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写写


间谍之桥

斯皮尔伯格2015年拍摄的《间谍之桥》的题材堪称“美国主旋律”,电影本身没有太多惊喜但精致完整。本来它或许只能算一部“扎实”的作品,但是认真以冷战为题材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这部电影是相当值得一看的。

长期以来我对冷战史都比较感兴趣(理由在最后说),虽然远远谈不上“了解”,还是犹豫要不要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看法。恰好上周五(2月26日)《晓松奇谈》里高晓松也讲到了这部电影,他的观点和我的类似,电影本身没有太多好谈的,历史却是相当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借机谈谈冷战,权当一个冷战票友的调侃,大家但听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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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完了杨奎松先生所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感慨良多。

杨奎松先生这本书,详细考察的是1949年前后,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后的遭遇。今天的读者大概不熟悉这几个名字了,但是在当年,张、王、潘无一不是社会上影响巨大的知识分子,无一不是主动选择留在大陆陪伴新政权,无一不是落得凄惨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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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跟我说:“上次你推荐的《信息简史》和《知识的边界》两本书,我觉得很不错。”

这条消息让我比较差异,首先我并没有“推荐”过这两本书,只是在公众号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其次此人学历不高,是个生意人,经常生意忙得不可开交。就这样一位朋友,竟然会在一个周末的早上告诉你,他读完了你提到过的《信息简史》和《知识的边界》。而且我知道,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聊很多有关的话题,就像之前夜里一边飞驶在沪杭高速上,一边聊科斯定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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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秘密》是最近一位读者朋友向我推荐的(这就是写作的好处,所以我说《写作是一种高质量的社交方式》)。很奇怪,这本并不诞生在互联网时代,也不研究互联网的书籍,却能加深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丰富我们对互联网的想象。

纵观全书,作者希望解答的关键问题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人民也拥有大量的资源甚至资产,却谈不上富裕,反而深陷贫困呢?有人说这是历史的问题,有人说这是文化的问题,有人说这是企业家精神的问题。但是《资本的秘密》的作者认为,这是资本的问题。资源、资产,都不等于资本,资本必须要“具有某种增值的经济潜能”,并且这种潜能必须能够释放出来。否则,再丰富的资源,再珍贵的资产,都不算资本。要释放资本的经济潜能,就必须确定资本的所有权——这是一整套制度和安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纸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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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简史》是去年我读过的印象最深的书。

这本书的开头讲了一个小故事:当年香农面对着飞快发展的电话网络,他忽然想到,这些电话线上每天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应该如何衡量?结果大家都知道,香农提出了三大定理,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而《信息简史》所描绘的,正是人类历史中信息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人类对信息的认识和运用:从最早的语言和文字的出现,到印刷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出现,一直到信息科技的最新进展。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很多时候人类所需要的只是信息本身,实物不过是载体——比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到底存在在什么地方呢?显然它既不在乐谱上,也不在演奏现场。可是,在漫长的历史里,信息都必须而且也只能依附实物存在,真正独立开来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倒回去二三十年,很难想象我们能用“字节”为单位,统一衡量音乐、图像、视频、文字等等各种信息。《信息简史》的书末还提到了一种让人震惊的假设:信息(尤其是DNA信息)是力争永恒存在的主体,我们无非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而已。

虽然我之前也做过很多与“信息化”有关的工作,但从没有像《信息简史》那样,单纯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可以说,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重塑了我关于信息和世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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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到自己发现的两大趋势:第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地采用“同步”(电话)的方式,而更多采用“异步”(邮件、短信等,当时还没有微信);第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实名上网”,不一定用自己的真名,但是希望在网络上建立通行的“身份”。当时我也好奇: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还会发生哪些变化?

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这些变化都只是表象,实质其实都是互联。因为联接更加方便可靠,所以我们的生活随时会被各种因素所“打断”,产生无数碎片,所以大家不再偏爱需要独占时间的同步沟通;因为众多网站的数据互相打通,为了享受好的服务,用户才需要统一的身份,需要累积各处的信誉来支撑,所以大家才愿意“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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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经验告诉我,读书不但要看书的内容,还需要留意作者、流派等等一系列信息,这样才能获得更丰富的认知。《社会性动物》《绝非偶然》已经让我受益匪浅,所以看到《错不在我》的作者是阿伦森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事实证明,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

“错不在我”,这是工作生活中经常听到的说法,几乎人人都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许多时候,明明“错在我”,大家还是要说“错不在我”,比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明明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小布什仍然认为“错不在我”;再比如基辛格面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罪指控,也会说“一定有别人出错了”。阿伦森的《错不在我》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这种现象,并给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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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善用

 

IT人才难以管理,这恐怕是众所周知的世界性难题。我遇到过的一位公司老板就说:IT嘛,去招50个实习生来当码农,一个礼拜不睡觉,系统就做出来了。虽然这话看起来比较极端,也反映出大家面对IT人才管理的困境。因为没有明确的、通用的办法,所以干脆“釜底抽薪”,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应付——要知道,这位老板对其它部门的管理可不是这种样子的。

IT人才管理的历史可能相对短暂,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少探索。我先后读过《最后期限》、《人月神话》、《门后的秘密》、《软件人才管理的艺术》,都涉及到IT人才的管理,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但读过之后,总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遗憾。在IT行业的各个技术领域,基本都有“经典教科书”存在,能让人一览全貌,并且会提供若干实用的操作指引。唯独在IT人才管理方面,各本书籍多是侧重某个方面的管理,或某种具体类型的案例,因此难以在管理者内心建立完整统一的图谱,结果就是各个方面参差不齐,注意到的方面做得不错,注意不到的方面则形成明显短板。

出于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这本《知人善用》,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希望推荐给大家阅读。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Managing the Unmanageable,意思是“管理那些没法管的家伙”。在作者看来,IT人才之所以“没法管”,完全是因为“不得法”。换句话说,IT是工作高度抽象化的纯脑力劳动工作,但实际执行起来又非常像传统的手艺活,这种张驰不但提高了管理的难度,它所形成的特定文化更是让管理难上加难。所以,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提供了一整套的建议、工具、技巧,希望能帮助读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得法”地管理IT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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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经济学帝国主义”颇为流行的时候,网络上一些“经济学票友”在四处“叫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吗?说起来,似乎真没有什么经济学不能解释的事情。我还记得一个典型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讲道德,比如路上见到他人跌倒要扶起来?答案是:如果我们都不去扶跌倒的人,那么人人出门都必须全副武装以防止跌伤,相对这种代价,我们“理性”选择了代价更小的互助模式,这就是道德。这个解释说得通,但总让人觉得别扭,我们真的比较过“全副武装出门”的选项,然后才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吗?如果道德是经济理性的选择结果,为什么很多经济学票友又要忽略甚至否定道德呢?

别扭归别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很多解释终究还无法辩驳,其经典套路是:界定某物的所有权,然后拿到市场上出价,价高者得,这样资源就得到了最有效利用。既然资源是有限的,需求是无限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各种资源都拿来标价出售,既提高了效率,还避免了道德困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又经常看到人们对“市场化”行为有各种非议甚至抵制,许多现象似乎不是简单的“不懂市场”就可以解释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读完了在哈佛开设著名的“公正”课程的桑德尔教授的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获得了一些新鲜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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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弄不清春秋和战国的关系,前些年看了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深深记住了一点:就激烈程度而言,战国一年,可相当于春秋十年。今天看来,这个比喻,也很适用于《大江东去》和《民企江湖》。

《大江东去》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前20年,三位不同出身的主人公成长的经历。《民企江湖》所描写的是留德归来、继承父业投身机械制造业的柳钧的创业过程。在《大江东去》里,旧的制度束缚正在逐渐解开,民间的活力正逐步释放,而到了《民企江湖》,旧的体制已经基本解体,新的体制却迟迟未能建立,加之深层次的、顽固的矛盾并未解除,官方的说法是“改革进入深水期”。这种环境下,芸芸众生只能就在丛林中搏杀。同时《民企江湖》的主人公柳钧换成了留德归来的机械博士,家境富裕、逻辑严谨、循规蹈矩的工科生,习惯了在契约精神下行事,回到国内仍然希望通过“重视研发、重视核心技术、保护知识产权”的路子把企业做好,却碰得头破血流。比如创业之初,就遇到协作工厂抄袭自己研究成果的“卑劣行径”,申请的专利,签订的合约,“竟然”毫无约束力。一怒之下将对方告上法庭,法院刚受理,税务局就来电话要查帐,最终不得不自行撤诉,还必须出点血,因为不能薄了税务“无功而返”的面子。最终柳钧只能拿专利约束外方的采购,让对手外贸生意流产的代价却是被打断一根手指。在《民企江湖》里,这样“无关本业”的麻烦从采购、销售、人事、银行、资本等各个方面涌现出来,辅之以大家熟悉的人民币升值、楼市初启、股市暴涨、民间借贷发展等等社会热点事件,如同密集的鼓点时时震动读者的内心。

文艺评论有云,平庸的作品只反映生活的部分,伟大的作品反映生活的全部。《大江东去》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它虽然关注的是个人的成长,却不忘全景式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民企江湖》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花费了更多笔墨描写“江湖”——虽然柳钧创办的只是机械制造企业,但读者能看到的觉不限于狭隘的机械制造,有他的好友、一心从商的钱宏明来“踩点”各种生意,有他的妻子、银行工作的崔冰冰来“讲解”放贷、融资各种手段…… 《民企江湖》俨然是个小社会、万花筒。并且作者匠心独具,如果主人公柳钧仍是从底层拼搏上来的“土鳖”,难免落入俗套,而且“丛林”中的怪诞和无奈都无从体现。而“海归”柳钧出场时的惯性,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积累通行的规矩使然,在国内实践起来却处处碰壁,不得不服软,“不讲规矩才是自由”。这种处处涌现出的强烈对比,无疑给了读者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最终,柳钧在煎熬中解开个个心结,练就种种手段,一路搏杀出来。可以说,他所面对的对抗,恰恰是“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冲突,他所经历的煎熬,也折射出当代民营企业家的尴尬境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于普通“就事论事”的文艺作品,《民企江湖》中的主人公柳钧在自己的思索和与朋友的交流中,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的症结,比如工伤事故之所以处理棘手,之所以会弄到沸反盈天,完全是政府责任缺位所致。在许多问题上,政府的立场不是制定和维护公平的规则,而是争取自己的利益,推脱自己的责任。新劳动法看似保护工人的权益,出血的却是老板,调和劳资关系是好事,但应该由工会来处理,政府包办完全是越权错位…… 由工科出身、逻辑严密、喜欢较真的柳钧得出这样的结论,既自然又巧妙,也可以给不少“习以为常”的读者提供全面的启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民企江湖》与《大江东去》真是血脉相通的。

回想起来,看《大江东去》还是在2009年,对许多内容只能作壁上观,谈感受尚且有点“子在川上曰”的超脱。到了看《民企江湖》时,已经作为技术负责人亲身经历了草根民企的成长经历,营业额两年内暴涨二十倍,意想不到的问题曾出不穷,许多时候对原则的坚持不得不妥协于业绩的压力,因此阅读《民企江湖》也更有感触。而且与柳钧同样是技术出身,我也坚信技术有自己的价值和规律,最终必然要走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康庄大道上来,这不是“西方道路”,而是西方人先于我们探索出来的道路。然而如何走上这条路,却是我们必须解答的问题。去年交流中有朋友问我,既然翻译了《程序员的职业素养》,如何看待书中列出的规范与现实的差异,我只能据实地回答,我也在摸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按照历史,春秋战国的大乱之后,天下终于统一。我也希望,《大江东去》和《民企江湖》所展现的春秋战国能早日规范起来。乱世虽然足够刺激,却更适合遥想和怀念,天下太平,才真正适合普罗大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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