巨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并希望安排一见。
然而“核心小组”是不容许他们见面的——束星北进京，无论如何不可以，甚至出本市都不行。让李政道来青岛，更是无门——谁知道他到时候会说什么话，再说，束星北家那么破，那么穷，李政道看了会作什么感想！
最终，核心小组决定以身体原因为由，帮束星北推掉了这次会见。

从此师生两分隔，永无见面机会了。
1974年，束星北终于被“摘帽”，1978年，他回到了讲台上，教授四十年前，他在浙江大学的内容。
他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长期以来，“不能做事是他心中最大的痛楚”，他要与时间赛跑。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束星北孑然一身，仅以一台计算机（国家拨款100万元他分文未取），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计算任务，在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然而，他的身体已经在摧残中垮掉了，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把已经千疮百孔的束星北击倒了。生前嘱托要捐献的遗体，因为领导班子的“大换血”，在太平间搁置了半年，腐烂不堪，最后草草埋在篮球场的边的双杠下。

这就是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束星北的卷宗，厚厚的八大卷，记录了束星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正是靠着这些卷宗，刘海军先生能全面、立体地为我们复现束星北的生命历程。
更让我吃惊的是，书中收录的各种材料：思想汇报、下级的请示、上级的批示，尤其是各种类型的检举揭发信，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一直很好奇，写下这些信的人，当时、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或许，答案不会有什么新奇罢。
月子口的某位右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二中队的几个小组到农场（机关大队资办）劳动，列队回来，这边刚宣布解散，那边又列队集合。队长和指导员叫出一个队员端着杠子，要我们每个人漱漱口，然后将漱口水突到几个盛满水的脸盆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的时候，手脚立刻寒澈如冰而血液如沸直逼头心。原来是有人告发我们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指导员也不询问证实，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捉贼。人们对这样有辱人格的做法当然不满，确实敢怒不敢言。因为先头有两个人稍一表示出抗拒，就被自己的队友扭住胳膊往里盆里摁。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我来到队长面前对他说，我没有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说，这样可以证明你自己。我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而不是这样残酷的方式。队长却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这时候，指导员也过来指责我：你要是心里没鬼，还怕接受检查吗？我说，我的良心可以证明我没有偷。指导员说，你的良心要是没有问题，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开始抗议，我说，我是人，人是有尊严的。指导员一听我说尊严就笑了。他说，我告诉你，月子口没有尊严。队长也跟着喊起来：对，月子口没有尊严。
通过这事，我明白了，我所以总是抵触的症结在哪里。

第一段，引自第289页

Yurii按：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觉得下面些话似曾相识呢？（唐德刚对本句亦有贡献）

希特勒派去接管工会和建立德国劳工阵线的科隆纳粹党头子，嗜酒如命的罗伯特·莱伊博士，他在第一次宣言中说：
工人们，你们的组织对我们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是神圣的！我本人是个贫民的儿子，知道贫困的滋味……我知道无形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怎么一回事。工人们！我向你们起誓，我们不仅将保持现有的一切，而且要进一步保护工人，扩大你们的权利！

第二段，引自第351页

Yurii按：这是作者威廉·夏伊勒的评述

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极权国家，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广播和电视啊。我与大多数德国人不同，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送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而且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尽管如此，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时间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旁听党的集会。我惊奇而且往往是震惊地发现，尽管我有许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和歪曲的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没有在极权国家里生活过多年的人，无法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德国家庭，或者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嘴里，听到最横蛮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那些荒唐意见。有时候我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像要说说自己的意见，这时他们就会露出极为怀疑的眼色，深为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在他眼里，世界就是希特勒和戈培尔颠倒乾坤混淆黑白所说的那样。

王小波的杂文《百姓、洋人、官》里，有一段是这样的：

最近有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发了些议论。我草草翻了一下，没怎么看进去。现在对这本书有些评论，大多认为书的内容有些偏激。还有人肯定这本书，说是它的意义在于老百姓终于可以说外国人，地位因此提高了。可能我在胡猜，但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三重的误会。其一，看到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讲道理，就觉得政府在怕洋人——不讲理的人常会有这种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二，看到海外的评论注意到了这本书，觉得洋人怕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一惊一乍，一本书有什么可怕的呢？其三，以为洋人怕了这本百姓写的书，官又怕洋人，结果就是官也怕了百姓了，老百姓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这是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隔物传功之法。这其一和其二无须我再说，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而且很没意思。其三则完全是小说家的题目，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扯淡，因为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还是怕官，这一点毫无改变。

这里头“无须再说”的道理，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国人讲过，而且更全面，更准确：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所以处之如何，总之为祸而已！

说这话的人，就是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近日读郭氏传记，唏嘘不已，每每感慨于他对世界的洞见和把握，远远超出同时代人——仅举两例：嵩焘出使英国，时左宗棠出师喀什噶尔，而英国意欲干涉，郭氏援引《万国公法》，有理有节，严正抗议，是以英国外相德尔比复嵩焘函同时，咨英驻京代办傅磊斯，促谨慎行事，勿逾越“友善之建议”；嵩焘至伦敦不久，即与使馆人员约法五章：戒吸烟，戒赌，戒嫖，戒出外游荡，戒口角喧嚷——李中堂（鸿章）访问美国，在船舱内（尤其有女士在场）公开吞云吐雾，还需由翻译解释说“在中国，这样做是礼貌的”（参见《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相比之下，郭嵩焘对时局的把握，确实远远超出洋务诸公。

汪荣祖先生的这本书，名为《走向世界的挫折》，是因为郭嵩焘的种种洞见和建议，超越时代，为主流所不容，他个人一生历经的挫折，实为中国走向世界之“挫折”；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王小波的小说，回顾郭嵩焘当年所议，目睹我国之现状，难免心生疑虑：“以理折冲”的道理，还要讲多久，才能明白？这样的挫折，何时是尽头？

《银元时代生活史》，和菜头推荐，陈存仁老先生的回忆录，记述了民国时代上海生活的点点滴滴；《青春、北大》，高华教授开列的关于中国当代史的15本书之一，胡伯威先生的回忆录，上篇《火红的青春》，描写了作者年轻时代在上海的成长经历。两位作者，年龄大致差30年，两本书对比阅读，颇有趣味。

陈存仁念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医术师从丁甘仁、丁仲英，国文师从姚公鹤、章太炎（当然，除了请教学问，还必须上下服务）；胡伯威念的清心中学（由基督教长老会创办）、上海中学，接触到的似乎多是中学教员；
陈存仁的老师，除了教授专业知识之外，还会告诉他“一、择业要想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力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二、一个人不可以懒，一懒百事休，“勤”要勤到与众不同的勤力，触类旁通，必然出人头地。钱财一定要追求不息，但是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的……”，这些教诲“教人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站直了生活”（和菜头语）；胡伯威的学校也会请“上海某大学的名教授刘佛年”来讲授“社会发展史”，让学生懂得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给人类画出一幅壮丽美好的前景”，老师也会与学生谈天，但内容多是“奉献”、“正确”和“进步”；
陈存仁的年代，他接触到三教九流的人：章太炎、杜月笙、张啸林、于右任……与各种人相处，有理有节，毫无“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决绝；胡伯威的年代，所有的人似乎都被归纳入统一的光谱：一端是“先进”，一端是“落后”，“划清界限”、“改造落后”、“站稳阶级立场”、“大义灭亲”就是自然而然的结论；
陈存仁的年代，消息来源主要是报纸，于右任寻访多年前对自己有恩的风尘女子的事情，被报道出来，坊间津津乐道（于右老虽有不快，也不会发作）；胡伯威的年代，消息主要来自“传达”，“里弄居民代表多次开大会”，“报告工作、读文件，开得热闹得很”；
陈存仁的年代，汪精卫希望取缔中医的消息一出，中医各界群情激愤，大家协商共谋，周密策划，以五位代表去南京请愿，阻止了此事；胡伯威的年代，“请愿”是 “表决心”、“表拥护”的手段，遇到自己无法理解，或于自己不利的形势，长辈的教诲则是“要坚定信念，正确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革命群众运动”；
陈存仁的年代，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多是有名流，德高望重的前辈；胡伯威的年代，则多半是涉世未深、干劲十足的青年，或者党的干部；
陈存仁的年代，纵使上海沦陷、汪精卫落水，普通人的生活，大抵仍然保持自己的轨道——日本人来了，便躲到租界去，甚至日本对英美宣战以后，也不敢对上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胡伯威的年代，运动成了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主题，接续而来，无休无止，所有人，都卷入其中，同事之间“突然变脸”的记录，并不罕见；
陈存仁的年代，洋房、花园里住的，多是有钱人、外国人、权贵；胡伯威的年代，换成了“党政机关、团体和高干”；
陈存仁的年代，房产出租，契约上定的什么价格，就忠实执行，上海沦陷以后，物价飞涨，房东仍然只能按原来的数目收租，入不敷出；胡伯威的年代，翻脸不认人、划清界限，似乎成了普遍的选择；
……

这样的对比，不胜枚举，虽有粗陋之嫌，然而管中窥豹，终究可见一斑，甚至可以追根溯源，发见我们成长经历中某些烙印的源头和演变。
歌德说，一个人不学习一门外语，就不会真正理解自己的母语。这个道理其实可以推而广之，如和菜头所言：

宁财神推荐这本书给我，说是要让我看看平实的文字，以及旧中国人的尊严。我看了以后，的确感受到了这两点。虽然只是几十年间的事情，但是那时候的中国人远比今天的狼崽仔们可爱。有一种很老派的气度和风华，让人觉得心里无限亲近。不似今天这样张扬、蛮霸，而是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受。今天的中国人一派挥斥方遒的气概，有王道霸道之气，却根本不如前人那么从容，温和。若不是战乱连绵，那个时代真是让人向往。我惊异于一点：怎么看都觉得当时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是全然的两类。若把它们置于等同的时空，大概除了发肤的颜色类似之外，整个精神和气质都彼此完全不同。

囫囵吞枣地，看完了Strangers to Ourselves。之前没有太多的积累（对心理学的了解基本来自于大学时学过的教育心理学），细节肯定照顾不到，不过也因为对什么都新鲜，也留了个大致的印象。

书中实用性的技巧讲解不多，更多的是通过试验和现象的分析，讲解潜意识的特性、表现、与意识的关系和作用规律。读过此书，能稍微了解，日常生活中，什么时候潜意识在发生作用，什么时候意识在发生作用，二者之间大致是怎样的关系。实用点的知识，大概就是怎样调整自己的情绪，怎样判断自己的感觉是否准确，是否受了其它不相干因素的影响（当然了，这样的判断也只能做个大致的参考，况且还有许多约束条件）。

最后一段很有点意思，摘抄在这里（实际上这段话让我想起另一本书，《影响力》）：

If we are unhappy with our self-views, there are things we can do to change both our story and our adaptive unconscious. It is not easy, and not many of us have the talent and fortitude of novelists such as Marcia Muller and Sue Grafton, who forged themselves into the image of heroines they created in novels. Little steps can lead to big changes, however, and all of us have the ability to act more like the person we want to be.

F.A.哈耶克一直很鄙夷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也就是一切都要以理性来审视，一切都要以理性来裁量的做法，因为哈耶克认为（并证明了），人类文明中的许多东西，是“理性不及的”。
我赞同哈耶克的看法，“理性不及”确实存在，譬如潜意识（Unconscious），就是如此。

Timothy D. Wilson的Strangers to Ourselves: Discovering the Adaptive Unconscious，就是详细讲述潜意识的书：潜意识虽然无法用理性来分析，但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帮我们发现和过滤各种信息，整理我们的感觉，解读各种符号和意义，做出评估和决策——进而，影响我们的理性生活。也正是因为潜意识发挥着这些作用，我们不能凭借理性的内省（introspection）来对待潜意识，更可行的办法，似乎是潜意识的作用结果——外部行为，来观察和感知发生作用的种种潜意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运用潜意识，安排自己的生活。本书值得一读，此其一。

而且，好的作者，往往能够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读者不需要刻意的梳理，就可以很自然地接受，而Timothy D. Wilson无疑具备这种特性（我甚至都怀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是否就运用了关于潜意识的若干原理和规律）。本书值得一读，此其二。

另外要提到的一点是，书中的各个论点，大都有心理学试验的结果作为支持——这些精心准备的试验，本身就很值得玩味。本书值得一读，此其三。

总的来说，这是本值得一读，而又妙趣无穷的书。

对唐德刚的最初印象，来自《一寸河山一寸血》，屏幕下方的介绍是“唐德刚 历史学家”：古稀老者，西装革履，精神矍铄，满面笑容地对着镜头说“所以我说老总统啊，老总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片中采访的人物太多，不过这个“历史学家”说的话，倒是与众不同，这就是我的最初印象。

后来慢慢知道，原来老人家来头还真不小，哥大哲学博士，胡适先生的弟子。但是，究竟写过什么著作，还是不清楚。

再后来，大陆有他的书出版了：《袁氏当国》、《史学与红学》……，古朴风格的装帧，名字却这么“古怪”，售价也不菲（至少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就没留意。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那本著名的《晚清七十年》，稍稍翻了几页，爱不释手，那种纵横捭阖、流畅洒脱，却又不乏深刻的中文文笔，是之前未曾遇见过的。

上周从国图借了《胡适口述自传》，两天看完，忽然有些怪异——感觉唐德刚的注释比胡适的自述更加有意思，视野更开阔，评论更客观，看问题也更有深度。天哪，难道是我读错了？直到上网搜了搜，才发现，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自唐德剛的《胡適口述自傳》問世以來，他為此書每一章寫的「註釋」，產生「買櫝還珠」的奇特現象，傳與註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甚至有人認為，就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而言，註釋部分的份量還遠遠在傳文之上。

这次借来《书缘与人缘》，自序里有一段，印象深刻：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
所言非虚。

P.S.
历史迷唐德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上）
历史迷唐德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
历史迷唐德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