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联系


“产权是一束权利”,这是我刚接触经济学时印象最深的一点。我现在还还记得当时看到的说法是,产权只包含(对特定对象的)支配权、转让权、收益独占权,只有界定清楚产权,才能谈其它各种话题。“一束权利”的概念震惊了我:单个对象可能有很多甚至无穷多项权利,但产权只是其中的“一束”而已,它有清晰的边界,而这种边界可能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理解相违背。举例来说,你拥有一块土地的产权,这种权利似乎是“绝对”的,你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也可以阻止他人进入,却不能阻止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也不能阻止地铁从脚下通过,因为这些权利并不在产权对应的那“一束”权利之中。这个道理,虽然不那么明显,也不难理解。

之所以不难理解,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权利与实物的分离尚且不明显,而实物是存在于生活之中,有感性认知的。但是人类社会大规模信息化之后,信息和实物逐渐分离,之前关于实物的很多权利,演变为关于信息的很多权利。这些权利从实体衍生出来,却不再需要依附实体存在,但是在我们的思维里,这些权利还脱离不了之前的实体,所以带来了很多认知上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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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期身体不适,医生叮嘱,须静养半年;blog更新也慢了下来,各位见谅。

礼拜五,Jack说:高考1977,这部电影,你看了吗?我觉得好,推荐!
Jack平时是只看美剧的,印象里,国产电影,他给我推荐的,只有《24城记》,我看了也觉得很好;那么,《高考1977》应该也值得一看吧。

电影讲的是这样的故事: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恢复”的消息传来,黑龙江一座农场里的知青,历经磨难,终于参加了高考。照套路,一定要把相差巨大的角色杂凑起来,才能产生张力:退伍军人、开口闭口“组织组织”的老场长;左右为难、面对“扎根边疆”的誓言犹豫不决的年轻连长;个性耿直、凡事都要争出个道理的“刺头”;爱女心切,又长年背负“历史反革命”罪名的知识分子;只期望解决“出身问题”,见到父亲又心潮起伏的女儿……或许为了集中体现“戏剧性”,各种片段接连出现,有的太详细,有的又太简短,如果详略分布更合理些,去掉稍显突兀的情节,理顺那些转折,影片本身,可能会更加好看。

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些因素,都不影响我认为它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因为阅片是个完整的过程,我无法冷静地把诸多方面一一割裂开:外国的电影确实拍的很不错,但国产的电影(略去不争气的现状不提),往往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举个最浅显的例子吧:某个镜头,听到背景音乐是《心太软》,往往联想起许多许多——不管你是停下来刻意去回想,还是被它所营造的氛围所包裹,继续往下看。这样的亲切感,不是多了解“典故”就能从外国电影中看到的。
所以,《高考1977》的这个“好”,不是美轮美奂的场景,不是惟妙惟肖的表演,也不是紧张抓人的情节……而在于,我从它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生活胎记。
所谓“生活胎记”,是与生俱来的痕迹,或许我们不愿意正视,甚至可以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它确实存在,而且浸润在我们生活的细节之间,甚至可以模塑我们的某些体验、想法、观念——尽管在今天,它们的形态已经相去甚远,但与当年的胎记之间,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些说法振振有辞:成才的道路有许多条,一门心思去高考,搞鲤鱼跳龙门,有什么意思?劳动不分贵贱,非要脱离农场劳动去读书,不还是孔老二“劳心劳力”的老路?……
这样的问题,我常常感到难以面对:的确,这些“道理”是没错的,可这些“没道理”的现象,是怎样存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怎样“存在过”的?
如果这样的责难可以成立,今天面对“生来”就懂得什么是“文件”的年轻人,我要如何说起“自己认真学习过文件”:文件是储存在计算机磁盘上的,一组有统一主题的信息的集合?为何在转念之间,我自己就成了“荒谬”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还是判断的标准出了问题?

这些年,我似乎更喜欢和“老观念”、“守旧”的长辈人聊天了。他们讲出来的事情,绝不同于“文艺”的我们从影像中获得的印象:听父亲讲起文革时不小心打破了一尊毛主席像的惴惴不安(那绝不是“阳光灿烂”的);听父亲的同事讲起早年搞科研、读研究生的经历(那些勇气和闯劲是丝毫不逊于今天的年轻人的);听其他人讲起以前单位的结构,各种规定背后的来历(那也不是“落后”两个字可以概括的)……有句话说:生命的长度不能改变,但厚度可以改变。当我们慢慢梳理出自己生活中的细节和久远甚至荒谬的过去之间的联系,辨识出自己生活的胎记时,所谓“生命的厚度”,也就由此增加了罢。

中法友谊源远流长

——题记

姜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一贯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正常的。
长期以来,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包括民主柬埔寨在内的柬历届合法政府保持了正常友好的关系。众所周知,当时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同70多个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充分尊重柬政府和人民的选择。

贡斯当,法国18、19世纪思想家:

不存在没有边界的权力……国家的主权存在两重边界,对内不得侵犯公民的人权,对外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制,那它就不再是主权,而是一种根本不应当存在的权力……

唐德刚讲历史,总会给你一种感觉:中国历史,就好象一张千层饼,一层一层地重叠起来,我们的生活,不过是最上面的一层。随便找到个地方,一刀切下去,你会发现,底下的状况,与现在完全是一样的:同样的地方凹下去,同样的地方凸出来,连细致的纹理,都绝无二致。

我没有唐德刚先生那么高深的学养,只能瞎摆弄些联系,却时常有他那样的感受:看到某些报道,时常想到80年代的武打片,开片镜头往往是锦绣河山,辅以画外音“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民不聊生……”;最近和出租车有关的新闻,又让人想起起革命史诗剧中慷慨激昂的台词:“在那个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然后是更多……

法学上讲,无救济则无权利。于是所谓的“维权”,就成了“夺权”:夺取之前无法救济,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权利;这,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1980年8月,波兰最大的海港城市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发起了一次罢工,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要求实行物价上涨津贴和增加工资1000兹罗提。
经过艰苦的斗争,总经理已经同意了工人的每一项要求,这次运动就要眼见结束。这时候:

格但斯克其他几个罢工单位的罢工委员会代表来到列宁造船厂——他们有北方造船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设备修理厂和海洋电机厂……
这些外单位的罢工工人代表听说这边已经达成协议,就冲着瓦文萨喊叫起来:“要是你们把我们扔下,那所有的小厂都会被压垮的!”
瓦文萨明白了:当局之所以让总经理接受所有的条件,正是因为有这许多工厂声援性罢工的支持。如果扔下他们不管,这些弱者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肯定会在事后受到报复。
还有的代表指责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搞的是“为力量最强者争几个钱的罢工”。
瓦文萨犹豫了。但如果撕毁刚才达成的协议,则意味着列宁造船厂已经取得的东西可能丧失。
北方造船厂的工人希望列宁造船厂继续罢工。他们说:“只要召开一次特别的省委会议,把省委第一书记一撇,你们所得到的成果就会告吹!”
“根本用不着撤换任何人,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施舍者的权力!”
“施舍?瓦文萨恍然大悟,突然解开了半小时前的疑惑——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兑现,即使兑现了,工人所得到的也只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点儿施舍。工人并没有得到持久的保证——那是必须由工人自己的权力才能保持的。
瓦文萨惭愧了。
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不愿担起他在1980年8月16日事实上已经作出的妥协。
当然,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慢慢思考的时候。首先要尽一切力量挽回,使这个险些地停顿了的开端继续下去。
这时是15时,更多的人在向厂外走去,罢工纠察队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挡,而厂广播站已经关掉了……
瓦文萨还来得及将这支书写历史的巨笔重新挥舞起来吗?

注:《光荣的荆棘路》,19年前曾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后来不了了之。我至今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读到它的感受。

按:这两篇文字是2005年所作,今天意外收到一封来信,说“忽然见到此文,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转过来,放在自家园地。

关于翻译的一点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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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了,只能看CCTV的“演播室直播”。晚上十点多,看了四川卫视在电视剧空当播出的新闻,总算见到些前线画面(我看到主持背后的演播室时钟,遗憾地发现,这不是直播)。

据说,有关部门已经拟定了报道指导方针,强调要搞“救灾报道”,不要搞“灾害报道”。

有人说:

从下午五点多开始一直看CCTV的新闻频道,只是想看看灾区现场的报道。电视上的海霞显然对这个突发事件表现得非常不自然,报惯了讲述老百姓幸福日子的新闻社区的她似乎一时很难找到感觉,新闻的素材也非常少,地震局那个非常仓促的讲话被反复的滚动播放,外加一张标有汶川的四川地图,当中插进几段成都市的现场画面。人头攒动,但还算井然有序。画面上看起来,显然是没有什么大的经济损失的,更不用说死人了。

同时的CCTV另外几个频道,还在正常的播放电视节目,包括CCTV1,平静的好象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其它的地方卫视,照样歌舞升平。

也有人说:

CCTV新闻频道从3点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主持人都没有休息。虽然许多人都对CCTV有”成见”,但这一次,这几个主持人,确实辛苦了!

总之,新媒体的声音很全面,而且更新很及时很细致,但是大量冗余信息和低素质攻击使得新媒体发出的声音让人有一些恶心。过滤系统亟待完善,而这些”负面现象”也是新媒体在社会上备受指责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理解这种差异?不妨看一组文章: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上下)

还要补充一点,很可惜,这篇文章没完成一次合格的论证(整理整理思路,应该能写得更实在点):

  • 人们对CCTV有成见,而不是所谓的“成见”,这是事实;更主要的是,这成见不是因为“(过去)主持人(确实)不辛苦”,所以“但”字的转折,转得莫名其妙。
  • “新媒体”(姑且这么叫吧,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界定“媒体”)的在线人数多,完全不能证明“声音很全面,而且更新很及时很细致”,中间还差一环呢;如果此逻辑成立,CCTV的观众(可视为参与者吧)更多,是否CCTV更“全面”更“及时”更“细致”?
  • 上文说“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下文又说“大量冗余信息和低素质攻击”,前后矛盾,不能自洽。
  • 综合以上两点:“总之,新媒体……”之类的结论,其实不是“总之”出来的。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面提到过这么一件事:

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讨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此,有人说是真性情,有人说是没看穿,我是赞成“真性情”一说的。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与何先生有相同想法的人,到底有多少?或者说,能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人,到底有多少?
在艳羡这种权力舞台上的“美好”和“真情”的同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当时的大环境,能记得舞台下其他人(更多是如你我一般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窃听风暴》里,文化部长满面笑容:“我们是一个有品味的政党”。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话算不得错,观众却能体会到深深的荒谬。好玩的是,换个环境,多数人就转而羡慕这种“品味”了。

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艳羡“独”乐乐,往往容易忽略“众”乐乐,更容易忘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属“独”还是属“众”——这不是杞人忧天,你看那些张口闭口“血洗”、“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冲天豪气“独乐乐”的背后,多半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代价”的一部分吧。

举个反向但同质的例子,或许能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你“艳羡”人家,人家就算被打倒了,没准压根儿不惜得跟你一起。
《人生之曲》中,郑延大姐说起自己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在一起,很是委屈:自己一家都是老革命,好歹还是延安出来的呢,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些人关在一起吧

马英九给桂平大洋镇蕉树中心小学题词是:

敦品励学

前任总理为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是:

不做假账

前任总书记为吉林大学的题词是:

把吉林大学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

文革时期有一部新闻短片(或者应该叫“宣传短片”),说的是解放军“应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不断发展治疗聋哑病的经验”,让一所半工半读的聋哑学校的全部105名学生“全部恢复了听力”的故事。接下来的解说词是:深受迫害的聋哑人,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千仇万恨,都要集中到刘少奇的身上,就是他,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就是他,把我们打成了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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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子,今天看来,可能会让不少人觉得滑稽——本身就在学校,听力又有障碍,根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跟着起什么劲呢?况且那个姓刘的人,他们恐怕连面都没见过,这个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清楚吗,言之凿凿、群情激愤,至于吗?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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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罢——把刘先生换成某个其他人,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换成“xxxx的阴谋”,生生就是一份与时俱进的《新闻简报》啊!

要我说,不了解情况又瞎说的人,思想政治课全都白学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怎么才不是胡闹,什么才叫“完整、准确”?看看原文吧: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实现情况和历史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瞎说一顿之是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白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