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印迹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还真是这样。上周末的“巧”，就是RSS：周六跟抓虾的朋友们聚餐，周日下午Beta技术沙龙的主题就是“网易有道RSS阅读器”。

Beta技术沙龙在詹膑老师的“奇遇花园咖啡馆”举行。在车水马龙的西直门，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的地方，实属不易（当然也很难找，我们开玩笑说还应该开一家“齐秦菜园餐馆”）。装修也别有味道：明亮的落地窗，颀长的红色窗帘，极高的天花板……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瞥见高架上堆放着一排白色的书：“看那样子，应该是川端康成的《雪国》和《伊豆的舞女》吧？”，詹老师微笑颔首。

“有道”这个品牌，最早应该是作为博客搜索引擎出现的，07年末又诞生了有道阅读器。如今RSS在线阅读器日趋流行，有道赶上了好时候，又可借助网易的资源，相对其它一些阅读器，条件好得有点让人嫉妒，但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做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确实下了不少工夫。此次来的三位嘉宾，胡琛、王焱和刘懿，分别从运营、技术和产品三方面介绍了有道阅读器，包括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对未来的思考……看得出来，他们的准备非常认真仔细。
当然，既然名为“技术沙龙”，参与者最关心的，还是技术的方面：系统的架构是怎样的、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出现问题如何解决……看他们的PPT，我最深刻的感觉是“天下大同”：各家的技术，或许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总的思路和方向，大抵不会相差太远。当然，最让我羡慕的还是他们可以使用网易的存储系统，轻松备份超过20T的数据，高枕无忧，这太让人嫉妒了（曾经有天晚上，我因为太困误删了极为重要的用户数据。当时已经十一点半，就准备休息了，结果惊出一身冷汗。而且之前没有及时备份，所以只能想法从四处导出数据“拼”回来，折腾到四点才算写完恢复程序，让它正常运行，第二天总算没让用户发现，那次事故印象太深刻了）。

整个沙龙的气氛轻松而随意。主题演讲结束之后，主持人说：“下面大家自由开小会吧”，于是会场瞬间热闹起来。坊间传言：“沙龙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小会的热闹程度”，这样看来，沙龙是很成功了。

这次活动还有点小意外——有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原来是Robin）很意外“没想到《精通正则表达式》的译者也在场”。是的，我们都没想到，这倒正合咖啡馆的名字：奇遇花园。

现场图片（如果这是一张世界地图，我就在新西兰的位置:)）

认知心理学中有这么个实验：被试面对一红一蓝两盏灯，要求预测每次实验时哪一盏会亮起来；实验要进行许多次，并按照准确率给予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每轮实验，红灯亮的概率都是70%，蓝灯是30%，但是两种灯的点亮顺序是完全随机的。
在实验中，大多数被试很快就发现了，红灯亮起的频率要远高于蓝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模式，能够准确地“预测”下一次亮起的是什么颜色的灯。极少有人认识到，如果“两眼一抓瞎”，全部猜红色命中，反而能有70%的准确率——只是这样选择必须克服“明知道会错”的心理障碍。而追求“100%”的准确，即便能够在红灯亮起的70%中命中70%，蓝灯亮起的30%中命中30%，仍然只有(70% * 70%) + (30% * 30%) = 58%的命中率。
这个实验说明，即便需要面对不确定性，人还是偏好“完全准确”的预测，哪怕依据毫无道理，哪怕“愚蠢”的做法本来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赌徒心态”，就是这种心理偏好的表现：赌徒往往希望获得100%的准确率，因此尽管大多数赌博属于“独立事件”（也就是说，前一次赌博和后一次赌博之间是互不影响的），赌徒仍然希望构建出一个模式，实现“更准确”的预测。卖彩票的地方通常会挂一张大图，显示“中奖趋势”，“预测”将来走势，这也是“赌徒心态”的常见形式（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有人潜心“分析趋势”，结果“中了大奖”，但“分析趋势”与“中大奖”两个事件之间，其实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这道理就好像“春天在夏天之前，但春天不是夏天的原因”一样）。
别理解错了，我并不是说，赌博的时候不必动脑筋，应该纯粹碰运气。我的意思只是，在不可能有什么“准确”规律的地方，去追求100%的命中率，无异于缘木求鱼，是完全徒劳的。有头脑的赌徒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能获得较大的胜率，借助的往往是上面红蓝灯测试中“接受错误来减少错误”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翻翻费曼写的《别闹了，费曼先生》，看看这个通晓统计原理的家伙，是怎样下注的。

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不信任统计学，否认或者逃避客观存在的偶然性，其实是“赌徒心态”的根源。在现实中，这种“力求百发百中”的心态还有另一种表现：对于没有100%——或者说，非常大——把握的事情，就不愿投入精力。常见的情景就是，不少人既想学（干）这个，又想学（干）那个……但仔细想想，这个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那个也“没把握”会有大的收获……。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迟迟不敢选择（借口是“还没想好”、“还没把握”、“要谨慎”），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有人会开脱说：凡事要“想明白”再动手。然而，他们希望的“想明白”，其实还是希望知道一个准确的结果，“这个有50%的成功率，那个有60%的成功率”，是他们不愿意见到也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复杂，这类‘没定数’的事情还是不要白费气力了”——于是就要继续“想明白”，甚至用终生来“想明白”了。
的确，我们的生活由无数的因素构成，充满了偶然性。许多事情的规律，只能用统计概率来描述，尽管我们更偏爱“准确”的结果，但充满“偶然”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接受。其实我们也能够接受。说明这个道理，我常举的例子就是：动手术，有两种方案，一种的成功率是50%，另一种是70%，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是大量采样之后的结果，尽管手术失败对于个体来说就是0%的成功率，但是，大多数人无疑都会选择70%的方案。也就是说，即便面对充满偶然性的概率问题，大家其实是能够接受统计规律，也懂得如何选择的。

这些年来，我见过许多人否定学习的理由就是：“学那玩意干嘛？将来又‘不一定’会用到（或者是，谁知道将来怎么样呢）”。其实它的潜台词是，“不如再等等看看，看明白了、有把握了再说，至于现在，还是放松放松好了”。
是的，许多事情有点“撞大运”的色彩：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太可能正好掉到你手上。但是，你手里的盘子越大，一旦馅饼掉下来，还是“更有可能”掉在里头的。所以老话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不是“有准备就能遇到机遇”，也不是“没看到机遇之前，别做准备”——所以又有句老话说“所谓幸运，就是你做好了准备之后，机会恰巧来了。”

做翻译的人，往往有种怨念：自己花了无数心血，费尽周折，在译文中熔铸了各种精巧，一般读者却难以体会，视而不见，或者仅仅觉得“通顺”、“流畅”；另一方面，一点点的错误，或是纰漏，往往为人诟病，斤斤计较。一句话，翻译是个苦差事，读者太难伺候，对译者不公平。

不可否认，这种困境的确存在，然而，它真的“不公平”吗？我看未必，理由有两点：

1. 社会分工必然造成这种“困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头就说，“分工带来效率”，虽然当时他是单就生产而言，但“分工带来效率”的理论，也可适用于其它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体现的更明显：非专业人士无需了解专业知识和技巧，就可以享受专业知识带来的好处（这就是哈耶克说的“知识的分工”）。用户觉得软件“更快”了，而无需知道其中进行了多少优化；驾驶员觉得汽车“更好开”了，而无需知道汽车的各个部件采用了多少新技术……反过来看，仅仅为了提供这种抽象直观的“更快”、“更好开”的感觉，软件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必须在专业上不断精进，绞尽脑汁，这算是一种“不公平”吗？好像不算。
2. 沟通中效率损失必然会造成这种“困境”。沟通的过程，粗略描述起来就是：从意念形成文字（话语），传播出去，再由文字（话语）还原为意念。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信息的遗漏和变形。人人都喜欢的“沟通顺畅”，无非是尽力减少这些遗漏和变形——注意，是尽力减少，而不是杜绝。普通文字如此，译文也是如此，要求读者细密上溯整个沟通过程，“体谅”译者的良苦用心，未免缘木求鱼。

综合起来看，每一种专业的信息（积累），在传播中都面临不断被稀释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改善沟通，尽力减少“稀释”的程度；一方面是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积累，保证被“稀释”以后仍然有相当的浓度（实际上我以为，这一点更重要）。仅仅抱怨自己被稀释的“不公平”，实在不是什么好办法——须知道，我们所见、所羡的那些“深刻”，其实也是经过稀释之后的深刻。

一方说已经确定了双方的称呼：陈会长你好，马前主席你好；一方说，“我是以总统身份来会见他”，“最希望對岸稱呼我們總統、院長”；没几天了，大家等着看到时候怎么办吧。

“无聊!”，这是最近听得比较多的抱怨——上班累的半死，回来好像精疲力尽，又没什么爱好，尽管想干点什么，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无从下手……
其实，这算不上个人的问题，看看一百多年前波德莱尔淋漓尽致的描述，你就知道，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状态：

（大意）
上帝一年三百六十五次赐给他沉重的一天
……
魔鬼在他身后驱赶：生活！继续生活！

要想摆脱这种状态，光靠哲学是不行的，思辨往往失之空洞，缺乏坚实的内容；依靠外界压力也不行，如果没有真正内化为自己的动力，压力只能带来更深重的虚无和枯燥；依靠等待更不行，等待太过消极，如果我们“等待”的事件（尽管很多时候不明白它是什么）迟迟不发生，等待就只能突然浪费时间，一无所获。
对抗虚无，我的经验是：习惯。这里说的“习惯”，不是habit（习性），也不是custom（风俗），而是routine（常规）。

先来讲个小故事吧。我的一位朋友，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现在美国攻读Ph.D。一次聊天，他很高兴地说起，自己最近终于做成了一件事。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哪？”
原来，是睡觉前刷牙。
这位老兄从小忙于学习，经常用功到很晚，然后匆匆歇息——万籁俱静，倦意绵绵，这时候刷牙再睡觉，简直成了一大难题，而他也就屡屡败下阵来，给自己找个理由，径自睡去。直到大学念完，仍然没有养成睡前刷牙的习惯。终于有一天下决心，痛改前非，每天临睡，哪怕再困再累，也要督促自己一定要刷牙。如此坚持了数月，无意间发现，刷牙已经成了习惯，也就是每天必做的事情，不刷牙，就会觉得别扭，再也不用挣扎、辩论，说服自己去刷牙了。

回到虚无感的问题。几十年前，胡适先生就开过药方：1.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3.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胡适先生说的非常好，非常有道理，但仍有朋友觉得做起来很难——我有兴趣，但确实太累了，确实没时间……
我相信，累是自然且当然的，大家都很累。累的时候，是否还有精力去干点别的——譬如胡适先生所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疲劳程度，和这些事情需要的精力，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自己的意愿程度，或者说，意志。
而意志，很多时候不是兴趣能够支撑的：“我很有兴趣，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知道如何把兴趣提升到能支撑意志的程度，但我知道，培养习惯，能够支撑意志——如果“干点别的有意思的事情”成为生活的必须，成为老一套的日常事务，做与不做，其实是不需要太多考虑，也不需要太多理由的。
李笑来老师在《为什么大家都努力，最终却有更多的人不成功？》里提到：

实际上，学习永远是无本万利、稳赚不赔的活动（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事儿实在难以争论）。很多人习惯于在行动之前一定要问一个“做这事情有什么用？”尽管这本身通常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学习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就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了。最终有成就的人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永远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对学习“永不厌倦”，在求知的路上一向懒得问“学它有什么用？”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永远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其实也是一种习惯：求知已成为生活的惯性，你甚至可以不用反思，不用怀疑，也不用去想太多意义，只要循着这惯性，一路前行，就足够了。

努力培养些好的习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远离虚无，也不再需要理由，不再需要挣扎。就好象那位老兄，一旦刷牙成为习惯，根本找不到，也不会想到要找不刷牙的借口了。

最早接触《自由选择：个人声明》（Free to Choose : a Personal Statement），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偶然知道了弗里德曼的这本书，便去图书馆找了来。

一眼就能看出，这是80年代的书，从装订，到字体，再到上面厚厚的灰尘——质朴、古拙、借书卡上留下了不少名字，而今天，这样的书，似乎早已过时，久久无人问津。发黄的借书卡，好像一扇穿越时空的窗户，让你望见、想象曾经的80年代。

平心而论，这本书改编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同名系列电视片的解说词（这一点很像当年的《河殇》），虽然观点也很鲜明，但相比电视剧，冲击力到底小了很多。而电视片，是拍给普通观众看的，意在宣传和普及自由概念：工会不一定能保障工人的利益，通货膨胀完全是因为货币发行太多……如果我没记错，大名鼎鼎的“教育券”制度，也是在这里提出来的（所谓教育券，指的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是补贴给学校，而是以“教育券”的形式补贴给家长，由家长自己选择学校。前些年浙江长兴似乎就在实践教育券制度，还引起了周其仁先生的“重点关注”，至今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这样的做法，或许失之通俗，但通俗也有通俗的好处，《个人声明》这个副标题，掷地有声，每次见到，我都会想起撒切尔夫人的故事：当年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面对议员的责难，她掏出《自由秩序原理》往桌上一摔，“我们就信这套”。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固然深刻而雄辩，毕竟太过艰深宏大了（当年我看得精疲力尽），一般人要想真正理解“自由”这概念，学会从自由的角度看待身边的问题，《自由选择》显然更为合适。

前一段，铅笔经济社的朋友拿到了《自由选择》电视剧的版权，邀我翻译其中三集的字幕。盛情难却，只好勉力为之。中秋节日夜操劳，终见眉目，一方面重温旧日初读的欣喜；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挑战——毕竟，电视剧字幕不像书本，有些用法过于口语化，用语过于随意，有些地方需要反复听辨，才敢确认。当然，另一大的收获是，从唇枪舌剑的辩论间，见到了弗里德曼刀子一般锋利的思维，和学者的担当。

辩论中，弗里德曼表示自己决不赞成福利制度，于是人家问，你是要取消福利制度吗？他的回答是：“不，我绝没有想过立刻取消福利制度，尽管我不赞成福利制度，也必须承担应尽的责任”，类似的许多问题，尽管他不赞成，但都给出了渐进的道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要努力在“应然”和“实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相比之下，我们的某些“自由主义者”，观点鲜明，态度也很鲜明，冷血的鲜明——快刀斩乱麻，恨不得一下跨入自由的完美世界，这一点，恐怕还是要多向弗老学习呀。

P.S. 感谢李笑来老师在翻译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协助:)

朋友问了两个翻译的问题，我的想法，写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Learning in any domain, leadership included, is not likely to occur without a desire to learn and the willingness and discipline to 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

难点在于：

• and the willingness and discipline…，这里的逻辑关系要理顺；
• willingness，这个词来自will，意志，willingness一般翻译为“肯干”、“自发”，这里翻译成“肯学”，太口语化；
• descipline，一般翻译为“惩罚”、“严格训练”，但“严格训练”与前面的“练习”有所重叠，应尽力避免。

最后翻译为：

学习任何知识——包括领导能力——都离不开求知欲，和练习、练习再练习的毅力与艰辛。

另一句是：

Classroom-based and electronic training have increased in both quality and availability in recent years, though they remain incredibly sensitive to business cycles; but who would ask a budding Derek Jeter or Mikhail Baryshnikov to learn their trade from a DVD?

难点在于：

• availability，一般译作“可用性”、“可提供性”，翻译味道太重；
• sensitive，一般翻译为“敏感”，但“对经济周期敏感”，容易产生误解，产生“特别有灵性，能洞察”的歧义；
• learn from，“从DVD学习”，“向DVD学习”，都不能保留原文的调侃味道。

最后翻译为：

近年来，课堂教学和电化培训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都有提高，但它们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太大；毕竟，DVD教不出未来的Derek Jeter和Mikhail Baryshnikov。

前几天，晚饭后去盛世情书店逛了逛。偷眼看到一本《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立刻买下。
此书初版于1991年，后因版权问题，一直没重印，长久以来我只有一本复印版。这次的版本是吉林大学姚大志译的，翻了翻觉得还可以，希望能尽快读完。

另提两点：

• 诺齐克、罗尔斯与哈耶克同为当代自由主义大师，三人中间，哈耶克我读得最多，“知识论的自由主义”印象深刻。前日有朋友谈起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这观点就来自哈耶克，“他使自由成为科学”，所言不虚。我推荐，真正希望了解自由、树立自由信念的朋友，认真读读《自由秩序原理》。
• 诺齐克十几岁时在书摊邂逅柏拉图的《理想国》，遂与哲学结缘，几十年后终于登堂入室，任教哈佛大学哲学系，成为一代大师，这故事，想想就很激动。

文学与其它艺术形式的区别之一就是，在文学中，除了文字所要传达的意图可以构成审美对象之外，文字（也就是介质）本身，也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也就是说，意象和介质（目的和手段）构成了文学的双重审美。很多时候，我们说文章写得“漂亮”，就是针对手段（文字）本身而言的。

这也就造成了翻译中的一大困难：既要保证传达意义（目的），又不能丢失文字（手段）本身的美感。想要做到两全其美，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二者间权衡、取舍。若过于看重形式，极有可能严重损失原文的信息，下面举几个常见的例子。

我思，故我在

这是笛卡尔的名言，英文版本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故我在”凝练大方，有格言的味道，又契合乐府的节律，往往被奉为经典，然而它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这里的am（也就是be），并非“在”的意思，即便是如今学界通行的译法“存在”，也不宜被简化为“在”。况且，be翻译为“存在”，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
如果完全抛弃形式的束缚，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我思考，因此才成为本体（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王太庆先生翻译为“我思，所以我是”，这建议是不错的。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琅琅上口，雄辩有力，如今广为引用。不幸，这翻译有两处错得厉害。
原文是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tend的含义是To have a tendency/To be disposed or inclined，也就是“有xx趋势/倾向于”，而不是表示因果的“导致”；另一方面，最后一个absolutely，是副词，而不是形容词，所以“绝对腐败”的翻译，完全是大错特错。
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
权力易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会腐败。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读过马恩著作的朋友，对这句话肯定不会陌生，它来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出现在这里：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结合马克思的另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不难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它号召人们一定要行动起来，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而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的层次。
然而单独拿出这句话，“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前后重复又纠结不清，教人困惑；“武器的批判”更是奇特，现代汉语中没有这样的用法，顶多有“武装的批判”。其实，这句话的原文是：

The weapons of criticism, of course, cannot replace the criticism of weapons.

前头的weapons of criticism，weapons是criticism的手段，可以翻译为“（用于）批判的武器”；后头的criticism of weapons，weapons是criticism的对象，可以翻译为“对武器的批判”，“经典”的翻译少了一个“对”，为追求形式、追求哲学味道，生造出怪异的表达，其实是不可取的——如果把翻译中损失的信息补上，整个句子就不难理解了：
用于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取代对于武器的批判（工具不能取代行动）。

熟悉编程的朋友，都理解“责任（Responsibility）”的概念。它说的是，一件事情（或者整个流程中的一道工序），应该由谁（哪个部分）来承担。在软件开发中，责任是极为重要的概念——责任划分不明确，可能严重影响整个系统的效率、健壮性、和维护难度：举例来说，大多数情况下，验证、纠正用户提交的数据，交给网页，就比交给真正的业务处理程序或是数据库，要好得多，聪明得多。

其实，合理划分责任能提高效率的道理，适用于生活中许多事情。
最近一次我去国图，借书台前排起了长队。凑巧，我前头的姑娘和我习惯一样，都会事先把每本书翻到贴有图书馆条码的那一页，并上下差分地叠起来——这样，工作人员不用翻书，也不用挪动书本，只需要拿条码扫描枪从上往下扫几次，就能登记完所有的书。
有意思的是，我后面的读者见此状况，都依葫芦画瓢，把书翻好岔开叠起来。于是，整个队伍的移动速度比之前明显快了很多，这让我心情大好。

早年曾看过王则柯的一篇经济学随笔，列举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许多现象，列举了许多不合理——或者时髦点说，不够人性化（我也可以解释为，责任划分不合适）——的习惯和规定，说明各种细节浪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总的来说，结论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效率比较低的环境之中。
不过，我还要恶毒地狗尾续貂，从王先生的结论演绎出两个残酷的结论：

1. 同样长的生命，我们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
2. 同样多的事情，我们其实可以活得更从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