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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 仔细看市场


前些年“经济学帝国主义”颇为流行的时候,网络上一些“经济学票友”在四处“叫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吗?说起来,似乎真没有什么经济学不能解释的事情。我还记得一个典型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讲道德,比如路上见到他人跌倒要扶起来?答案是:如果我们都不去扶跌倒的人,那么人人出门都必须全副武装以防止跌伤,相对这种代价,我们“理性”选择了代价更小的互助模式,这就是道德。这个解释说得通,但总让人觉得别扭,我们真的比较过“全副武装出门”的选项,然后才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吗?如果道德是经济理性的选择结果,为什么很多经济学票友又要忽略甚至否定道德呢?

别扭归别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很多解释终究还无法辩驳,其经典套路是:界定某物的所有权,然后拿到市场上出价,价高者得,这样资源就得到了最有效利用。既然资源是有限的,需求是无限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各种资源都拿来标价出售,既提高了效率,还避免了道德困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又经常看到人们对“市场化”行为有各种非议甚至抵制,许多现象似乎不是简单的“不懂市场”就可以解释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读完了在哈佛开设著名的“公正”课程的桑德尔教授的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获得了一些新鲜的视角。

《金钱不能买什么》以排队现象开头。在中国的医院里,因为挂号费很便宜,人人都挂得起号,而医疗资源又非常有限,所以自发出现了“号贩子”,把挂号炒到天价,这是典型的“以黑市应对管制”的逻辑。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做的更精致:你是贵宾,就可以享有特殊等级的服务,或者说你所在的队伍更短;你出更多的钱,就可以有无需排队、随时应召的医生。一切看来都没有问题,但这种逻辑似乎也不是到处能用的,乔布斯再有钱,再天才,最终也没有等来移植肝脏的机会,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

某些广受欢迎的公益性质的演出,也会出现炒票的黄牛,相比医院挂号,这样的行为似乎更让公众愤恨,因为明明是造福普通大众的事情,最后变成了金钱游戏。但是按照经济学的解释,这无可厚非。炒票的结果是“演出门票这种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的分配”,出的价越高,表明门票对这个人越重要,所以最终买到票的都是最迫切需要票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演出的高等级票虽然卖光了,现场却空出大把的座位,反倒是普通座位基本没有浪费。难道我们能说,买到高价票但不去的人,看演出的迫切程度要高于买不到普通票却不缺席的人?

进一步说,不同人的“出价”,真的可以完全准确反映大家的“迫切程度”?桑德尔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出价除了受到需求迫切程度的影响之外,同样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假设一个是百万富翁,一个是普通工人,两者在赚钱能力上当然相差迥异,但这种差距能不能“自然地”过渡成为其它方面的限制?假如工人非常热爱音乐,但音乐会的门票被炒高,他承受不起只好放弃,百万富翁毫无音乐细胞,却能轻松买下高价门票。这时候,我们能说“富翁出价更高,所以对音乐会的需求更迫切”吗?

还有时候,用金钱来“明确”地衡量需求,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桑德尔继续举例说,瑞士议会曾经决定将核废料埋藏在国内某个地方,民调显示当地大多数居民能接受这个安排。注意,这时候是没有经济补偿的。一旦给予经济补偿,而且补偿的额度还相当高,当地居民反倒不愿意接受了。原因在于,之前他们多少有一些荣誉感,视之为某种国民义务;提供经济补偿之后,大家的感觉变了,出卖健康换取金钱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另一个例子来自幼儿园,家长们往往不能按时接孩子回家,这段时间只能让老师代为看管,许多家长因此感到愧疚。但是改为由迟到的家长向老师提供经济补偿,接孩子的准点率却更糟糕了,因为家长的感觉变成“反正出了钱,去晚一点无所谓,大不了多出点钱”。

基于上面这些分析,桑德尔教授对“使用市场规则来解决问题,促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说法提出了几点批判:第一,它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认为不同人间的需求可以用出价区分轻重缓急,削弱轻需求,满足重需求,其实增进了总的福利,但是,这种比较并不总是成立的,出价不仅仅反映需求,还受出价能力的限制,而且很多问题上,福利本身是不可加总计算的;第二,它假设,市场规则运用之后,资源本身没有任何变化,认为公益音乐会的低价门票和黄牛炒出来的天价门票“都只是一张门票”,但是很多时候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桑德尔引述了英国社会学家蒂特马斯对英美两国献血机制的研究,美国完全采用市场机制,而英国还保留了无偿献血,从经济和实际角度看,英国的血液采集系统运行得更好,因为“血液变成商品,侵蚀了人们玄学的义务感和利他精神”;第三,它假设在当前问题上不应当动用道德这种稀缺资源,所以许多经济学解释完全“不谈道德”,或者要求“把道德留给更重要的事情”,但是,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未必需要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节约”,更何况,在某处节约下来的道德,不一定能在其它场合派上用场。

除了批判为市场辩护的逻辑,桑德尔更进一步,指出“市场规则的扩散”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基于传统的“公正”角度,金钱并不总能买来“公正”,除去前面举的分配音乐会门票的问题,还有很多其它例子,比如在环境优美的风景区乱扔垃圾,会被课以不菲的罚款,但不能因为罚了款就认为乱扔垃圾的行为无可厚非;其次是因为金钱会“贬损”原有的事物,桑德尔举的例子是送礼,价值一百块钱的称心礼物和一百块钱,我们更希望得到饱含心意的礼物,直接送钱则大大削弱了送礼的效果,但送礼人往往认为挑选礼物是件颇费心思的事情,他们更愿意直接给现金,于是礼品卡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它省去了挑选礼物的麻烦,另一方面它又避免了赤裸裸现金“低人一等”的尴尬,所以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礼品卡都大受欢迎。另一个例子是“道歉公司”,面对道歉我们本应该心平气和,可是一旦知道自己面对的道歉是别人花钱雇来的服务,任何人心里都会大为光火吧。

当然,即便桑德尔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市场的逻辑还是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源被视为商品,标上价格出售:在我们目力所及、耳力所及的地方充塞着广告;球场也纷纷开设了豪华包厢,再也不理“美国民主的一大特征就是在运动场看台上大家是不分阶级的”老传统;各种公共市政设施纷纷出售冠名权,甚至警车也可以贴上商家的标识以收取赞助费补贴开支,公司可以为员工购买保险,这样员工的死亡就可以让公司受益,家属反倒成了局外人……所以桑德尔最后写道:市场问题最终成为一个有关我们想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我们想要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待价而沽的社会里生活吗?或者说,是否存在这某些金钱不能买,以及市场无法兑现其价值的道德物品和公民物品?

对这个问题,桑德尔没有给出终极的答案,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这些分析远远强过国内无差别主张“市场能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市场原教旨派”,因为他至少提示我们思考市场逻辑的前提是什么,“市场化”之后的资源发生了哪些变化,市场和道德的关系是什么。而且,尽管桑德尔对市场逻辑提出了一些站得住脚的质疑,也有一些问题是他没有考虑,或者我无法想象他会如何解释的,比如美国就根据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设想,用雇佣兵全面取代了义务兵,战斗力似乎上升了。再者,对“如何分配稀缺资源”之类的问题,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面临“必须分配不可”的局面,我们尚且拿不出其它的可行办法,比如土地公开拍卖制度,至少切断了之前大量“内幕操作”的路?依靠道德吗?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对道德的“规范作用”基本是毫无信任的,所以在中国,市场化的程度似乎异乎寻常地快,一切都无可辩驳也无可回避地被切割、标价、出售,支持者膜拜在市场脚下,反对者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怀念起计划经济时代,而一直提不出有分量的批评。然而我想,人类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总是要解决新问题、想出新办法的。多一点像桑德尔这样的思考,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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