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相当的份量,这或许与开始得早,养成了习惯有关系。在我记忆里,大概上幼儿园不久时候,父母就开始给我各种书看。我开始学的是拼音,所以一开始看的书只有拼音,没有文字。过了一段,字认识得多一点,就开始看有注音的书籍,许多字或许不认识,但是能读出来,于是大概也知道是什麼意思。如果读出来也不懂,家里给我准备了一本字典,可以自己去学习。看到现在许多家长花在强调孩子认字上的功夫,我想起自己的父母一定是有意识地采用了“偷懒”的渐进方式,并且任由兴趣引导,让我在拼音和字典的帮助下“自助阅读”,今天想起来,效果似乎并不差。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学习使用字典,但这时候我已经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字典了,知道什么时候用拼音检索,什么时候用部首检索。而且我发现“正经”的拼音检索不够快,必须先查音节索引再看字典正文,于是逐渐锻炼出“直接从正文查询”的本领——先翻到正文某页,再比对要查的拼音和此页拼音的顺序,决定向前或向后翻阅。等到在大学学了检索算法,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叫做“二分检索”。

除去字典,父母亲还给我买了买了好几种百科全书,用得最多的是《少儿自然百科辞典》。每次去外面玩到植物、动物(大多是昆虫),或者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动物,父母亲都鼓励我去百科全书里查查,多了解这种生物。于是我逐渐知道了,描述生物时,除去描述它的颜色、形状,还必须描述它的寿命、习性、分布、繁殖等等特性。另外,每一种生物还有给科学家用的学名,而且属于一个有“界门纲目科种属”的分类体系。学名和“界门纲目科种属”的分类体系,虽然不在日常生活的范围之内,却是科学研究的利器。我当时想象的是,它们像看不见的大网,却可以笼罩万物。这种感觉很奇妙,但也让我明白分类学的作用。后来在遇到复杂问题时,常常会想在看不见的科学体系内如何“肢解”它,这种习惯大概就源自小时候查阅百科全书的经历。

到了小学二三年纪,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看各种书几乎都不用字典。然而,当时可以看的书并不多。《童话大王》是我的挚爱,觉得每期末尾郑渊结与小读者的互动特别“解气”,可惜这本杂志是双月刊,两个月才有抱抱的一本,所以家里的《鲁西西的故事》和《舒克贝塔历险记全集》被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父母亲看我这么喜欢郑渊结,还给我买了郑渊结改写的少儿版《红楼梦》,可惜我实在是看不进去,这本书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再往后一点,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郑渊结的《十二生肖》单行本,我全都收齐了,还记得最后一本是《蛇王淘金》,是整套书里唯一“一本书一个故事”的。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这套书竟然是盗版(未经作者许可)出版的,据说郑渊结先生也正是因为目击这套书的销量,才决定大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成立自己的儿童用品公司的。

而且,我还看过很多童话故事,什么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就不用说了,我还看过苏联童话、东欧童话、意大利童话。现在回想起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应该都是经过“净化”的,常常有种特别的美好,而苏联(俄国)童话写得俏皮而又活灵活现,意大利的一些童话则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热烈的情感,但是当时未必有这么多的感觉。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童话比较少,传说比较多,很多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斗倒了贪官恶霸的故事,因为当时电视上播了不少《济公》、《聊斋》之类的电视剧,这种童话对我的吸引力并不是太大。

还有一个阅读的主题是传统小说,尤其是侠义小说。大概是之前没看过《杨家将》这类电视剧,所以印象特别深,至今,满门忠烈、武官下马、文官落轿、天波杨府、金刀老令公、二郎山虎口骄阳峪等等说法,我还可以信口道来。电视剧播完,我又去单位的图书室找了《杨家将》来看,然后是《呼家将》,然后还有《呼杨合兵》等等。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后在教室看《呼杨合兵》,把老师都吓了一跳:怎么看一本这么厚的书?与《杨家将》这些”原著“相对的是,家里的世界名著都是绘图本或者简化本,看过之后印象并不深,唯一的例外是《鲁宾孙漂流记》,大概是没见过荒岛的原因吧。等我上了大学,真正学了文学欣赏和世界文学史,再回想起这段时间的阅读,不免有些遗憾,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小说,在主题和技法上比西方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不过,小学时候我也读过一套非常“奇特”的故事书,名字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是小册子。与之前我看过的所有故事书都不同,这几本书是以正在看书的“我”为主人公的,比如我记得有一本书的开头大概是这样的:今天是周六的下午(当时每周还要上六天课呢),你刚刚放学回来,家里一切正常,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你在家写完作业,时间还早,忽然你听到楼下的街道上传来“救命”的声音,而且似乎很熟悉。这时候,你选择:1)不去管它,请翻到第2页;2)从窗户往下看,请翻到第3页;3)直接下楼,请翻到第5页;…… 书里的故事很惊险,更绝的是它不仅仅给出了“多结局”——最短的历险大概只有4-5页,最长的历险却可以在书里来回跳跃,更提供了多路径——我曾经想过穷尽所有的可能,可是当时并不知道树的各种搜索算法,只好作罢。好玩的是每年寒暑假都可以拿出来看看,几乎总有新的冒险。更好玩的是,大学时候学习了文学创作中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的区别,有些同学无法想象“第二人称视角”如何写作,我却一下子就想起了小学时候看过的这套书。

在某年春夏之交过后,学校里开始下发一些新的书籍,并组织一系列活动,主题都是“警钟长鸣,勿忘国耻”,我还记得一本书的封面被圆明园的大水法完全占领了。对我来说,之前的世界似乎是充满美好、欣欣向荣的,从这以后,我们忽然发现,原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背负了那么多屈辱,似乎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顺着“勿忘国耻”的教育,我们又开始学习红色历史,购买各位革命前辈的传记。同时,社会上也开始流行《红太阳》的歌曲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我后来才慢慢清楚,也听同学说,小时候偷看在人武部的家长的资料,发现每天播放多长时间的《红太阳》原来是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套用马克思的说法,普罗大众的感情,只不过充当了某些人意志的“不自觉的工具”。

除去充当“不自觉的工具”,我读书的另一个目的是避免“白费力气”。因为在学习和做题中,我自己发现了很多规律,比如从求数字1到100的和,在还不知道高斯算法的时候,我就自己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可惜沾沾自喜不了多久,老师就要“揭秘”说历史上有个数学家高斯,发现了这个规律。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对我的打击着实不小,有时候还会被同学说成故弄玄虚。为了争口气,也为了避免自己花大力气去重新发明前人的成果,我于是花了不少时间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心里一直不平,觉得自己因为出生得晚,这类发明发现的名声都被别人抢去了。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人都是生活在具体时代的,今人和古人,发现同一条规律的难度可能相差迥异,比如哥白尼所在的15世纪,大家对于平稳的运动完全没有直接经验,“地球在运动而没有颠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再比如在惠更斯发明摆钟之前,普通人对时间根本没有精确的概念,认为“光速是无限快的”也无可厚非。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对科学前辈们就有了特别的尊重,更意外的收获是,大学的时候读到黄仁宇先生讲研究历史不能苛责古人“為什麼不做正确的选择”而应当研究他们“為什麼做了那样的选择”,我特别有共鸣。