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曾说：“生活就是解决问题”。确实，在生活中，我们时时、处处都在解决问题——吃饭问题、睡觉问题、学习问题、工作问题……于是，“解决问题”本身也成了需要解决并且极有价值的问题。迪特里希·德尔纳的《失败的逻辑》，就是论述“如何解决问题”的一本小书；这本书虽薄，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详细介绍了解决问题的通用步骤，以下结合我的个人经验来谈谈。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认识问题。这一步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认为是多此一举，因为“问题就摆在那里”，所以许多人上来就跳过这一步，直接动手解决，结果大都收效不佳；究其原因，往往忽略了认识问题。比如听到有人说“要求更高的生活质量”，首先应该提问，“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是交通状况更好，还是娱乐设施更多，还是商业更繁荣，学校更普及？到现在为止，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唯一清楚的是，现状不尽如人意。这时候要做的，是在了解清楚情况的基础上明确地设定一个目标。这道理看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并非如此，许多人并不愿意去寻找真正的答案，反而相对随意地“找”了一个目标：面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要求，有些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教育资源不够，所以花大力气整顿教育——其实，这么做的人并没有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依照自己的能力，解决了自己最熟悉、最顺手的问题，并且“以为”这就是真正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第二步，是认清问题。认清问题与认识问题的区别在于，认识问题只是准确地看到一个点，认清问题是从这个点发散开去，联系到更全面、更深刻的内容。比如某人挨了老板的骂，心里不爽，于是他很清楚问题是“心里不爽”，第一步已经做到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找朋友出去大吃一顿，排遣郁闷；也可以好好反思一下，到底为什么挨老板的骂，想通了也就舒坦了。两种办法，都可以解决“心里不爽”的问题，长期的效果却大不相同。还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解决问题，只解决一个点上的问题，很可能导致其它方面的问题，因为许多因素是此消彼长的——比如为了解决旱灾或者发展需要，大量抽取地下水，初看是保证了用水，但这样做下去，会导致地表沉降等一系列其它问题。所以，仅仅认识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发散、联系四方，认清问题。

解决问题的第三步，是了解信息，制定计划，也就是找到可行的、抵达目标的路径，并将它拆分为若干小部分。在这一步，我们并不能保证自己面对的都是已经已经解决过的问题，可以拿出胸有成竹的方案，所以抽象思维能力非常重要——所谓抽象，就是把具体的问题提升到比较模糊但是通用的形态，经由此关联到已有的知识。一个人或许没有制造手表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制造手表，但他在卷烟厂工作过，所以知道需要原料，按照一定的工序，还需要工人和能量。看来，制造手表也需要采购原料，按照一定的工序组装，并且需要有专业经验的人，并且需要能源支持。在这个例子里，他通过抽象，将手表制作提炼到“原料、工序、人员、能源”的形态，嫁接上了自己之前的经验。

解决问题的第四步，是估量时间序列。一般认为，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所以我们对于空间问题，往往有强烈的直觉；然而，时间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们经常忽略时间结构，即便在时间方面进行了考虑，直觉也非常有限。多个实验和大量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人的直觉，在估量时间序列时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即便我们知道疾病的发病率，还是会低估感染者的人数，即便我们知道复利的利率，还是不愿意存钱，因为觉得收益太少。准确地说，普通人往往根据线性模型来进行时间推演，专业人员则清楚，增长函数有宽得多的范围，所以他们往往能选择最合适的函数模型，而不是盲目地根据“感觉”或“直觉”来做判断，所以能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和规划。

或许有人说，这样做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把事情“机械化”到这种程度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不这么看，做这种细细的分解，正是为了更有效率、更有效果地解决问题。
《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从他的最高角度来看，不是由大同小异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而是由需要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战争不像长满庄稼的田地，收割时不需要考虑每颗作物的形状；战争更像长满大树的土地，在砍伐每一颗树时，都需要注意到它的形状和方向”。同样，每天我们都需要解决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各不相同，解法也不能千篇一律。如果非要有什么“以不变应万变”的秘诀，只能是针对每个问题，都能做到认识问题、认清问题、制定规划、估量时间序列这写步骤，并把它们养成习惯，内化到每一次行动当中，才可以做到有所针对地“砍伐大树”而不是简单机械地“收割庄稼”，真正解决“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已经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收割庄稼”的工作，这时候，能够“砍伐大树”才最能体现人类的价值。

曾经有个流传甚广的问题：前些年程序员都想去做项目经理，现在都想去做产品经理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到的一个答案是：因为程序员都被产品经理折磨疯了。

这是一个许多人都赞同的答案，而且从此细想开去，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早先的程序员，并不是不会被产品经理折磨，而是几乎根本没有产品经理来折磨。在开发还主要服务于具体问题，以定期发布一版软件为主要形态的阶段，功能的有与无是最大的问题；而在开发深入到生活的细节领域，计算机用来解决各种问题，持续发布成为常态，竞争又日趋激烈的情势下，产品的重要性才日渐凸显出来——我们都习惯了不仔细翻阅说明书，凭直觉使用各种功能，我们也习惯了在系统的各种“提示”下直抵问题的核心。这些便利，很大程度上是赖产品经理所赐。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产品经理，在这种爆发性增长的阶段，鱼龙混杂，难免苦了在一线开发的程序员。与其忍气吞声，不如取而代之，产品经理由是成了许多程序员的选择。

然而就我所见，许多人不是产品经理时苦不堪言，真正坐上了位子却左支右绌，这种例子并不少。究其原因，或许还是经验太过片面，细节计较太多，内心没有棋局。产品经理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属于哪个部门？职责边界在哪里？需要着力培养哪些方面的素质？应当与哪些部门沟通，如何沟通？这些关于产品经理本身问题看似有些“虚”，但若回答不好就去做产品经理，却绝难说是称职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国内已经有不少优秀的产品经理原创作品可以参考，我愿意同时推荐的，是Marty Cagan写的《启示录：打造用户喜爱的产品》。作者是eBay的高级产品经理，在这一领域着力多年，这本书却绝非巨细靡遗的大部头，而是论述产品经理若干核心问题和经验的精当小册子——实际上，我是在火车上花两小时看完的，但深深记住了产品经理职责的三方面：人员，指负责定义和开发产品的团队人员的角色和职责；流程，指探索和开发产品时，反复应用的步骤和成功的实践经验；产品，指富有创意的产品应具有的鲜明特征。

相应的，这本书也分为三个部分，针对每一个方面细致列出若干主题，比如在“人员”部分，就总结了产品经理的职责，与相关职位的差别及边界，产品经理应具备的素质，工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等等。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编排方式，看过Effective C++/Java的人都知道，这种编排方式确实是Effective（有效）的；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这些“务虚的探讨”，还根据经验分析了常见各种选择的优劣，比如将产品团队归入技术部门，往往会埋没于细节之间，归入市场部门，又混淆了产品营销和产品管理的职责；再比如产品经理太听信客户或者太过干涉设计细节，往往容易被“怎么做”迷惑，忽略了“做什么”。如果靠自己提炼这些知识，恐怕得有足够多的经理，吃过足够多的亏，经过足够多的反思；不过有了Marty的书，有志从事产品工作的人，肯定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当然，也正如书名所说，是“启示”而不是“操作手册”，它并没有提供繁复全面的指引。读完第一遍，我收获了很多启示，要完善正确的产品意识，甚至成长为称职的产品经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想，我会时常翻一翻《启示录》，带着经验来看它，是常看常新的。

许多年前，某期《书城》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何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多是宏大而抽象的，摆脱不掉文人和史官的颜色。除去官定的正史，民间的“野史”又大多数由文人骚客作主角，不见普通人的影子。作者的结论是，传统社会民智尚未发达，只有受过教育的文人有意识和能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自然而然，留下的文本有浓重的文人色彩。

如此说来，民智开化之后，此种情况应当大大改观。然而就我所见，情况并非如此。确实，晚清以降直至民国，出现了大量私人记述和回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民国是一幅颜色万千的画面，教科书上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和陈丹青的“赳赳民国”，都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举个例子，“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确推动了许多更加文明的生活习惯，这点可以由冯的自述《我的生活》及其它材料印证，但也有私人回忆提醒我们，冯为了推行“文明”，也一度禁止民众过春节，甚至派人检查、破坏各家的年夜饭…如此种种，抛弃是非对错，却是一种存在，惟赖多样的文本，我们才得认识全貌，而不会以简单一两个词，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然而建国之后，此风大改，虽说扫除了大量文盲，个人的记录和回忆却大大减少了（许多年前齐白石的自述到建国即止，许多年后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是如此），即便出现，也多是知识分子的诉苦篇章。可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并不高，其记忆并不具备十分的代表性，而且一味的悲怆也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不易接受。那么，在空洞虚假的官方叙事，和哀婉反侧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外，情况是怎样的？那些广大的，不甘平凡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必然也有激情，也有冲动，也有智慧……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人的兴趣。

所以，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顺理成章地把握了相当的话语权。在其它人群大多失语的情况下，它真切地描述了青春冲动的种种表现，塑造了许多后人对那段时间的认知——许多年前，我在学校读书时，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来讲座。到提问环节，中文系一名研究生问：文革时期，不应当是孩子们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天堂年代吗？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说的就是这样事情嘛。葛教授的回答是：那部电影反映的，充其量是北京某些特殊群体的孩子的经历，还有大量的事实，是你没有见到，甚至也没有想到的。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同样道理，没有其他的容易接受的声音时，片面重复一千遍，就成了全面。故而，在“文革”有关影像匮乏的情况下，部队大院孩子们无拘无束的经历，在大银幕上一再重现，就取代了其他人群的记忆，甚至模塑了后代人的认知——阶级背景、父母资历、所处城市等等背后的条件，被悉数忘却了，不用担心被抄家、不用担心批斗、也不用担心上山下乡的孩子，千真万确是无忧无虑的。简单化的结论就成了，“文革”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年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怪电影本身（我也很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原因在于其它叙述太少了，在仅有的几类回忆之间，这种记忆最对我们的味口，所以我们的希冀，也自然而然地朝向《阳光》一个方向。可是历史的颜色绝不只寥寥几种，多看一些文本就会知道，除去《阳光》，生活同样可以充满热情，只是不在大院，不在北京，而表现为其它的形态。比如熊景明女士就在回忆她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在香港某次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上，有北京的学者慷慨激昂，说到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内心激荡，感到国家处在大难之中，自己有无限的使命感，熊女士大感意外，因为“同龄的云南人，完全没有对核心政治的参与感”，回顾熊女士的父亲，则更是“顺心性、听良知、追求生活”的人，“而非献身主义的时代青年”。幸好，有熊女士的回忆（《家在云之南》，熊景明 著），我们方才知道，同样身为青年，同样在大变革的年代，同样满怀期望，形式上其实有那么巨大的差异。有赖北京这位学者的回忆，更有赖熊女士的回忆（毕竟，前者更多见），我们才得以真切全面地认识那个年代，也不会简单得到“文革是孩子们的天堂”的结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首都北京、部队大院，或许很吸引人，却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只是因为别样的生活展示太少，所以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而已。

最近我读了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更确认了自己的这种认识。这本书收集了二三十篇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其中占大多数的，是北岛、陈丹青等人的回忆，用不那么正经的词来形容，就是“精神贵族”。他们的经历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诉苦，也不同于官方钦定的描述，他们的叙述是充满理想激情色彩的，他们熟练谈到和提及的，更多是我们耳熟能详，而又高高在上的名字，比如“大小刘麻子”之一英若诚，比如陈伯达的儿子，比如“学部”（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他们的生活多有“往来无白丁”的沙龙和聚会，总之是让人艳羡，也占领了相当话语权的一类表述。

不过艳羡归艳羡，我更喜欢的还是另几种生活，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范迁、蔡翔、邓刚的回忆：范迁当时是在上海印染机械厂，因为会画几笔画，被厂里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因不满官方孔武有力的画法，时常会动脑筋“夹带私货”，尝试一些新鲜的创造，由此也卷入了黑画风波；蔡翔是上海一家铸造厂的工人，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他详细描述了70年代工厂里的各种景象：厂长对工人师傅毕恭毕敬，小姑娘如何把工作服穿得好看，老师傅们又如何讲起评书，“四人帮”就是奸臣，“老干部”则是朝廷的忠良……邓刚的回忆我最喜欢，除去工厂上班，他纯粹是个“山狼海贼”，就是仗着自己身体好，潜入大海捕捉海参鲍鱼等各种海产的能手。因为父亲“有问题”，他到接近30岁还没有对象，着急得上窜下跳四下打听，最后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女孩，并且最终娶到了这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这段叙述流畅而自然，全篇没有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言辞却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描述小尔化之的平常生活：比如他说因为出身不同，自己与女孩的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难”，但“顾不得许多，只能背水一战”，又比如他提到结婚前夜为准备婚宴下海捞海鲜，因为贪心捞得太多，无力游上岸，被巡逻的快艇发现（当时海湾是军管，防止人民偷偷爬上外国货轮），“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

我之所以喜欢这类回忆，因为他们是在官方描述、知识分子苦难史和“精神贵族回忆”之外的另一种生活。虽然这类叙述不常见，但没有空洞的死板，也没有炫华的辞藻，足够真诚；更重要的是，我读过这些故事，就相信了，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阶层差异巨大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中，其实散落着众多不甘平庸，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家伙，他们的生活，或许没有那么深重的苦难，也没有那么耀眼的文化，却保持着自己的韧性和情趣。知识分子、精神贵族，和万千个这类家伙，以及更多其他人的生活，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可信的社会和历史。

而且，这种“完整”的跨度，有时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知青的回忆录里（包括在王小波的文章里），农村生活往往是愚昧而落后的，我也一直有这种印象。但是在《七十年代》中，阎连科提出：“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我觉得很惭愧，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但是之前我却没有想过，真实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面。不能容纳和驾驭这种跨度，只掌握几个简单判断，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成熟。

是的，近年来我越来越认识到，真实的生活，绝难用寥寥几句话、几个词来概括，也不必对着寥寥几类描述暗自哀怜或欣喜（比如认为充满理想的生活只有一种形态，或得意或叹惋）。因为社会和历史乃是由无数个人生活，无数种颜色所构成（你以为“几种”相对“一种”就是全面吗？其实仍然少得可怜）。对那纷繁的颜色了解更多，或许越难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认识却是更深刻、更全面了，对自己的生活也会有信心了：你可以完全淡然面对那些光鲜耀眼的生活，内心摆正的，其实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从来就存在着。

邓刚文章在线阅读：我们兄妹全是“狗崽子”

按：了解历史和文化，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可是，不少人了解异乡的历史文化，往往多过对故乡——对于异乡，他们有更为广阔的视野，更加深刻的认识；而对于故乡的了解，就只囿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了。
我觉得，对于故乡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应当是更具趣味，也更为亲切的——尤其你拥有更多样的视角、更深远的目光之后，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生活过的一切，生活体验就会因为那些背后的积淀，更加丰厚了。
这些年来，我陆续阅读了不少关于湖南历史、民俗、方言、地理方面的作品，于是每次回家，都会有更新鲜更深刻的联想。最近读完了何文辉博士所著《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才知道湖南省竟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宪法的省份，由此也了解了整个立宪自治运动的来龙去脉，掩卷遥想，感慨万千：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原来并非“乱世”；《湖南省宪法》乃是牵动了全国目光的大事，被视为“连省自治”的希望；“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张辉瓒，原来也参与了“三千万湖南人民打跑一个民贼”的大好事；虽说第一次议员选举，投票过程漏洞百出，毕竟有不少平日“高高在上”的人，深入田间地头，对民众笑脸相迎，期望获得一张选票……
以下摘录其中一节，管中窥豹，可发见当时社会的复杂生态。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全书来看。

八·五 长沙《大公报》维权纪实

省宪的实施，不仅为公民推动政府裁撤军队、发展教育等事业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公民团体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法律武器：前文曾提到，《湖南省宪法》最为时人称道之处，是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条款，它不但逐条列举了人民所应有的权利义务，还特别明确了政府权力的界限，以及进行政治表达的制度途径。省宪法公布实施后，各种各样的请愿、罢工、罢课、集会、结社等等，皆无不援省宪条文为依据，理直气壮。而在各种政治表达的渠道中，最常见的是请愿，尤其是向省议会请愿。根据《湖南省议会报告书》的详尽记录，省宪公布后数年间，湖南省议会通过的各类议案中，人民请愿案约占三分之二。请愿者主要是各县议会、民间团体以及公民个人，内容包括请政府豁免田赋、租税；请剿匪施贩、拨款恤灾；请惩办有劣迹的知事、团总、征收官吏和议员；请制止军队驻扎民宅、学校；请制止地方驻军非法抵借田赋、勒索捐税、劫夺团防枪支；请制止警察违法检查、违法阻止公民集会，等等。

虽然作为民意机构的议会，经常扮演为民请命的角色，它本身却并不是一个公正无私不需要被监督的权力机构。议会及其议员完全有可能像政府和政府官员一样，越出自身权力的边界，充当侵犯民权的祸首，发生在1923年春天的省议会咨请政府取缔长沙《大公报》案，便是一例。不过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议会专制的问题，而是《大公报》如何打着省宪的旗帜，别开生面地将一桩“政府查封报馆案”，闹成了“报馆状告政府违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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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行业有句话叫“不要重新发明轮子”，可是现实生活中，“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却不罕见（Thomas Sowell 就说过：“每一代人的出生，都可以看作野蛮对文明的挑战，重要的事情在于及时教化他们”），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两方面：见识太少，不知道有人已经发明了轮子；私心太重，不告诉人家自己发明了轮子。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跟人分享自己的发明，又有人能够参与这种分享，“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了。所以，读到国际象棋大师维茨金的《学习的艺术》，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学习的艺术”原名the art of learning，art翻译成“艺术”虽然无可厚非，但我觉得澄清一下更好：根据Merriam-Webster的解释，art指通过经验、学习和观察获得的技能。维茨金的书要介绍和分享的，就是他关于学习“技艺”的感悟。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玄妙的技巧，而是学习的心态和习惯，就我的经验，如果能通读全书，再加以实践，学习的感觉会更加“明静”。下面谈谈我感受最深的两点。

软区域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完美的计划，按部就班或许可以完成，却免不了要遇到突发事件，扰乱心情，打乱安排，结果整个计划执行的一塌糊涂，外加大堆的抱怨。
对这类问题，维茨金讲了个印度的寓言故事：一个人想步行穿过大陆，但道路布满了荆棘，这时候他有两种选择：铺一条路，征服大自然，或者，准备一双草鞋。
仔细分析起来，第一条路是隐含地将成功建立在“世界惟我独尊”的前提之上，第二条路则是放低姿态，以自己的才智和意志来应对困难——举个读书的例子吧，大家都喜欢在安静的环境看书，如果遇到噪音，第一种办法就是命令噪声源不许发声，第二种办法更像培养自己在噪音下阅读的能力。
无可否认，我们在专注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是进入“硬区域”——紧绷身体、集中精力、不容干扰，如同一段树枝，刚劲，但也枯脆，而努力培养“软区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再枯脆，能够心平气和地柔韧对待（容纳、处理）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数，学会将它们为我所用。
“软区域”之所以重要性，是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培养皿里生活，在真空中执行自己的计划，绝大多数人都没法做到“惟我独尊”，所以，依赖柔韧的“软区域”，反而可能在繁杂的世界中，“容纳”甚至“化用”干扰，向自己的目标前进——当然，培养“软区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锻炼，甚至需要克服本能，不过，你能收获终身受用的本领。

整体理论和渐进理论

“我就是怎样的人”、“我就是合适／不合适做某事”，这样的话我们都不会陌生。小时候说这样的话，可以看成孩子的赌气，大人说这样的话，多半有些无奈，也可以认为是“自我认识更深刻”的结果。但是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发展心理学的领军人物 Carol Dweck 划分了智力的两种模式：整体理论和渐进理论。
整体理论认为，孩子在某方面做得好，乃是他“有天赋”，把成功归结为一中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能力水平，他们把综合智力与技能水平看成一个固定、无法继续演变的“整体”：“我就是怎样的人”，“我就是合适／不合适做某事”，可以看作整体理论的典型表现；
渐进理论，或者叫学习理论，则认为成就更多来自于长期的努力，信奉这种理论的人认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恒常的努力，循序渐进，新手也可能成为大师。
如果Dweck的研究只到这里为止，他肯定当不上“领军人物”了：Dweck继续研究，发现遭遇新的挑战，尤其是初步遭遇挫折时，习惯整体理论的孩子更容易焦躁不安、手足无措（或者说，在无从判断的未知领域面前，缺乏应对的能力），而习惯渐进理论的孩子，更容易用平和的心态对待挫折，找到原因，继续努力（凑巧的是，这里可以看到Dweck实验的另一面）。
总的来看，渐进理论是要优于总体理论的：即便我们不应忽视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自我”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一年前的自我，与当下的自我，将来的自我，必然不可能相同。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渐进理论都更适合认识自我，也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更具体的“我是怎样的人”、“我适合／不适合做某事”的判断；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所谓“学习是终身的事业”，不但知需要不停学习各种知识，学习的过程本身也是可以（而且应当）不断改进的。
所以，抛弃固定的判断、以渐进的眼光看待学习（不要说“我不会”、“我做不到”，而要说“我目前不会”、“我目前做不到”），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自我，也能够不断提高自己学习的效率，也只有这样，学习才不是简单重复的单调劳动，也才能做到维茨金所说的：追求卓越的关键在于，要坚持充满活力、长期的学习过程，不再满足于原地踏步、自甘平庸。

我是非常偶然知道阿耐的：我在抓虾网工作的时候，某天用户反映说一个叫“混水庄园”的blog不更新了，为了验证，我订阅了这个从未听说过的blog。通常，这类问题解决之后我就会退订，如果觉得还有点意思，就“私藏”下来。阿耐的“混水庄园”，就属于我“私藏”的少数。一开始觉得有意思，主要是文章眼光独到：谈论经济总能抓住几个关键地方点评，眼光总高那么一点——最近一次她说到，统计数字当不得真，因为如果把个税起征点调高，就会发现“民众工资普遍上涨，而公司的办公费用等明显下降”。
一开始我喜欢看她的文章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其它方面只知道她是实业家，还写小说在blog上连载，但总觉得她写的小说偏实业，而且连载看起来终究不过瘾，所以总没太多兴趣。去年末今年初，阿耐在blog上说，最新的长篇小说出版了，看下面留言热情洋溢，我终于也有兴趣来看看这部调了那么多人胃口的书，它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大江东去。

名实相符，《大江东去》本身也非常大气，全书从1978年开始，一直写到1998年，在这个阿耐所言“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中，主要描写了三个人的命运：宋运辉，“黑五类”的后代，从小受尽艰辛，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从一家化工企业的三班倒技术员开始，走出大型国企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迷宫，一步步上到国有（当时还叫“国营”）大型工厂负责人的位置；雷东宝，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小雷家当村支书，率先带领小雷家搞分产到户、分包到户，想尽办法摆脱政策束缚，之后创办乡镇企业，成为当地政府扶持的明星；杨巡，典型的“孝子长兄”，当年做小本生意的“小杨馒头”，做个体户、当倒爷、盖市场，历经磨难，最终拥有自己的产业。这三个人，身世、身份各不相同，走的路也截然不同，却都是在磨难面前不肯低头、努力胜出的典型，这是《大江东去》在精神上的大气；
在三位主要人物之外，阿耐还在书中巧妙安排了其他许多典型人物，既有北京下来的县长老徐，也有留洋归来的女金融家，既有忠厚仗义的工人寻建祥，也有毁誉参半的县委书记陈平原，既有勤恳扎实却不乏小算盘的小雷家“四大金刚”，也有浸淫市场多年仍刁钻古怪的王老先生……正是这些身份、背景各异的人物，给了读者丰富多样的阅读收获：一项政策出来，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想如何利用，地方政府又有什么考虑，“洋人”如何评价，普通人是什么看法……所有这些，绝非全知全能的点评，而是各有出处，读来只觉得自然、合理，这是《大江东去》在视野上的大气；
而且对于书中的各位人物，《大江东去》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一视同仁：以往人们提到“倒爷”、“个体户”、“乡镇企业家”之类名词，总有挥之不去的好恶，《大江东去》里虽然还能依稀看到“个体户不可靠”之类简单判断的影子，理解却深入了一层：个体户遭遇了多少白眼，生存条件有多么恶劣，如何被国营企业和官僚玩弄于股掌之间……读者了解这些，即便不会更改之前的判断，却可以丰富认识，加深对他人的理解，这是《大江东去》在价值观上的大气；
以上说了三点大气，不过在我眼里，《大江东去》最大气的一点还是信息量上的大气：阅读全书，如同顺流而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乡镇企业、技改、联营厂、挂靠、红帽子、转制、皮包公司……这一系列在我们生活中闪亮过、却又被渐渐淡忘的概念，以及它们的来龙去脉，一一复现在眼前，原来，我们活生生的经历，早已熔铸进一段恢宏的历史。这种力透纸背的“真实感”，大概与作者阿耐从事实业的经历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可以算作“实业小说”——它没有“文艺小说”中典型的细腻丰富的情感、环境描绘，取而代之的是分量十足的经历和体验，这是“职业作家”绝难理解和把握的，所以小说读来反而更加“抓人”。可以说，信息量上的大气，是《大江东去》最突出的特色所在。

既然喜欢《大江东去》，当然难免把它与类似的作品比较一番。这本书虽然没有宣传炒作，读者的反应，却是相当不错的（除去好评不说，1月刚刚初印，我手上已经却是5月第2次印刷的版本），因为它的年代背景，大家难免要把它与《激荡三十年》和《平凡的世界》相比较：窃议为，《激荡三十年》要做的是编年史，走的是《光荣与梦想》的路子（这点非常明显），它不算小说，所以关注的是各个时代的典型人物，点到为止，《大江东去》胜出在对幕后源流的介绍和关注；而《平凡的世界》“文学味道”更浓厚，关于环境和心理的着墨更多，对切实生活（尤其是左右生活的各种力量）的描述更少，作者的想法更纯朴，价值观也更单纯，它与《大江东去》的异同，或许恰恰是这些年来社会变化的见证。另一方面，与阿耐之前作品（譬如《不得往生》）相比，《大江东去》的视野更开阔，内容也更丰富，如果我们不反对“伟大的作品总是要全面地描绘世界”的说法，《大江东去》的大气就是名符其实的。

如果非要说作品的缺点，我觉得它走的是平铺直叙、情节推动的道路，结构不算精巧，行文也难言华丽，而且细微处修订一下会更好（八十年代初的人大概很难说出“我有吃过饭”和“不招人待见”之类的话）。不过，好小说是没有定规的：大江东去，风景自然不同小桥流水，奔流不息的气势才是它最迷人的地方，读者能做的，就是接受这部150万字长篇的裹挟，一路高潮，一路抱怨“拿起就放不下，占用了太多睡眠时间”吧。

P.S. 这本书在卓越的售价总是变化不定，时而88块，时而70块，最低还有67块的（两天三变是很可能的），如果想买，不妨持续关注一段时间，低价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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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历史教育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按照马老圣人的“规律”削足适履，另一大特点就是把历史当成“大事记”——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意义是什么，它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教科书上的所谓“历史”，便是这样的简单重复。其结果就是，接受完完整的所谓“义务教育”之后，某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历史竟然一无所知：阳历乃是外来的立法，为什么阳历1月1日会有“元旦”这样本土的名称？“星期”乃是外来的历法，在它传入之前，我们生活的时间单位是什么？……这些活生生的历史问题，“历史书”毫不关心，似乎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感兴趣。
所以，我们只能便带着这些好奇，自己去探寻：

假如我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那么大家说的“元旦”乃是春节；
如果我生活在“星期”没有传入的年代，大家的生活乃是以“旬”为单位的；
如果我生活在晚清、民国，我和普通劳苦大众穿的，多半是单调的深蓝色衣服；
……

不过，了解归了解，内心却难以清除“大事记”的遗毒：如果当时我是xxx，我一定要运筹帷幄、明察秋毫、力挽狂澜……
可是，某天我忽然再次猛醒：从生活现状看，我生活在任何年代都只能是一介凡人，即便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注定连“治世能臣、乱世奸雄”都算不上，再加上厌倦了那些毫无逻辑、牛头不对马嘴的所谓历史“分析”和“研究”——与其迷恋帝王将相、生造出各种因果链条，不如多去了解了解跟自己类似的平凡人的生活。革命导师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自己是凡人，忘记平凡人的历史，多半可以算作背叛自己身份的可怜虚妄吧。

假如我是民国时期的贫苦农民，我一定去寻求新教传教士，而不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
假如我是民国时河南的农民，在开明进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治下，春节包起饺子，是一定会被当兵的把桌子灶台踢坏的；
假如我是参加长征的战士，在贵州落了单，一心想要回到大部队，我肯定念叨的是“我要找到朱总司令”，而不是“我要找到毛委员”；
假如我是红军的下级军官，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期间，我很可能在馆子里消受美味的辣子鸡，连吃一个礼拜，最后店家只能以猪肉冒充鸡肉；
……

这些年来，我着意收集凡人的生活历史，只觉得困难重重：详实绵密的生活记忆本身就很稀少，又因为审查制度的妖娆，大多只能口耳相传，绝少集中公布、发表的机会；第一手资料固然可靠性高些，又要竭力避免有意无意的吹捧或贬损，需得多种资料互相验证才敢取信。在这种环境下，龙应台女士新近出版的作品倒是显得尤其可贵了：她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现了“天翻地覆慨而康”的那些岁月中有太多太多平凡人的故事，又因为故事的主人多半是平凡人等，即便对大形势的了解有所差池，但对切身经历回忆，因为无涉太多利益，反而真切可信。星星点点的故事，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首歌：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一个神话，就是泪珠一颗，聚散中有你，聚散中有我……

假如我是在长春被围困的老百姓，可能饥肠辘辘地被国军放出城去，面对解放军封锁的枪口，上吊自尽；
假如我是四行仓库撤退的八百壮士之一，我可能被送往腊包尔的俘虏营，为日本人修筑机场，被日军虐待，被美军轰炸；
假如我是抗战中被俘的国军战士，我可能遇上与日军同样凶恶的台湾监视员，命丧异乡，也可能遇到心怀善念的监视员，蒙恩幸存；
假如我是那些年河南南阳中学的五千学生之一，我可能必须与老师同学一起，徒步走过几千里，在永州“产异蛇”的空地上，跟老师朗诵《古文观止》，辗转到达台湾员林；
假如我是北平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大学生，我可能遇到难过得掉泪的国军青年军官：前方打仗的补给都没有，却一直给你们白面、肥肉，可你们一直要闹，闹到“解放”了，跟大家一起吃陈年小米；
假如我是河北崇礼的村民，历来信奉基督教，我可能在抗战结束后，跟五百乡亲一起，被无神论的军队杀死，尸体不及埋葬，就要被三民主义的军队用作宣传的证据，直到亲友突破封锁，泪流满面地冲上来认领；
……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的故事，争论对错全然失去了价值：没有必要为其他人“站错了队”幸灾乐祸，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进步”暗自庆幸，“居功至伟”、“恶贯满盈”之类，或许只适用于政客，距离普通人十万八千里；在大江大海的年代，无数的寻常人，我们的同胞，仅仅是懵懂地签了字、上了船、出了门，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成了大江大海漩涡中的一叶扁舟。

据说，如果被人问道“该怎么办”，一般有两种应对：一种是单纯的说理，把问题剖析解理，抓住“本质”找到出路，遇上与科学关系紧密的问题，此类解法最是合适；另一种则是“答非所问”，给你讲一个故事，相比“干巴巴”地探究法则，娓娓而来的叙事更“罗嗦”，但也更丰厚、更温暖、更亲切——“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感觉好多了”，对于人生的困惑，此类问题或许更加合适。实际上自古也是如此：从上古的传说，从《荷马史诗》到《伊索寓言》，再到晚近流传的各种故事、小说，人类一直从重复的叙事中获得安全感，获得启示。下面要说的，也是一本与叙事有关的书。

近年来，迷惘和无助，似乎成了大学生活的主要色彩。“我该怎么办？”、“我的人生究竟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困扰着许多正处于人生最美好年华的同学。甚至拙译《精通正则表达式》出版之后，也有同学给我留下的勘误邮箱来信诉说这样的痛苦，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这里暂不去追究现象的原因，更紧要的问题似乎是：面对这些迫切希望解脱的同学，我们到底能做点什么？
面对这样的问题，单纯的说理难免显得乏力，尤其在现代，它往往带有荒谬的色彩——电影《顽主》里的“德育专家”，就是最好的注解。这种时候，叙事的解答反而更加合适：通过讲述那些经历过这些困扰，但又成功挣脱的“普通人”的经历，给还身陷其中的孩子以力量和启示。这样的好处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真切展现了“挣脱”的过程，仍然身陷其中的人，往往能够在这样的故事中复现自己，这是“设身处地地讲道理”也无法提供的；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大众传媒所包装的“成功人士”，它不但给你看到蝴蝶的美丽，也给你看到化蝶的辛苦，让你相信明白成功者并非“天赋异禀”，于是能够重塑对自己的信心。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如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成功之后的“全面包装”，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曾经的血泪和疮疤无保留地展现给大家呢？也正因为如此，这本《我是一只IT小小鸟》，才显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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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哥伦比亚大学请唐德刚先生负责民国人物的口述历史，本意是挖出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不料稀奇没挖出多少，那一本本口述历史，竟成了一条条历史的平行线。看似平淡的白光，经过三棱镜，便分解出七种神奇的色彩；历史也是如此，“正史”上那些堂皇无趣的描述，一放入这些平行线之间，立刻就显出了高低错落。

不过今天要谈的并非“正经”的口述历史，而是另一条平行线——唐德刚先生“舞文弄墨”的副产品：小说《战争与爱情》。这小说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门开放，中美交流初启，美籍华人林文孙先生（林三少）终得机会归国返乡，竟遇见年轻时因战乱失散的妻子叶唯莹（当年的“林三奶”投身革命改名田军，“文革”时期任农场场长）一干人等。时隔四十载，终有就会再见，欣喜之外，众人乃回忆起当年的种种经历，从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到最后分别，加以周围人等的生死命运。读完全书，不由慨叹世事多变，造化弄人。

平心而论，小说本身算不得特别抢眼，叙事以平铺为主，节奏也缺乏张弛，写景写情，虽然动人，终究不如《未央歌》那样细腻。不过这小说读来仍是饶有趣味，细细思考，盖因唐先生不吝笔墨，游刃有余地讲明各种生活细节，于是整本书如万花筒般，教读者管中窥豹，体味到“原汁原味”的民国生活：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怎样讨生活，又能过怎样的生活；各种人家，是怎样的摆设；酒楼茶馆，又是怎样的礼节；颇有头面的小军官，骑的是什么牌子的自行车；“地主老财”的家里，仆人、管家、丫鬟又是怎样的身世，想什么，说什么；日伪军最要防范的，除去地下党，还有怎样的团体；日伪军清乡，喊的都是怎样的口号……这些并非不容置疑的论断，也非貌似公允的结论，而是融合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正贴合了那句古诗“润物细无声”。更有意思的是，书中还收录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少段子——譬如普通百姓讽刺蒋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宋家仍有一龄”……如此种种，经唐先生娓娓道来，详实可信，让人大开眼界，又往往忍俊不禁。
这本书堪称“原汁原味”的另一个因素是：大量话本风格语言的运用（这或许和唐先生熟读各种话本小说有关）：一个徒拥美眷，一个空抱玉郎……他二人进得门来……文孙乃起身而去…… 这样的行文风格与这样的故事，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也是我阅读时颇感愉悦的重要因素。

说起来，唐先生是有这个资本的，据他在口述历史的评注中所谈，自己并非出生于“正统”的读书人家，没受过“不得看闲书”的限制，早年“不务正业”看了许多传统小说，又在一个夏天阴差阳错读完了《资治通鉴》，自小就缺乏“庙堂之高”的距离感。抗战年间，唐先生在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念书；那时候，中央大学念文科的学生，日子过得好不潇洒：有许多日，除去躲日寇轰炸，生活的最主要内容便是去茶馆摆龙门阵；天上地下，古往今来，都付诸笑谈之间。所以，相比“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唐先生无疑多出大量的生活体验。此后他掌管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期间，虽经年苦读，但仍然脱不去“玩乐”气质：阅读他的口述历史，往往会为他玩世不恭的调侃会心一笑：虽不若“正经学术”那般冷漠，却又能挠到痒处。故而，《世界日报》曾有篇报道称他为“历史的老顽童”。这个称呼，我觉得是很精当的，也只有这样的“老顽童”，才写得出这样的“万花筒”。

我第一次吃香蕉的时候，顺手把蕉把（也就是互相连结的那一头）一揪，就开始剥皮。父亲看了说：怎么能这样剥香蕉呢，一定要从另外一头开始剥的。在父母面前，小孩子当然不敢当面顶撞，而且，我并没有尝试过从另一头开始剥。可是比较两种方法之后，我觉得还是自己的方法更好，于是去找父亲理论。父亲又试了试，说：“真怪，从这一头来剥，果然是要省事一些，可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从那头开始剥皮的呀。”

这件事过去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却时常想起它，开始只是告诉自己“不要迷信权威”，到后来，我逐渐发现，在生活中，一些看似简单的事情，似乎有“想当然（甚至都不用‘想’）”的做法，可是这做法未必好，许多时候，我们甚至需要意识到“我这是在想当然”、“想当然其实并不是好的办法”，于是或者另辟蹊径别出心裁，或者放下身段重新学习，结果要么遇见别样洞天，要么由此再上层楼；这样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被验证。

最近一次的经验，来自读书。
我最开始读书，主要看重的就是故事情节，哪几个人，发生了一回怎样的事情，了解了这些，就差不多够了。那时候，除了情节，学校语文课顶多教教“拿个小本子，把优美词句、名人名言记录下来”。这种做法，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所以它有什么效果，我也不得而知。“读书这样简单的事情，还有什么道理可言吗？”许多年里，这就是我“想当然”的观点。
印象里，第一次启蒙来自在大学学到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审美经验原来分为三个层次！原来普通的“愉悦”只停留在最表面的层次！这可以算“歪打正着”吧，姚斯说的本是对于文艺作品的接受，可是我却想到了自己读书的方法原来那么“原始”，并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同样读一本书，不同的人能谈出来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原来，这道理就和剥香蕉一样，即便是“读书”这样“再简单不过”、“人人都会”的事情，居然也可以有门道可言，居然也有规矩可讲。在这些门道和规矩面前，我这个“读”了许多年书的人，似乎根本“没有上道”！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和锻炼读书的方法：记住作者的名字，了解作品的背景，寻找文字的特点，并且，要针对不同的文本，选择不同的方法和侧重点……这样下来，成效大增（去年有位朋友与我谈及读书，最后问我：你这样的阅读境界，是怎样来的呢？）
读书这样简单的事情，自己探索和反思都可以收到这样的成果，那么已经成型的“门道”和“规矩”，岂不是帮助更大？可是，这些“门道”和“规矩”，究竟在哪里呢，是不是只能自己反省、参悟？这个问题我一直不很清楚，直到最近接触了《如何阅读一本书》才想到，所谓“门道”和“规矩”，大概就存在于这样的书里头罢。

《如何阅读一本书》，就是一本关于“读书”的书（是的，它就好像一口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这本初版六十多年来不断重印、再版的书，就是要教会读者读书的方法。大致来说，整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可以视作纵向探究，主要向读者介绍阅读层次的概念，由下而上依次介绍了基础阅读（也就是初步的，毫无结构的阅读）和检视阅读（带有结构意识，能够抓住主题的阅读）。第二部分则着重讲解阅读的第三层次，也就是分析阅读，即如何“通透”——紧紧抓住这本书，做到“我注六经”，读到这本书“真正属于自己”为止。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这并非易事，大学里的一些课程，老师会带领学生，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到少数的经典上——可惜，许多人即便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因为没有掌握合理的阅读方法和技巧，也无法达到“通透”的境界；我想，作者之所以愿意花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讲分析阅读，原因也部分在于分析阅读是如此重要，而它本身又需要大量的技巧和锻炼。全书的第三部分则可以视为横向解剖，在这一部分，作者分门别类地讲解了各类书籍的阅读方法：实用型的书籍要如何阅读，想象文学要如何阅读，历史、科学、数学、哲学类书籍，又应当怎样阅读……虽然我们未必要完全遵照其中的方法去阅读各类文本，但是相比自己从头开始积累，书中提到的各种办法，无疑是具有相当价值的，不容错过。
另外，这本书也有一些总览性建议，我觉得很受用，譬如阅读书籍时，要仔细观察目录，要读一读作者的前言，要仔细想想每一部分的标题……这些都是我之前读书不太重视，其实又非常重要的技巧（当然，这也可能与我国特色的前言、序言有关，不信，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应当努力改进。

也许有人会说：读书就是读书，要那么多条条框框干什么，太累了。
没错，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极端地说，作品的意义完全存在于“接受”的过程之中。可是，我又分明看到，同样的一本书，同样的时间，有人还在刀耕火种，也有人读书却已经开上了联合收割机——虽说都是“接受”，可是接受的深度和广度，却有如此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恐怕并非悟性，而是清晰的思维，和长期有意识的锻炼。

朋友，你的香蕉是怎样剥的？你的书，又是怎样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