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己的价值观,就必然有自己的态度。之前谈过很多我欣赏的和肯定的,也有必要谈谈让我反感的。所以,不妨先列出我反感的几种流行作派。

我反感的第一条是搬出“某某(古人)说过”来解释中国古代的问题。如今这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的方式,搬得出来的古人古话越多,搬得越熟练,说的似乎就越有道理,也越发证明说话人有文化。

然而,用“古人说过”来证明“古代如何”必须符合下面的前提——古人,或者说大部分古人,确实是按照“古人说”的去行事的。不过这个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在中国古代,能够认识文字,并且留传文字记录的人是少数,通常不是官宦人家,便是文人骚客。大多数人根本不识字,更不用说读书了,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和书面记载的语言大不一样——否则,便不会有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了。对于大多数不识字不读书的人而言,别说孔孟经典,就是百家学说,都相当陌生(更何况,对孔孟学说的理解还在不断发展变化)。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相信什么?可以想想白话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等,孔孟经典之类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相反,恰恰是《三国演绎》、《水浒传》里刘备讲忠厚、宋江重情义的故事,在广大人民中间流传。只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几乎不记录普通人的生活,更侧重从道德领域解读帝王将相的历史,由此强化了“(被记录的)古人都是遵照古话行事”的印象。

如果真要问中国古代什么样子?我觉得晚清的历史可见一瞥。因为此时有大量西方人士进入,留下了很多文字、绘画、图片资料。前段时间我从当年的《伦敦新闻画报》看到了太平天国战士的画像,老实说,非常震撼,超过关于太平军一千字、一万字的描述,我瞬间就理解了,为何许多“正统(文明)人士”对太平天国有着深深的厌恶和恐惧。

我反感的第二条是用古话来讲道理。似乎世间各种规律道理都已经被古人洞悉,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阐释和应用而已。

古话的很多“道理”,是在人类对世界认识不彻底、不发达阶段的表现,从逻辑到结论都未必站得住。比如君臣、父子、夫妻要遵守“三纲”的基础,就是“天有三光,地有三纲”。听起来很顺口,但是现代的常识告诉我们,“天有三光”和“地有三纲”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即便存在也无法证明。既然论据和论证都不成立,还谈何“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呢?可惜,中国古代的很多“道理”,正是以这种原始粗陋的方式来讲述、来论证的。在我看,这更像五迷三道的诳语,信得越多,脑子越糊涂。

其次,古人的很多话语不能穿越到今天来理解。这些古话诞生时的语境并不清晰,甚至断句都不确定,后人需要不断地挖掘、阐释其意义。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周秦时代,“时”的意思应当是“在一定/适当的时候”,而宋儒朱熹的解释是“时常/经常”。前者指“到了一定时候,回味之前学的东西”,更像自然生发的感慨;后者指“要经常定期温习”,隐隐有一种对后备的教诲意味。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但孔子的本意未必是“要求读书人定期温习”。更何况,后人在挖掘、阐释时,经常会夹带私货,把自己的理解,甚至当时的需要附会到古话上。要知道,这种“谶纬之学”的传统,在我国是相当悠久的。

我反感的第三条是把中国直接等同于东方。一说到中国,就是东方如何如何;一说到东方,就是指中国如何。

对近代历史地理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通行话语中的“东方”,其实指的是“地中海以东”的地区,所以东亚地区更准确的说法是“远东”。即便不去细抠字眼,“东方”(东亚地区)仍然存在着中国、韩国、日本等各个国家,文化也有明显差异。虽然中、日、韩古代有较多联系,如今却相差甚远。比如,日本纵然受唐朝文化影响较深,但当代中国和唐朝的关系已经淡泊了很多(唐朝人席地而坐,唐朝人能包容域外人士来当官,甚至“中国”这个概念也是宋朝以后才逐渐产生的),所以用“中国”替代“东方”难免有以偏概全、盲目自大的嫌疑。

把“中国”简单等同于“东方”,更恶劣的影响在于把“中国和世界”的问题粗暴替换为“东方与西方”的问题,比如本来应该分析中国在某个阶段存在的某些问题,非要对日本、韩国甚至台湾的经验避而不见,而归结到“东方”的宿命。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明中国目前的教育有很大问题,很多人却不去认真分析这种问题的来龙去脉,硬要扯“东方”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既然“东方”不灵了,解决思路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说这种做法是缺陷也好,技巧也罢,总之很多专家学者运用相当纯熟,他们通过三板斧——谈亚洲避谈伊斯兰,谈东亚避谈日本,谈中国避谈台湾,迅速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个别问题普遍化,局部问题全球化。

我反感的第四条是,扮演事后诸葛亮,以结果倒推因果链条并做出简单判断。

从最终结局倒推因果链条,并在每一步上得到“正确”的答案,以此对比实际情况并得到判断,这是如今流行的思维方式。比如近年来很多人做了很多还原历史的努力,产生了不少结果。但每次遇到这类文章,很多人条件反射似的第一反应就是:“怀念蒋公”、“蒋公千古”。没错,一路倒推下来,“怀念蒋公”确实说得过去,但倒推法真的有效吗?如果蒋公真的那么值得怀念,又怎会搞出让全国中下层人民集体破产的所谓“货币改革”,怎会毅然叫停自家公子“打大老虎”的战役,怎么会让美国政府再三对其政府的腐败失望,怎会失却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民心呢?但是如今不少人看了几篇文章,就俨然感觉自己在智力和判断力上远远高过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上至文人墨客,下至贩夫走卒,可以义正辞严斥责他们没有辨别力。这,可以算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了。

再以朝鲜战争为例,很多人因为今天朝韩两国的生活差异明显,而将当年战争划分为绝对正义/非正义的两方。可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朝鲜的经济发展速度是远远高于韩国的,且韩国有不少人逃亡北方,这又要如何解释呢?更何况,美国在韩国先后扶植了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等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独裁者,韩国人民最终推翻这些独裁者建立了民主国家。如果以李承晚、朴正熙是绝对正义的,那韩国民众的奋斗要如何解释?如果他们不是绝对正义的,我们又何来勇气把朝鲜战争分为绝对的正义和非正义呢?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最终看到的所谓“结果”,很多是由无数“现场/当下决策”叠加作用而成,一以贯之的脉络并不存在。所以,黄仁宇先生曾说,他初学历史时时常搞不懂“古人为何不那么做”(why),后来才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应该问“古人何以这么做了”(how)。“事后诸葛亮”那样从结果倒推链条上每个环节,错就错在不懂得还原现场,不懂得之前的每个决定都是在具体情境、有限信息下做出的。所以,必然会得到许多自相矛盾的荒谬结论,同时滋养出对于历史的盲目自负,同时降低对当下的判断力——不去努力理解前人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做的决定,又怎有能力和信心,在当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