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印迹

地震了，只能看CCTV的“演播室直播”。晚上十点多，看了四川卫视在电视剧空当播出的新闻，总算见到些前线画面（我看到主持背后的演播室时钟，遗憾地发现，这不是直播）。

据说，有关部门已经拟定了报道指导方针，强调要搞“救灾报道”，不要搞“灾害报道”。

有人说：

从下午五点多开始一直看CCTV的新闻频道，只是想看看灾区现场的报道。电视上的海霞显然对这个突发事件表现得非常不自然，报惯了讲述老百姓幸福日子的新闻社区的她似乎一时很难找到感觉，新闻的素材也非常少，地震局那个非常仓促的讲话被反复的滚动播放，外加一张标有汶川的四川地图，当中插进几段成都市的现场画面。人头攒动，但还算井然有序。画面上看起来，显然是没有什么大的经济损失的，更不用说死人了。

同时的CCTV另外几个频道，还在正常的播放电视节目，包括CCTV1，平静的好象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其它的地方卫视，照样歌舞升平。

也有人说：

CCTV新闻频道从3点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主持人都没有休息。虽然许多人都对CCTV有”成见”，但这一次，这几个主持人，确实辛苦了！

总之，新媒体的声音很全面，而且更新很及时很细致，但是大量冗余信息和低素质攻击使得新媒体发出的声音让人有一些恶心。过滤系统亟待完善，而这些”负面现象”也是新媒体在社会上备受指责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理解这种差异？不妨看一组文章：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上，中，下）

还要补充一点，很可惜，这篇文章没完成一次合格的论证（整理整理思路，应该能写得更实在点）：

• 人们对CCTV有成见，而不是所谓的“成见”，这是事实；更主要的是，这成见不是因为“（过去）主持人（确实）不辛苦”，所以“但”字的转折，转得莫名其妙。
• “新媒体”（姑且这么叫吧，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界定“媒体”）的在线人数多，完全不能证明“声音很全面，而且更新很及时很细致”，中间还差一环呢；如果此逻辑成立，CCTV的观众（可视为参与者吧）更多，是否CCTV更“全面”更“及时”更“细致”？
• 上文说“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下文又说“大量冗余信息和低素质攻击”，前后矛盾，不能自洽。
• 综合以上两点：“总之，新媒体……”之类的结论，其实不是“总之”出来的。

通俗地说，“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算不得错。
所谓“自由”，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免于他人意志的强制”，因此，做他人看来“错误”的事，说他人看来“错误”的话，丝毫也没有违背“自由”的含义。而质疑权力的自由，乃是因为权力本身就应当受到质疑、制约和监督，不但因为“绝对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更因为权力的滥用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言论自由恰恰有助于防范、制止这些后果，因此，“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这话说得是非常之对的。

不过，不通逻辑的人，能由此“逻辑地”推导出下面的结论，并不奇怪：
“言论自由”就可以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就可以肆意歪曲历史、可以信口雌黄、可以“自由”地造谣、“自由”地抹黑、“自由”地扣帽子。
任何概念，落到现实中，都会有一套复杂的规则，言论自由亦是如此：自由不但意味着可以做当权者不喜欢的事情，也意味着责任，所以言论自由亦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倒总是喜欢用“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来蛊惑人心，混淆黑白），譬如美国法律就规定，言论自由“不得产生清晰且现实的危险”……
抱歉，这里扯远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米克尔约翰的《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很薄很好看），我想说的是，概念的背后，往往有一系列复杂的规矩，仅仅看到通俗的表述，就“逻辑推理”的人，跟当年说厕所改建是“系统工程”，房屋危改是“宏观调控”的县委书记，其实没什么区别。

当然，如果自己逻辑混乱，又喜欢玩春秋笔法，就更不得了：把自己绕进去，还浑然不自知。

• 拿“人家的报系说事，得出“毫不奇怪”的结论，就跟拿“当红炸子鸡”乔姆斯基所在的国家说事，得出此人“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一样可笑；
• 由有限的单例判断，上纲上线到全局判断（“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就更可笑了。波普曾讲过一个笑话，某人见过几位领导人是大鼻子，就像当然认为“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大鼻子”。请问，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谁还坚持“三纲五常”吗？

这样糟糕的文章，不但字句不通（“这就不禁使人要问”应为“这就使人不禁要问”），更搞不清楚概念（“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都分不清楚，编辑和作者都该打屁股），署的还是一家知名连锁商务会馆的名字，居然能刊登在堂堂《北京晚报》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也难怪，原文作者居然认为“（南都长平）连自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照我看，“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说得没错——南都长平不妨就“扯下遮羞布”，以示对文峰先生的“费厄泼赖”，有必要，确实有必要。

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

在顶礼膜拜“利益”的人眼里，古希腊人是可笑的：人怎么能是万物的尺度呢？怪不得说人类文明的未来得靠中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嘛。
所以，“铁血”手段无可厚非。
可惜，古希腊人还发明了逻辑。何谓逻辑，逻辑乃思维正确之方法——今日某人侵犯了“我们”的利益，就可以“血洗”某人，某日“我们”的利益互相冲突时，是否也要互相“血洗”？同是信奉“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的人，他们的利益，会永远是铁板一块吗？

给了也不满意，不给也不满意，并不是无解的棋局。
新女婿上门，若是丈母娘看不顺眼，多说话也不是，少说话也不是。关键是，得让大家看了顺眼，与时俱进地说，就是得保证“和谐”。
让人“折服”，或者即使是“收服”，都比“打服”要好得多。“打服”不难，“打服”之后该怎么办，很难——不妨看看今日的伊拉克。
这或许还可以辩论，“打服”之后，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张白纸好画图！
不过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了：无良房产商，豪气冲天的官员，还有我们的新拳民，这种大无畏的胆略，其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

搭一个铁皮笼子，下边把火烧得旺旺的，纵使外头是数九寒冬，里头还是会喊热的，不用命令，也不用示范，猛喝凉水就是必然选择。
有人问了：既然外头是寒风刺骨，怎么不取点冷气来呢？
答案是，柴火里烧不出冷气！
还得补上一句：同志，不要太幼稚了，热气，冷气，不都是气嘛，凉水还是得猛灌的。

一些老帖，权当延伸阅读：1、2、3、4、5

下面引述的全部是哈维尔的话：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 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more…)

 

张奚若赠毛公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参考何炳棣《读史阅事六十年》）。在中共会场内（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南宁会议），毛公反驳曰：有人讲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是什么话？不好大，难道好小？不喜功，难道喜过？……（参考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当年我初读这段话，只得把大腿一拍，瞠目结舌：此等辩功，上盖梭伦伯里克利，下压丘吉尔罗斯福，甚是厉害！

今日见到著名“非主流毛派经济学家”杨帆先生在课堂上的表演，始知“毛派”头衔不虚。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幸甚至哉！

daniel Says:
December 2nd, 2007 at 2:12 am

事实就一定就是事实吗？黑客帝国里说我们其实都生活在一个虚拟空间里，一切你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假的。问题是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进化论，神创论，其实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人的头脑永远不会想明白所有的问题。但是选择是自己的，神说人有他的形象，不同于动物，尊贵，圣洁，是他喜悦的，达尔文说，人跟其它动物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祖先，区别是人会说话，会比其他动物动物更狡诈，那么你觉得哪一个理论会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

希特勒同样是一个进化论的狂热拥护者，亚利安人是最后的完美人类？他其他人怎么办？优胜劣淘呀，所以还是一句话，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了，没必要，真没必要去争论呵呵

回复如下：

首先要说明的是，观点的争辩，必须讲逻辑，因为逻辑乃思维正确之方法，而思维正确应当是大家共同承认的前提，否则争辩就毫无意义和价值了。

事实就一定是事实吗？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清楚地定义“事实”，如果我没理解错，这句话中的两个“事实”指的不是同一个概念，但究竟各指什么，你并没有阐释清楚，这种不可知论的提问，其实只能把水搅浑，搞乱阵脚。
用《黑客帝国》来举例，是很不恰当的。《黑客帝国》只是文艺作品，其中标新立异的观点，缺乏严谨的论证和推理，完整度和可信度根本比不上进化论，甚至比不上神创论。
之后提到“问题是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中间存在逻辑的断层：“事实是否事实”（这个问题还没弄清楚呢）与“人活着的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人的头脑永远不会想明白所有的问题”，这种思辨味道浓重的断言式部分否定，言之凿凿，却不能说明什么：即便永远不会想明白所有的问题，也应该能想明白某些问题，对么？所以，按照三段论，这里还缺失一个环节：需要证明“进化论”处于“不能想明白”的范畴之内。相反，文明的积累和进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千百年来人“想明白问题”的知识求索来进行的，看看我们周围的一切，就能真切感觉到，人类至少已经“想明白了”某些问题。

至于神如何说，达尔文如何说，希特勒如何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希特勒信奉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名词除了包含“达尔文”三个字之外，与达尔文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是不同的人赋予理论的实用主义价值——占星术可以告诉你“一辈子好运”，天文学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天空会出现“凶相”，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比评价占星术和天文学。

不可知论，相对主义，其实是现在普遍的想法——本身并没有大的坏处，只是习惯它们的人，大多放弃了审慎思索、深入探究的努力，对此也毫无兴趣，即便碰上真正的问题，也无从分辨是非（看看每年发表的各种“学术成果”就知道了），这就是“想要的人生”吗？

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1680-1743）坚信奥地利经济学对增发货币的看法：货币和信贷供应量的变化通过相对价格之变动而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货币增量并不会在同一时间等量地作用于所有价格，而是像在水里投下一枚石头一样，会一圈一圈地扩散，因而，增量货币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和渠道。
根据这个理论，增发货币未必会有利于所有人，相反，这可能会伴随一个再分配过程……

——请参考《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

常言说，屁股决定脑袋，身份决定立场。
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这条规律的身影——不过，一旦涉及到某些问题，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最常见的论调就是：中国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这样的说法，我是很反感的。
须知，人首先必须是人，其次才是一国的国民。考虑问题的时候，基本的出发点应该是人的良知，人的道德，而不是政府（国家）的道德——人的道德叫做道德，政府的“道德”，如果有的话，应该叫做权谋、利益。放弃道德而取权谋，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自作贱。
其次，我们作为普通公民，当然应该有普通公民的价值体系，不同于政府的价值体系。否则，何来公域与私域的区分？何来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抛弃自己的立场，替对方考虑，对亲人或许还适用，但对于政府，就成了一种错位——敢问那些为利维坦辩护的人，你时刻为它着想，关键的时候，它会知恩图报地为你着想吗？

哈维尔曾说：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
这话，真是一点也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