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印迹

我说过，读各种各样的书，比照、互证、甄别，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文本中复现，展现出不同的侧面，最后才能构建出完整、立体、真切的世界。
最近又看了篇关于蒋廷黻先生的文章，也来说说蒋先生二三事吧。

蒋先生生于湖南宝庆（今绍阳），早年赴长沙求学。他注意到，1900年前后湖南还相当封闭，而到了1906年，受外国影响已经很深，洋火洋油已不稀奇，三湘学人更流传“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必为普鲁士”的说法。另一方面，同为湖南人的何兆武先生，幼年在北京上学，少年时期回过一次湖南，发现“那里远不如北京开化”，但“学生的古文功底非常好，学习刻苦，且写字仍旧用毛笔，句号也是一个圈”。

蒋先生赴美留学归来（关于赴美一事，充满机缘和波折，可参考他的回忆录），在清华教授历史。对比西洋史学，他发现中国历史学固然史料丰富，却缺乏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改革。所以何炳棣回忆说，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雷海宗的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不同的另一种学派：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所以，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科学的基础”（李济之语），遂成传世之作。

蒋先生也谈到张伯苓。张氏固然太重致用之学，“xx有什么用”、“xx有什么好处”之类的问题，颇引起某些教授的不快，甚至引发李济之的离去，蒋先生对他仍是崇敬有加，因为他“超越党派亦不支持任何不正当活动”，“生活朴实又极具人情味”。抗战爆发前期，蒋先生一派主张先作好准备再行开展。张伯苓则因为南开被炸，力排“低调言论”，又因委员长“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的表态对他感激备至，四八年接受考试院长一职（由此“一脚踩进臭水沟”，成了“前朝遗老”，当然，这是后话）。

蒋先生受委员长之邀，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大抵相当于今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此等“从政”举动，众学者颇不以为然，唯有胡适能体谅，赠他丁文江的两句诗：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
上任之后，蒋先生亲赴四处调查，获取实际情况，并力图找出政府低效、臃肿的症结，从根本上改革。由此开罪四方，他的老朋友翁文灏评价他是：瓷器店中的猛牛。朋友们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既然当不成政务处长，蒋介石将他外派到莫斯科作大使。因为苏联政府严禁人民与外国人来往，在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过从甚密。英法两国武官都认为，苏联军人不够勇敢。蒋先生此行的见闻，更印证了他1934年考察苏联的印象：关于工人的训练，“一定是幼稚的工人受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宣传的杰作，这是一种可笑的阶级意识”，他并观察到，苏联的恐怖气氛更加浓重了，工业化运动导致人民生活水准的降低，而军人的吃、穿、住都比较好。
联系到束星北对苏联糟糕的印象，以及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和安德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苏联从建立伊始，宣传工作就做得很好吧。

蒋先生曾代表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唐德刚在论及胡适时说：“之前那代留学生，英语讲得都不够地道，笔者就听过蒋廷黻先生在联大的发言，乖乖，那一口宝庆英语……”。另据报载，1950年11月，我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大关于“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当时，蒋介石集团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听完“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的发言，我国团长伍修权义正辞严：“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根本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结果，“蒋廷黻狼狈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