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注定是值得记忆的年份,这一年我因为工作的缘故来到了长沙,本以为离家近了可以和亲人多见面,结果却只能在年初送走奶奶,年末送走爷爷。自从2007年送走外婆之后,亲人离去的痛楚本已逐渐淡忘,不料在这一年两次袭来。相比二十岁时送别亲人单纯的悲痛,三十之后送别的感觉更多了沧桑和无奈,绵延幽远。

再见,奶奶,再见,爷爷。我时常会那么真切地记得和你们相处的种种细节,甚至讲话的语调和神态,我都记得无比清楚。一切仿佛还在昨天,然后戛然而止,只能不断重复。现在我能做的,只有想起一次,伤心一次,落泪一次。


12月15日早上刚上班,我接到父亲的电话,默默地说爷爷心脏骤停,正在抢救。一时间我只感觉天旋地转,六神无主。安顿一下情绪再打电话去,才知道知抢救无效,医生已经撤了。顿时,我泪如雨下。

甚至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11月底知道他最近血压比较高,所以住院调养。期间,我还去探望过,感觉他的精气神俱佳,还笑容满面地跟我说“你让我少抽烟,我现在已经不抽了”,我说起先请他给重孙起好名字,他欣然应许,还和我拉钩约定。哪里知道才过去不到一个星期,就已经生死两隔。听说当时他吃过早饭要起床,一掀被子即说胸梗,旋即脸色发乌,赶紧叫医生护士,却已经无力回天了。成语说“撒手人寰”,生死果真便只在撒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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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世代务农,隐约听说最早是从江西迁来,能明确知道的是到我爷爷这辈,已经在株洲住了九代。爷爷小时候,家境已经不算太过贫寒,又因为堂弟希望外出闯荡,叔叔婶婶便拿钱资助爷爷去读书,所以他有比常人更好的机会接受教育。尽管如此,生活仍是艰苦,一个咸蛋要切成8份,分4天吃完。日常饮食,更多的是豆豉拌饭,所以后来爷爷终生不再吃豆豉。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爷爷一直读到初中毕业。那个年代,普通人能读到初小(小学四年级)、高小(小学五六年级)已经不易,初中毕业就更是难得。靠着超越大多数人的教育经历,也凭着自己拔尖的成绩,他得以脱离了世代务农的命运。

因为有机会读书,所以爷爷在早年即见识了进步势力,很早就和地下党建立了联系。当时他做了什么,已经无从知晓。我知道的是,日本人来了,他这种进步学生显然成了搜索的对象。有一次他曾深伏在水田里,躲过日本人的搜索。当时日本兵喊的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小孩,出来”,是他一辈子无法忘却的记忆。

我不知道在1949年迎来解放军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我也没有问过。只是后来听说当时的故事叫“七兄闹城乡”,也就是七个年轻学生组织在一起,迎接了解放军的到来,协助做好了交接工作(因为程潜、陈明仁起义,所以湖南解放并没有太多的战斗,但局面依然复杂)。当时的他们,除去紧张和激动,应该还有些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意气吧。

至于1949年之后的历史,虽然“大”的方面我比较了解,但因为对爷爷的经历了解很少。我只知道,他不曾在任何历史运动中充当“积极份子”,而总是被时代的大潮所羁绊:1949年之后他虽然算有文化的干部,但不是在解放区念的书,所以一直不太受“组织”的信任和看重;文革前曾有机会升任副市长,在“南下干部”得势的大背景下却只得作罢;文革时期当然被打成右派,只能支援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之后本来壮志未酬,却在邓小平扫除改革阻力的“干部年轻化”浪潮中转到人大任职,主管教科文卫直到离休。想到这些,都会记得有出国的朋友曾跟我感叹,人生再怎么努力,与时代的大潮比起来,总好像狂风中的一片落叶,是只能无奈、慨叹的。

作为亲人,爷爷给我的印象,更多来自我自己的经历。小时候只知道爷爷是干部,很多人和他打招呼都叫“余主任”,但他究竟是什么主任,我只知道大概和教育系统有关系。印象里,他和我的教育有关系,只有小升初、初升高的考试。每次他都是乐呵呵地给人打电话说:“考取了,考取了。”当时我还很纳闷为何他要给别人打电话,后来才知道,为了怕我考不上好的中学,他大概是提前给教育系统的人打了招呼。所幸我成绩还算不错,初中、高中都考入株洲市二中,算是当时市里首屈一指的中学,所以他觉得很争气,也很有面子。但说实话,即便我没有考取,我也不知道他会怎样帮我。以我在同学中普通的存在,以各位老师对我的“教训”,以因为个头长期坐在最后一排的安排,我实在看不出自己受过什么优待。逢年过节来爷爷家拜年的,我见得最多的只有亲戚,陌生人屈指可数,即便有也多是之前他曾经帮衬过的人。家中我的同辈,在读书考学方面应该也没有受到他的关照,以致于长大以后我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甚至有些替其他没有被“照顾”的同辈惋惜。爷爷是读书改变命运的,他当然知道读书的重要性——2000年我去上大学,逾70岁的他执意要去火车站送我,火车开动后他还在月台上还跟着跑了一小段,那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画面。

后来我时常会想,或许当年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有追求,又守原则的理想主义者,共产党才能得了天下。大学以后我读了不少苦难的回忆,才了解到多少有知识有才华的人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多少苦难。但我也惊奇地发现,很多有过苦难经历的“右派”却和爷爷关系很好,甚至断了联系之后有人在网络上发贴表达对他的思念,希望找到他。后来听我父亲说,爷爷在职的时候,确实保护和安置过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他们是否右派。这点或许可以从爷爷保存的一张照片看出来,那是1964年他作为市团委书记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九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接见时的照片。爷爷给这张照片的题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共青团九大全国代表”。“伟大领袖”当然是那个年代的烙印,但从“刘主席”这种如今已经少见的说法中,不难窥见他的态度。

遗憾的是,对于过去,爷爷总是讲得很少。奶奶曾经有几次愤愤地提到,爷爷晋升的上报文件若干次被人阻拦,爷爷当然知道背后是谁,却始终没有开口,即便在退休之后也从未说过。“文革”中他被造反派一个耳光打到耳膜穿孔,导致晚年听力始终不太好,他也从来不说当时是谁下的毒手。在退休以后多年,我曾遇到过几次他早年帮过的人来拜年,谈起现实,他总是一两句话就点到要处,却又只局限于这一两句话。或许是看惯了宦海沉浮,也或许是为了执着于自己本真的追求,爷爷并没有“安排”我的父辈在政府机关任职,我父亲读大学时选择的竟然是仪表(也就是后来的无线电)专业,这一点截然不同于机关大院里的其他家庭。我想,这是他有意而为的选择。他去世之后,大家都说他即便一生经历不公,却没有表示出任何的遗憾,到最终在普通病房像普通人一样去世,虽然走得突然,但也走得潇洒,走得痛快。

爷爷去世之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在最老最老的相册里发现,第一张是他和奶奶的结婚照,第二张是“交通部立衡阳扶轮中学初中第四班学生毕业纪念”,拍摄年份是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1948年。这张照片爷爷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他也没有提起过要回去衡阳看看这所学校(现已改名为衡阳铁一中)。我更好奇的是,这张“危险”的照片竟然能安然度过十年浩劫,没有任何折损,只留下岁月的痕迹。可惜,这背后的故事,已经永远也无法知道了。我唯一能确认的是,照片上那个留分头、民国校服打扮的年轻人,后来义无反顾走上了历史的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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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爷爷去世之后,我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才在《湖南大事记》中看到他的身影:

1949年7月,余清源已从衡阳转来,郭镇球从长沙回乡,加上在石子头办农民夜校的管恒宽、晏树常,由郭宗元从田心机厂借了一台油印机,在廖新雨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秘密印刷所,活动在叶庆吾、叶茜牧家里。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土地改革法”、“城市工商业政策”及“告伪乡保长及地方绅士书”,在各地张贴,并通过多种渠道传送出去。在叶庆吾的积极掩护下,粉碎了敌特的多次盯哨和破坏。

算起来,1949年时爷爷刚刚20岁,20岁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投入了自己认定的事业。那么,20岁的时候在我干什么?思来想去,20岁的我实在无法和他相比,我只能敢说,20岁的我正在大学校园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史哲的书籍,刷新了自己理科生的思维和从小接受的教育——从此,我也走入了自己的新世界。

附:官方给出的爷爷的生平

余清源同志1929年2月出生于湖南株洲,1949年5月参加株洲地下党工作,195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在湘潭县株洲区政府任民政干事、秘书,1951年7月任株洲市人民政府总务秘书、财务副科长,1952年11月任中共株洲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主任秘书,1956年5月任株洲市市委文教部组织科长,1958年8月任株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11月任株洲日报总编辑。1964年3月任共青团株洲市委书记,1966年7月任株洲市供销社党委书记兼主任,1972年3月开始任株洲市教育局局长,1973年7月任株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1年6月任株洲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主任。1983年10月任株洲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1993年8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