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印迹

长春，2004年春夏，毕业前几个月的日子大概是这样过的：去图书馆看一天书，吃过晚饭，去民生音像店转转，权当散步。

民生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开在居民区里，对面就是收音机里东北亚音乐台时常提到的宝丽金音像。宝丽金什么都卖，唱片，电影，还有摇滚T恤；民生只卖电影，对了，还有海报。

店里的光线总是有些昏暗，而且似乎总有种湿润的微倒。老板是中年人，背起来的头发有些花白，印象里，好像他总穿浅色衬衣，有时摇把扇子，腰板很直，感觉悠闲而精神。而他的精神确实很好，生意经也很地道，侃起电影来头头是道：
今天早上去拿货，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宝丽金的小姑娘等不及，就回去了。我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镜子》，这可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我还有点良心，给吉林市留了二十张，全省的《镜子》我都给他拿回来，宝丽金的小姑娘，哪懂这个啊……
今天可是来了好东西。看到没？波兰导演瓦伊达的全集，就看你识不识货了……
更“可怕”的是，民生会派发《淘碟天书》之类的资料，其实不过是从网上整理的资料，打印出来，几张纸，订在一起，页眉上标明“民生音像店”；不要小看了这玩意，威力确实惊人，既可以用作导购，也可以当“文艺片”的快餐，更能为各位同好供应谈资。

于是乎，慢慢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衣着时髦出手阔绰的年轻人，多半去宝丽金，大堆大堆地买；看来比较“有谱”又“文艺”的老中青，多是径直去民生，接触多了，才知道不少都是长影（电影制片厂）的，隔三差五，神神秘秘地赶来。对于他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那些，民生一律称“老师”，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并负责介绍、沟通各位淘碟人士。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有次与长影的一位老先生就格瓦拉能否算恐怖分子争论起来，最后，还是掌柜给圆的场，说和气重要，和气重要，以前的事情，那哪能说得清楚啊。

毕业前的几个月，我们总去民生，其实许多时候只是为了侃上两句，冲淡生活的乏味。
有一次我和阿印去，他看了半天《镜子》，最后还是舍不得买，老板就开始跟我诉苦了：小伙子，你看看你同学，连《镜子》都不买，你说说，看电影，有这样的道理吗？
无奈，我笑笑说，好，我买，我买。
当然，售后服务也是好的。有次买了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看过觉得不好，去找他，说“这电影不好看，给换一张吧”。没二话，就给推荐了杨德昌的《麻将》，一点也不敷衍。

去年我回去长春，专门去找这家店，却不见昔日熟悉的招牌，正感叹物是人非之际，忽然见到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民”字。走进去，长发年轻人正在打电话：陶老师，您好，我是民生，今天来了新片，您啥时候有空，可以过来看看……

题记：“记住，一定要把技术练好，这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离校的时候，他给我的忠告。当时只觉得他是一片好心，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那岂止是一片好心，更是一片苦心。今天的状态，希望没有辜负他的苦心+好心。
2002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下自习看见数学楼的橱窗里贴着一则告示——《关于中文系开设副修专业汉语言文学的通知》。当时，我正处在饥渴而兴奋的茫然之中，之前两年的阅读，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思想和观念，已有的世界被颠覆了，新的知识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却没有新的秩序和能力来梳理它们。我苦苦找寻，然而除了时间一天天流逝，一无所获。这个偶然的机会，在当时显得魅力无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它的确改变了我的大学。

第二天去中文系办打听，知道要交六百块钱，不过可以试听第一节课。跟家里申请经费的时候，父亲说，只要觉得好，就去，不用在乎这点钱。

第一节课是周六的晚上，中文系201，狭长的教室。老师个子不高，虽然说不上具体的年龄，但可以肯定不超过四十岁。从包里拿出水杯，放到讲台上，就开始上课。

“事先都不知道，系里就安排我给参加副修班的同学讲第一堂课。我姓王，给大家讲文艺理论”。
说完，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两个字说不上龙飞凤舞，也说不上苍劲有力，甚至有些绵绵的感觉，透出别致的韵味。

然后，他从“文艺学”的概念开始讲起。
“文艺学这个概念，来自苏联；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应该翻译成文学学，为了保持通顺，改叫‘文艺学’。”
“文艺学是研究文学本身的学问，它的成果叫文艺理论，或者文学理论……广义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史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其中，只有文学理论是最直接地指向文学本身的，因此，它也叫作狭义的文学理论。”
……

我必须承认，那是我上大学以来，甚至是这些年以来听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我第一次知道，课讲得好，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不但让人完全丧失了时间的概念，反而被一种获取知识的愉悦所充实，源源不断。（多年以后，我读到亚里士多德说的，人天生就有求知的欲望，知性的快乐所带来的充实感，是其它乐趣所无法比拟的，心有戚戚焉。）

“太值了！”
“要来听！”
那天晚上，和历史系的几个朋友一起走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都兴高采烈，满心欢喜。

交了钱，我们很快就发现，虽然三位老师分别教授不同的科目，但只有王老师的课讲得最好，来听的人最多，也最平易近人。
那时候，我们总有无穷多的问题，无穷多的想法；因此，课间的休息成了我们跟他讨论的宝贵时间。现在想来，很多问题确实很幼稚，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一点反感，总是用最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说话的时候会不时地把目光从提问的人身上移开，环顾所有聚在身边的人，这其中饱含我从未感受到的尊重和怜爱，总是让我倍加感动。

一天晚上，下了课，我缠住他：“王老师，您说说，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越想越想不明白了？”
“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
他说了很多，听的很过瘾。出了中文系的门，还没有说完，却不得不打住——他要径直走，穿过正对中文系的小门回家，我不好继续纠缠，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正在这时，他又从后面叫住了我，“你等一等，门没开，我们可以继续聊”，接着赶了上来。
当时已经是10月底了，长春的天很冷，但我心里是暖呼呼的，我们边走边聊，一直走到自由大路与人民大街的交界处，他说“太晚了，你要回宿舍了，下次再说吧”，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其实，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他对我很好，非常好，比对别的同学要好。当时，我猜测，这是因为自己是副修的学生中唯一一个来自理科院系的缘故。
有次上课，他提到符号美学，提到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这本书很好，我自己的借给一个朋友，被弄丢了，我只好自己骑车去学人书店，又买了一本”。第二周课间的休息，我走上去说“王老师，您上周提到的那本《人论》，我也买了一本，看了一半，有些想法……”。
那天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就有些微妙了。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你们知道阿里斯托芬是什么人吗？”
“喜剧作家”，“悲剧作家”，“文学家”……，大家的回答不一。
“剧作家”，我回答说。
“呵呵，你最狡猾，不确定是喜剧作家还是被剧作家，你就给出一个不会错的答案。”他笑了，指着我说。

当然，我也不是只会这样投机取巧，印象中有好几次，他提的问题，我都能飞快地答上来。
“不错，这样上课的感觉非常好”。他对这种默契的赞许，几乎能让找回小时候的得意劲儿。

到后来，每次课间的时间，包括从下课到走出校门的时间，几乎是专属于我的，我们谈的话题也不局限于文艺，哲学，科学，历史，都有涉及。
有一次课间，他走过来，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启良的，中国文明史，从朋友那借的。”
“哦，启良，我知道，看过他的《东方文明畅想录》，这个人应该算个解构主义者……”
……
“王老师，我最近看了一本《鲁迅传》，好多想法啊。”
“哦，谁写的？”
“王晓明。”
“王晓明？他很善于讲故事，很多时候用诗化的语言，感染力很强。”
……

学期结束了，我很不甘心，失去这样的讨论机会，于是跑去中文系看教授坐班答疑的安排，总是在周三的上午跑去他的办公室，经常看不到任何一个学生去请教，心中窃喜——因为，这些时间都属于我。
其实，也许这说不上“讨论”，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那不是一种单纯的解答和应付，而是用心的，有共鸣的交流——有天晚上聊天时，他对我说，“朋友是不分年龄限制的”，那句话，印象无比深刻。

但是，这样的讨论，终究不可能如上课时那般频繁了，到了大三，我开始准备GRE和TOEFL，而他也调任学生处，很少在系里坐班了。
“你要注意，千万不要把真理的逻辑，直接套用到现实中来”，有一次，下班的时间，我去学生处找他聊，他跟我说“我在系里，大家还多少讲些真理的逻辑，但是在这里，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到了大四，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他总是很忙，很忙；整个那一年，我只去找过他两次，是因为我不敢。

04年寒假过后的一天晚上，我下了自习从图书馆出来，见到校门口的花坛，在暗黄的灯光和松树的映衬下，如同巨大的灵堂。那一刻，真是把我怔住了。
想想王老师，已经忙于行政工作，我不再有机会跟他讨论智慧和真理的话题了；政法学院的孟老师，不堪排挤去了南京，我也不再有机会去他家里畅谈终日了。整个学校，值得我寄托和留念的，能够让我向往的，只剩下夜幕中的图书馆了。

临离校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书，是新出版的，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并题了一句话作为留念：XX同学，祝你前程似锦，愿你相信存在。
那本书，我一直随身带着。

阿印印象

上周，阿印要去长春，晚上在地铁站见了一面，这之前，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了。

阿印是我的大学同学，同寝。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住在3楼，阿印住在4楼，我对他，或者说对四楼的所有人，并没有什么印象，只是上课的时候能碰面。
那时候，我最渴望的，就是能在寝室有自己的电脑，可是宿舍的硬件条件，实在让人不敢恭维——40年代建校时的老楼，外面是厚厚的红砖，楼里的墙面是木栅栏加灰浆做的——某寝室的墙上有个洞，就是因为灰浆被掏去了，只留下木栅栏。
没过多久，就听说四楼有两个人，搬到青年宿舍去了，两人一个房间，最重要的，每人都有一台电脑。我曾努力去打听，怎么才能搬到那里去，从四面八方得到的结论都是，不可能，只得不甘地作罢。
那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阿印。

大一结束，我们终于欢天喜地地搬了宿舍，虽然只是到条件“稍好”一点的宿舍。
重新分配寝室，我跟阿印在一个寝室，那时候，大家跟他的话都不多，我只觉得，他有点奇怪。不过，既然这样分配，也就服从了。
阿印住我对面的下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没什么话说，甚至寝室里的人，跟他都没什么话说。他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也不上课，生活毫无规律，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出去。那时候，他的电脑已经放到了隔壁吉林工业大学的朋友的寝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人家宿舍——他出电脑，人家出网络，所谓双赢。
印象中，好像是我首先忍不住了，某天，我尝试跟他多说几句话，其实只是为了去摸一摸他的机器——除此之外，我唯一接触电脑的机会，就是在系里的机房，奇慢无比的网络，问题百出的机器，加上繁杂的种种限制，对于我来说，还不如没有。
出乎意料的是，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带我去工大玩。
于是，在2001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学校第一次接触了不在机房里面的电脑。虽然也只是看看邮箱，聊聊QQ，但已经感到很满足，很满足了。
跟阿印的交流，也是从那个夜晚开始，越来越多了。

2001年的暑假结束之前，发生了一件对我影响颇大的事情，2002年的寒假，又发生了一场。从那以后，我下决心做一个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人，而身边的阿印，恰好就是这样的人，尤其是，他的离经叛道，也是那种不甘现状、不受束缚、追求自由的聪明的离经叛道，于是，潜意识里，我跟他更加亲近了。

2002年上半学年，在我的撺掇下，寝室里的四个人（一共六个）决定出去租一处房子，把电脑放在那——“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必须自己创造条件来学习”，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
房子在东岭小区，走路到学校要四十分钟。一个同寝过去基本就是打游戏，另一个过去大多是呆着，聊聊天，上上网；只有我和阿印，是那里的常客。我整天对着一本影印的C++ Program Design看，阿印则是听摇滚，看电影，整理硬盘上那些资料——当时，他已经会用VC写那些带界面的程序了，这令我羡慕不已。我印象深刻的画面是，长春的傍晚，夕阳从窗外投进来，整面墙都是橘红色的，音箱里放的是田震（或者许巍），阿印就蹲在椅子上，点着鼠标，脑袋随着音乐的节奏，晃动着。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呆着，整天整天不回学校，一切都好，除了吃饭是个问题。晚上饿了，只有去下面的烧烤店买烤馒头，大部分时候，都是阿印去，把我的带上来。
阿印还会去拷贝和借许多电影回来，张扬的《昨天》，就是在那里看的，起因只是某天晚上，他忽然说，“我们看电影吧”，我说“好”，因为从那里面认识了贾宏声，我们看《苏州河》的时候就感觉特别亲切。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是翻来覆去看的，里面的台词，是可以随时背诵的——有一天晚上，阿印从工大过来，我开门，只见他脸上有血痕，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太倒霉了，晚上没看到，撞铁丝网了，我当时马上就想到《有话好好说》里面的台词：摔哪了？摔电线杆子上了……”

夜里我们经常会谈很多，声讨教学质量的垃圾，和教师的不负责任，激愤之情，简直能赶上批斗会；深夜里，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笼罩在鬼魅般蓝色光雾下的铁路，听火车的汽笛，其实，心里是一样的迷惘，不知道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将来会走向何方。
刘韧的《知识英雄2.0》，那时候看得很激动，很过瘾，一天夜里，躺在床上，我对他发了一大通感慨：我们将来一定会混得好的，会比那些还以高中的方式来学大学知识的人过得好，比那些混日子的人过得好，我们都会成功的，能去北京，那里的开发环境最好——以后有人写我的传记，会有这样的句子：2002年，长春，东岭小区，他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做出些不一样的事情出来。

阿印曾说过，自己高考考了六百多分，只是生产队上根本没人懂填报志愿的事情。因为东大阿尔派的名头很响，他报的东北大学，后来看到“东北师范大学”是提前批录取，觉得只是多“师范”两个字，大概就是同一个学校，于是稀里糊涂地就来了——要知道，那种分数，除了去不了超一流的高校，其它学校应该都能去的。
虽然我知道他很聪明，但有件事，还是让我很惊诧：
我刚刚学会GUI编程，照着书上写了一个万花筒的程序，给阿印看，他问：“能不能写一个台球在桌上跑的程序？”我说，“应该可以，就是有些麻烦，也没什么意思，我懒得弄。”然后便睡去了。第二天清早，我刚揉醒双眼，他便兴冲冲地叫我去看，一个台球在屏幕上，滚过来，遇到边界，弹回去，遇到边界，弹回来……要知道，我用的那些类库和API，甚至包括我的那本教材，他之前根本没碰过。

那一年的暑假，我们有时候会骑上自行车，去学校吃晚餐，然后，随意朝着一个方向，穿越长春的大街小巷，穿越生各种活区和商业区，一直到骑累了，再回去。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搬回了宿舍，在我的建议下，大家凑钱给阿印买了一件棉衣，因为他似乎进学校以来，冬天就只有那么一两件衣服，我还开玩笑说他冬天不洗衣服。衣服是我跟另一个同寝去挑的，在桂林路的某家“外贸服装小店”。他似乎很高兴，也很喜欢，以后的几年，一直都见他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