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杂文《百姓、洋人、官》里，有一段是这样的：

最近有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发了些议论。我草草翻了一下，没怎么看进去。现在对这本书有些评论，大多认为书的内容有些偏激。还有人肯定这本书，说是它的意义在于老百姓终于可以说外国人，地位因此提高了。可能我在胡猜，但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三重的误会。其一，看到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讲道理，就觉得政府在怕洋人——不讲理的人常会有这种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二，看到海外的评论注意到了这本书，觉得洋人怕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一惊一乍，一本书有什么可怕的呢？其三，以为洋人怕了这本百姓写的书，官又怕洋人，结果就是官也怕了百姓了，老百姓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这是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隔物传功之法。这其一和其二无须我再说，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而且很没意思。其三则完全是小说家的题目，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扯淡，因为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还是怕官，这一点毫无改变。

这里头“无须再说”的道理，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国人讲过，而且更全面，更准确：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所以处之如何，总之为祸而已！

说这话的人，就是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近日读郭氏传记，唏嘘不已，每每感慨于他对世界的洞见和把握，远远超出同时代人——仅举两例：嵩焘出使英国，时左宗棠出师喀什噶尔，而英国意欲干涉，郭氏援引《万国公法》，有理有节，严正抗议，是以英国外相德尔比复嵩焘函同时，咨英驻京代办傅磊斯，促谨慎行事，勿逾越“友善之建议”；嵩焘至伦敦不久，即与使馆人员约法五章：戒吸烟，戒赌，戒嫖，戒出外游荡，戒口角喧嚷——李中堂（鸿章）访问美国，在船舱内（尤其有女士在场）公开吞云吐雾，还需由翻译解释说“在中国，这样做是礼貌的”（参见《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相比之下，郭嵩焘对时局的把握，确实远远超出洋务诸公。

汪荣祖先生的这本书，名为《走向世界的挫折》，是因为郭嵩焘的种种洞见和建议，超越时代，为主流所不容，他个人一生历经的挫折，实为中国走向世界之“挫折”；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王小波的小说，回顾郭嵩焘当年所议，目睹我国之现状，难免心生疑虑：“以理折冲”的道理，还要讲多久，才能明白？这样的挫折，何时是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