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


2014年,我接连失去了两位亲人。

年初是奶奶去世。当天是过年期间,正轮到我家做东,与母亲这边的亲戚齐聚。午饭的菜肴刚刚上桌,忽然一个电话从医院打来,父亲神色凝重地匆匆赶去。过会儿他打电话来说,奶奶去世了,你们赶紧来。于是我和母亲私下托舅舅招呼大家,匆匆赶去医院。

我还记得当天从医院出来,各位亲戚去看爷爷。他看到来了这么多人,忽然意识到什么。等到一位长辈真的把消息告诉他,他掩面长叹一声,半晌没有说话。于是奶奶就这么去了,之前她已经瘫痪在床六七年,我们潜意识里大概知道,声音洪亮、做事麻利的奶奶,终会走到这样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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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接受与否,乐意与否,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与50后的父母打交道。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我一直想谈谈这个话题,无奈因为懒总是一拖再拖。2015年已经过去了,尤其我的朋友朱峰很有行动力地写了一篇《如何面对50后的父母》,我觉得再也不能拖了。

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与父母打交道的原因是,大家的世界观差异太大,父母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在我们看来太另类,甚至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比如认定世界通行的是丛林法则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家利益重于泰山个人利益轻于鸿毛,个体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整体,阎王都是好人小鬼专办坏事,凡事应当以节俭为第一要义等等。因此,这样“火星撞地球”的冲突,难免让人厌烦。

然而在我看来,父母的世界观与世界和时代的差异,非但不是我们拒绝交流的理由,反而是需要加强交流的原因。因为那些荒谬的观点和习惯,其实并不是他们“主动思考”的结果,相反很多是某些强力灌输的产物,在他们年轻的时代,一面信息严重闭塞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交流,另一面把宣传的大火烧得炙热的,即便有独立思考能力,也只有少数人能摆脱——相反,如果信息流通顺畅,老一套说辞信用破产,即便没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会发现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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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学做菜,都是从独立生活开始的,我也不例外。

我小的时候,电视上有个著名的笑话“鸡蛋怎么吃”,说的是一群“小皇帝”自己做饭时,面对鸡蛋束手无策,因为“平时我们吃的鸡蛋不是这样的啊”。笑话归笑话,反映的却是事实。因为那时候下馆子虽然不如现在这么流行,在家“饭来张口”却是常态,充其量,洗洗碗,这就算“干了家务”了。如果非要找出和“做菜”挨边的,就只有煮方便面了,当然,这不需要任何技术。除此之外,任何需要一点点技术含量的工作,都很难胜任。比如菜谱上都说煮面条要煮到“半透明”状态即可,但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有把握把面条煮到“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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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父母出国游的想法其实很早就有了,2015年春节才第一次实施。从自己的出国经历出发,我很希望他们能亲身体验文明有序的旅游,见识不一样的世界,知道生活可以不用那么劳累,不需要那么多操心,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很好的信任;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出国游能帮他们真正识破那种“全世界都处心积虑地要搞垮我们”的可笑论调。所以,当我家领导找我商量2015年春节带上双方父母出国旅游的时候,我没多考虑就同意了。

时间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决定地点。综合考虑起来,泰国是各不错的选择。欧美国家路途遥远,长途飞行和时差都很折磨人,那种“没有人管也能正常运转”的秩序感虽然让我震惊,但也可能让人感觉冷漠,与过年气氛不太搭;日本和韩国这个季节太冷(既然出国旅游,还是不要只呆在室内的好),南方人估计比较难适应;新加坡物价比较贵,可能让老一辈们缩手缩脚不敢放开,影响游玩的心情,总呆在旅舍也不是好事;台湾倒是语言相通文化相近,唯一的问题是可能不太容易获得新鲜视角——总之,因为四位老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我们希望能稍微超出“舒适区域”,既不要因为太熟悉而埋没了新鲜感,以为世界都是一样的,又不要因为太陌生产生畏惧感,认为还是国内旅游更好。我们希望的是能开个好头,以此为契机,激发他们出国旅游,探索未知世界(刷新世界观)的兴趣。

坦白说,尽管选定了泰国,也做好了行程,出发之前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在国内媒体的饱和宣传之下,很多上年纪的人出国游,其实就是戴着CCTV有色眼镜四处找碴,用“马路要宽、高楼要多、市场要大”的绝对标准来看世界,导致整个行程索然无味。而且这还是双方父母第一次共同出游,不确定性相当大——年轻人要学会与不同的生活习惯相处尚且不易,何况上了年纪的父辈。无数的所谓“现代都市小说”,描写的都是亲戚相处的各种问题,小小的别扭甚至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虽然文艺作品写来有些夸张,逻辑上还是有相当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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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知道米大师,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时间应该是在2009年前后。

当时听朋友说,有人写了一本技术书,自信满满地号称“0bug”,结果被其他人在豆瓣上挑了一堆错误,“0bug”跳出来和人辩论,来来去去攒了个很有趣很长的帖子。我去看了,发现挑错者其实只有一个人,字用的是繁体,行文也有些古奥,但每次都说得很到位。而0bug的回复则是左右之绌、胡搅蛮缠,所以越描越黑,大概他自己也有感觉,所以不久便恼羞成怒了。看了整个帖子的开头,我大概了解了双方的水准,对中间的内容就失去了兴趣,直接拉到最后想看看结果。让我吃惊的是,挑错的这个人一直保持着平和致中、就事论事的态度,行文也没有掺杂任何的个人情绪。当时我还热衷于国内的BBS和论坛,也颇积累了些诡辩的伎俩,知道辩论是给别人看的,要想早点结束战斗,最简单的办法是抓住优势把对手搞臭。但是这个挑错的人,态度未免太执着,涵养未免太好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挑错的人,就是米大师。

2010年,我从北京去了上海。有天晚上,霍炬跟我说”今晚去找Milo吃饭“,他并且提到之前在豆瓣上的辩论。我才想起,噢,Milo就是当时挑错的那个人,听说,是个香港人。好吧,香港人,我从来没和香港人打过交道。不知道这个认真挑错的香港人,打起交道来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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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学,个人的自由多了起来,手里的零花钱也多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换了一群新同学,感觉见到的东西要多得多了。男生大都喜欢看《兵器知识》、《舰船知识》、《航空知识》之类的杂志,与小学时候偷翻家里的杂志不同,现在可以明目张胆地交换和谈论了,甚至有生意头脑的同学会把家里的过刊拿出来卖钱。所以有短时间,每天的午饭后,下午上课之前,教室里俨然成了这类杂志的跳蚤市场,我记得自己以一块钱一本的价格从家境殷实的某同学手里买过几本《舰船知识》,相当欣喜。加上当时海湾战争刚过去不久,相比之前“猎奇”式的报道马岛战争、中东战争的资料,报刊上关于海湾站争的报道比比皆是,各式各样的武器和战例简直我们大开眼界,所以大家津津乐道地谈起各种军事知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个同学一说到“依阿华”级战列舰的时候就知道它的406毫米口径舰炮炮弹重达1225公斤,让我佩服不已。但可惜的是,我们当时都没多少独立思考能力,对于為什麼叫“多国部队”而不是“联合国军”这类问题,根本没有想过,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杂志或许比较便宜,大家可以二手交易,书籍就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范围了,所以书籍都是传阅的。当时有些单行本的军事文学作品,很受大家欢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虚幻小说(大概称不上“科幻”),说的是解放军飞行员(飞行员好像叫“宋天星”,台湾电台里叫他“宋义士”,这个称呼我印象太深了)驾驶最新的某型战机(其实就是歼8-II)叛逃台湾的故事。期间解放军派出几架战机追击拦截,台军也派出多架飞机迎接,于是双方又在空中一番较量。最终结果当然是叛逃没有好下场,台湾方面迫于形势拒绝他进入,最终飞机坠海。这本书非常热门,在班级里传来传去,我好不容易借到,匆匆忙忙看完就还了,当时还觉得非常可惜。等到后来互联网兴起,大批网络写手出现,我才发现能写出这样的书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只是互联网能够给更多普通人展示的机会和空间,于是读者们的欣赏水平也可以水涨船高,这其实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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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相当的份量,这或许与开始得早,养成了习惯有关系。在我记忆里,大概上幼儿园不久时候,父母就开始给我各种书看。我开始学的是拼音,所以一开始看的书只有拼音,没有文字。过了一段,字认识得多一点,就开始看有注音的书籍,许多字或许不认识,但是能读出来,于是大概也知道是什麼意思。如果读出来也不懂,家里给我准备了一本字典,可以自己去学习。看到现在许多家长花在强调孩子认字上的功夫,我想起自己的父母一定是有意识地采用了“偷懒”的渐进方式,并且任由兴趣引导,让我在拼音和字典的帮助下“自助阅读”,今天想起来,效果似乎并不差。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学习使用字典,但这时候我已经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字典了,知道什么时候用拼音检索,什么时候用部首检索。而且我发现“正经”的拼音检索不够快,必须先查音节索引再看字典正文,于是逐渐锻炼出“直接从正文查询”的本领——先翻到正文某页,再比对要查的拼音和此页拼音的顺序,决定向前或向后翻阅。等到在大学学了检索算法,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叫做“二分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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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今天看到吴晓波先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有感而发。对苏东改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秦晖、金雁两位关于苏东改革的专著,逻辑严密,数据扎实,值得阅读。

2011年7月17日早上,我在上海正大广场星美影院看《钢的琴》;下午,父母在株洲千金电影院看《钢的琴》——若我在家,一般会三人同去观影,若不在,一般是异地协同。之后我问他们,感觉如何。答曰:片子不错。

《钢的琴》确实是近年来我感觉比较满意的国产电影,写实,有现实关怀,完整,构成周全抓人的故事;它不像那些豪华巨制让人感觉莫名其妙,又没有《疯狂的石头》系列那么戏谑超脱,也没有贾樟柯系列电影灰暗沉重的压抑,只是讲了一个现实、正常的故事:陈桂林是东北一家钢厂的下岗职工,老婆跟卖假药的人跑了,离婚判决带走女儿,女儿的态度是,谁给买钢琴就跟谁走,明知买不起钢琴的他,纠集昔日工友,铸造了一架钢的琴。

真正的钢琴有八千多个零件,所以故事稍有点超现实色彩,片中也确实有一些超现实的片段(比如雪夜下的独奏),但并不影响观众入戏,至少我感觉是如此。空旷的厂房,褪色的口号,零落的标牌,破败的生活区,都是记忆中准确的样子——株洲是交通枢纽,也是重工业集中的城市,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亲戚朋友也多分布于各个厂区,集中居住的生活区,各形各色的工人,厂办幼儿园、子弟小学、子弟中学……现在似乎只需要用“大而全”几个字就可以轻描淡写,也只需要喊喊“甩包袱”的口号,它们便一家又一家地破产、倒闭。

我记得那些朝夕相处的形象:有人是老中专生,说话做事认真得紧;有人兴致高雅,业余将我们一帮小孩子叫去他家教授书画;食堂的两位师傅,一位红案一位白案,手艺不错,却为“天师”的诨名而争风斗气……忽然间单位便破败了,大家如鸟兽散,自谋活路;爱好琴棋书画的那位,几无活路;稍好一点的,一把年纪还要当联防队员,忍着酷暑寒冬,赚生活费。

这种境遇,该怪谁呢?怪他们不是生活的强者?可是工人很长时间内分明一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啊。怪他们没有早做准备?可是他们年轻的时候,谁敢设想工厂会一夜巨变,真敢的话,估计没有人会坦然接受“低收入高福利”“低收入高积累”政策。怪苏联带了坏头?可是苏联不说对工人,对农民都有良好的保障,工业发展之后主动“反哺”农民,完善了农村福利和医疗体制。

当然,最流行的说法是,这就是改革必要的成本,也是工人应该接受的命运?持这种论调的人很多,我倒觉得这堪称最荒谬的结论了——常有人对比中俄,可是不要忘了,东欧各国大都(比如波兰、捷克、匈牙利)度过了转轨的阵痛,维护了公正,也恢复了经济;俄罗斯若不是搞半截子休克疗法,也不应该有这么长期的衰退。在我看来,许多“必要成本论”者甚至连“休克疗法”有什么具体举措都不知道。作为官员,他们可以完全漠视公正,作为学者,他们只醉心于研究假问题,得出假结论。但是,他们把持了这个社会,把持了那么多人的命运。

而且我猜,这些人甚至把持了更多的内容——我与父母之间,除去对电影的印象比较一致,观影的环境也一致,放映厅里都只有寥寥落落的几个人。问问周围的人,对这段历史,没经历过的人不感兴趣,经历过的人,不知道也不太相信有这样的电影。没有禁播,没有禁言,但在生活的压力下,在虚假叙事的重复之下,在似是而非的论证下,记忆会“自然”地枯萎、褪色、消逝。

凡事皆有学问,好恶与否,基本取决于兴趣。若没有兴趣(也就是“趣味感”),便成了负担,相反,则乐在其中。我以为,做菜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尤其是,每每在外面饭馆尝到好吃的菜,就有兴趣做“逆向工程”,回来悉心揣摩,竭力仿制,“仿到位”的一瞬间,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可是自己埋头尝试,苦闷太多,终究不如“仙人点拨”。所以做菜本事了得的曹哥答应带我去餐馆后厨转转,就非常让我高兴。清明假期,去后厨看了半天,羡慕人家通明透亮的环境,琳琅满目的辅料,得心应手的工具;除了知道一些菜的详细做法,最重要的收获,还是悟道一些做菜的原则。道术相比,还是“道”更为重要,下面就列出我认为重要的几条原则吧:

做菜应当有想法。

做菜不是条件反射,要做好,心里必须有想法。好的摄影家在按下快门之前,必得有构思:这是一张怎样的照片,要表达怎样的含义。好的厨师也是如此,一道菜,在做之前,必须能想象,这道菜出锅之后的样子,是何种色泽,何种质感,何种香味——一句话,这道菜“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把这一点想明白了,菜做起来就有了大的方向,其它各步、各细节,都以此为标准,为这个方向服务。
譬如,湖南菜里有一道“剁椒蒸芋头”,蒸出来,小小的芋头应当是晶莹粉嫩,具备独特的清香,配上剁椒,主要是为了冲淡颜色的单调,剁椒的味道其实不很重要。

做菜应当了解物性。
食料五花八门,各有各的物性。厨师要能够驾驭各味食料,实现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必须充分了解食料的物性,然后才能选择、搭配。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同是常用的加香料,葱、姜、蒜却各有不同,若不了解它们的特质,它们对菜品的影响,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拿来直接下锅,就会破坏菜品本身的感觉(主要是味觉和嗅觉)。再举个例子:萝卜丝多见炖汤而少见清炒,土豆丝多见清炒而少见炖汤,这是由菜品的物性所决定的。更细致一点说,同是茄子,南方茄子软,北方茄子硬,大棚茄子水分多,所以有的适合煎,有的适合炒,有的适合蒸。如果对此毫无了解,不问出处,以不变应万变,结果必然就是败坏了菜品的口味。

做菜的火候很重要。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食品添加剂大国”,超市里,各种调味料玲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然而要把菜真正做好,依靠调味料是绝对不行的——调味料确实能“提鲜”,但各种菜品都“提”出同一种“鲜味”,更不用说令人担心的健康问题了。相反,菜品本身是复杂的综合体,包括味觉、色觉、嗅觉、触觉等多方面的因素,要把握好这些,重要的就是火候。
所谓火候,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火力的大小,还有就是加工的时间。两者互相关联,但不可互相代替。大体来说,火力决定菜的质感、形状,加工时间决定菜的生熟。
餐馆的肉菜做得鲜嫩可口,除了事先腌制的因素之外,也与火候有关:餐馆的灶台,火力大多很猛,下锅之后就可以让肉表面的蛋白质凝固,既能保持肉片的形状,又可以锁紧内部的结构和水分,翻炒几下便可出锅。而家里做菜火力大多不够猛烈,即便放了很多调味料,鲜美可口,终究缺乏质感,原因就在于此。要在家解决这个问题,切肉的时候就得有讲究,而且,一次绝不可下锅太多——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住火候。

还是那句话,凡事皆有学问,做菜也不例外。虽然它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讲究也很多:我们去不同的人家吃饭,会觉得有些人家的饭菜很可口,有些人家的饭菜就很乏味,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现。对此,曹哥有句名言:喜欢做菜的,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P.S.
曹哥跟人合伙开的新店,名叫“痴心不改”,英文注解是:Once & Always,我在厨房研习的时候,忽然想到另一条:Flavor, Forever,大家觉得如何?:)

接连完结了好几桩心愿。

大约是从大学开始,就没用过钢笔了,一直用的签字笔,圆珠笔。然而,对于钢笔,我总有种独特的感情,我现在还清楚记得,我的第一支钢笔,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带我去新华书店,花三块钱买的英雄钢笔。
去年,我忽然心血来潮想起用钢笔,找来找去却只有派克笔,派克笔的笔尖太粗,墨水出的多,实在不合适写中文;SOGO的地下超市倒是有英雄钢笔,可惜都是礼品包装,太隆重了,而我只是希望能找到一支满意的、普通的英雄钢笔。
过年在家,终于找到一家专卖英雄钢笔的小店,挑了半天(英雄的质量控制,实在是…),终于找了支满意的所谓“超滑特细笔”。还买了一瓶“英雄203”纯蓝墨水,这么多年了,只有外包装盒变了,墨水瓶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小时候,我就用空墨水瓶做煤油灯,停电了,靠它来看书,写作业。

英雄钢笔,英雄墨水

把给爷爷写的信寄出了。从上一封信,到这一封信,不知距离了多少年。
虽然会时常给家里人打电话,但每次回家,爷爷总是说,希望能写信回去。我念大学的时候,电脑还不如今天这样普及,赶上了通信往来的尾巴,给同学写信之余,也会“顺手”给爷爷写信。后来电脑逐渐普及,就不再去邮局寄信,也不习惯填满长长的信纸了。
但爷爷仍然是希望能写信,每次离家,他都会叮嘱“有空还是写封信回来”。而我总是推说忙,忙,去邮局太麻烦。于是渐渐的,他只说“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但我总能体会到他的对信件的期望,会想到鲁迅先生的话:“我知道这是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我又无比真切地回忆起他曾讲过自己不吃豆豉,是因为小时候穷,为了念书,吃不起菜,只有吃豆豉,也想到他讲过,在日据时期,伏身在稻田里躲过日本兵的经历,更觉得他的期望沉甸甸的,无奈总是懒,总是没有行动。
前段时间读到朱光潜先生的“三此原则”:此身能做的,绝不推给他人;此地能做的,绝不带到外地;此时能做的,绝不拖到将来。又想起我写过的“一代人,一代人,生命的重叠,其实很短暂”,却把写信、寄信的事情一再拖延,实在是无比惭愧。
不过,终于把信寄出去了,给他汇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话筒那端的欣喜。

最后一样说来有些稀奇。
前些日子去东四的“潇湘味道”吃饭,正好遇到老板曹哥。他说起之前不久,曾有个女孩来吃饭。进门就问“老板,你是株洲的呀?”确认之后,她自己介绍自己是湘潭的。在“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正好从订阅的博客上看到,东四四条的潇湘味道有糖油粑粑,特意赶来尝尝。曹哥于是赠送一盘糖油粑粑,女孩吃的很高兴,连声说以后还要多来。
听完这个故事,我大笑说,那女孩讲的博客,肯定就是我的那篇博客了,我前些日子刚好写了篇,说东四四条的潇湘味道有糖油粑粑,而且老板是株洲的
曹哥很高兴,他之前是宾馆的大厨,做菜功夫了得,教了我好几招:怎么看注水肉,怎么做木耳,怎么煎糖油粑粑……条条都是经验之谈,大饱耳福,受用无穷。
我又提起,长久以来,我总好奇,饭馆的厨房里,都有怎样的秘密,洗菜、做菜、排菜,对我来说,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曹哥大方应允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厨房帮忙,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告别的时候,他神秘地说:等你来了,我再教你几个私房菜,以后朋友一起的时候,你可以露一手咯。

糖油粑粑,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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